大约公元57年前后，蔡伦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永平末年（75年）入宫做了太监。进宫之后，蔡伦做了小黄门，职位相当低。但他头脑灵活，机敏多才，做事又小心谨慎。到了公元89年汉和帝即位后，蔡伦即被升为中常侍，掌管文书，传达诏令，并时常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后来又升至尚方令，负责皇室器皿的制造，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品的机构，资金雄厚，技术完备，这给蔡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蔡伦在少年时代就对造纸有着浓厚的兴趣，做过许多次试验，虽然未能造出纸来，但却让他对造纸的材料和一些基本工艺有了很深的了解。进宫后，他看到皇帝批阅的奏章大多用的是竹简或木牍，极为笨重，也有用缣帛的，但由于成本太高。难于在民间普及。于是他利用做尚方令的有利条件，认真揣摩过去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经过长期反复实验，对造纸的原料和工艺都进行了改革。他把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等作为造纸的原料尝试造纸，这样，即扩大了原料的来源。又降低了造纸的成本。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他造的优质纸张进献给汉和帝，汉和帝用后，觉得纸张轻薄而不透漏，写起来非常舒适，对蔡伦大加赞扬，并通令推行全国。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蔡伦因造纸有功，被封龙亭侯，人们便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经过他的改进，不仅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许多，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起，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张衡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南阳西鄂一个世族大家庭，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但后来家道中落，加上父亲去世得早，家境十分贫寒。
汉和帝十二年（100年），张衡为了谋生出任南阳太守主簿，掌管文书。此间，他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长达五六千字的文学著作《二京赋》，即《西京赋》和《东京赋》，用优美的词句描绘了两京的社会风貌，用率直的言语讽刺了时势，将汉赋推向了又一高峰。
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张衡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文气象、掌管历法等事物，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潜心研究，终于写成了世界天文学史不朽的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打破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论，提出了浑天思想，并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天地的形成、结构和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还对日食和月蚀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元初四年（117年），张衡四十岁，他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张衡的另一个不朽的发明是地动仪。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的地动仪就曾准确测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东南部地区发生的地震。同年，张衡上书皇帝要求辞官回乡。但回乡的第二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便与世长辞了。享年62岁。
另外，张衡还推算出圆周率是3.1622；他在地理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绘制的地图流传了几百年；他的《二京赋》被誉为“长编之极轨”；他的《温泉赋》、《归田赋》及《四愁诗》也都称得上是传世佳作。总之，张衡的一生可谓“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出身大族，自幼饱读诗书，加上他自身的聪慧好学，很是父母的骄傲。他最爱读的是《史记》，常常被书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弄得如痴如醉，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神医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故事，不仅让他为之倾倒，更激发了他学医的兴趣。从此他四处搜集医学典籍，立志要成为一名像扁鹊那样能够救民疾苦的良医。然而，父母从没想过要他行医，而是希望他能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因为在东汉时期，行医不但不受敬重还要受到歧视。
张仲景全然不顾世人的不解和鄙视。他学医不是为了图虚名、谋私利，而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唤醒那些笃信巫术的人们。所以，他对医术总是一丝不苟，从不含糊，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总是虚心而诚恳地向那些先辈们讨教。虚心求教的态度，专心致志的精神，让他的老师们深受感动，于是将自己家传的秘技、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予给他。经过多年的苦学和求教，在张仲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内科医术已经相当高明了，在内医界也已颇负盛名。
但张仲景并未满足于他在内科医学所取得的成绩，他听说数百里外的襄阳有位号称“王神仙”的外科医生，专治疮痈达背，而且手到病除，因而人称“王神仙”。立即动身，前往拜师，见到“王神仙”后，张仲景言辞恳切，态度谦恭，“王神仙”看到仲景确为救人而行医，没有半点杂念，于是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盘托出，全都教给了他。
张仲景穷毕生精力钻研医术、救死扶伤，不图名、不为利，无论从其高超的医术还是高尚的医德都不愧“医圣”的美名。
《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连年灾害，加上诸侯混战，使得疫病肆虐。张仲景的家乡南阳地区也接二连三地发生瘟疫，很多人都因此命丧黄泉。真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专泣之哀”。10年之间，张仲景的家也由200多口人的大家族变成了几十口人的小家庭，这些人大多是因患伤寒而死。于是，张仲景痛下决心，一定要研究出治疗伤寒病的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临床经验，张仲景终于写成了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宝贵的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伤寒论》，中卷和下卷为杂病论，书中共有113个处方，个个都有奇效，因此，被后人称作“经方”。对现代中医学上的一些疑难病症也有着很好的疗效，中医学常称《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祖”。该书总结了自秦汉以来的理、法、方、药等医药理论，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基本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现在的“伤寒学派”就是由历代医家继承发扬张仲景的医学理论而成长起来的。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在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都受到很大的推崇。
建安文学
东汉建安（公元196~220年）年间和稍前及稍后一段时期的文学，统称为“建安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主要代表作家有“三曹”及“建安七子”。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了汉末的离乱，所作诗歌主要是因事而发，悲壮慷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安文学在悲壮慷慨的基调中，感伤离乱，悲悯人民和慨叹人生相联系，从而激起及时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显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品格沉郁的典型代表。这一独特的风格使它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
《汉书》
《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原书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方才完成，全书沿用《史记》体例，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并创立《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
《汉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所记史实起于汉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前206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记载了西汉230年的历史。《汉书》既记载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及长安的兴建沿革。又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汉代长安的最主要史籍之一。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字书，作者为东汉时期的许慎。《说文》原书有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还有古文、籀文（古代的一种字体，即大篆）等异体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定，和原书相比，徐氏版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为上下卷，共三十卷，收入九千四百三十一字，异体字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说文解字》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字书编纂方法。将收入的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部首编排法首次问世。许慎总结了前人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文字之法：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构造，最后注明读音。《说文》对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很有价值，因此对其考据的文人学者颇多，以清代为例，仅为《说文》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受推崇。
佛教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汉明帝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头顶上有一道白光的金人，绕着大殿飞行，忽然升到空中，往西去了。
他醒了以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博士傅毅说：“天竺有一位名字叫做佛的神。陛下梦见的金人就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一位王子放弃了宫廷的贵族生活，出家修行，创立了佛教。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把他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佛经。
汉明帝对傅毅的话产生了兴趣，他就派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这两人到了天竺以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当地人向他们介绍了佛教教义，并赠送他们佛经。
公元67年，两名官员带着两个天竺僧人，用白马驮着一批佛经和一尊佛像，经过西域，回到圜都洛阳。
从汉明帝开始，佛教正式进入中国，并不断发展起来。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马寺
白马寺于公元68年建于河南洛阳市东12公里处，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汉明帝派使臣到西域取经归来后，传旨修建这座寺院。因为佛经、佛像是用白马驮来的，故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官府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它坐北朝南，长方形的院落，依次排列着五重殿阁，即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昆卢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