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了鼓舞士气，决定亲自到各个军营巡访、慰劳士兵，好与将士们交流一下感情。于是他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带着随从人员出发了。汉文帝一行到达灞上营和棘门营周亚夫的时候，人马直驰而入，毫无阻拦，镇守将军和属下将校早已在营门外恭候多时。他们见汉文帝一到，立刻大开营门，奏响鼓乐，将士们欢呼雀跃，热闹非凡。汉文帝在士兵们的热烈欢迎下，骑马飞奔到将士帐前，等汉文帝离开时，将士们又十分恭敬地送了很远的一段路程。
不久，汉文帝和随从们来到周亚夫统辖的细柳营，情景却大不相同。只见守营将士披挂铠甲，手拿锐利的兵器，张开弓驽，拉满弓弦，营门紧闭，完全是准备作战的样子，丝毫没有迎接皇帝的意思。
面对这种情景，汉文帝派先导先跑到军营喊道：“天子就要到了！快打开营门。”把守营门的战士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没有将军的命令，谁也不敢开门。”
最后汉文帝只得下旨，周亚夫这才命人打开营门，不过他仍要求汉文帝进营门要下马，军营内不能骑马快跑。汉文帝一行只得下马徒步缓行。当他们走到将军帐前时，只见周亚夫身穿盔甲，威风凛凛地前来接驾。他见到皇帝时，只是手拿武器拱手作了揖，并没有下跪，说道：“穿铠甲、戴头盔的将士不能跑拜，请允许我军礼参见皇上。”汉文帝见状并没有发怒，而是微笑着表示赞同，并向官兵致敬。
在细柳营，周亚夫陪同汉文帝巡视了各种军事设施和布兵之地，慰问了驻守各处的将士。临走时，营中将士各安其位，也没有欢送汉文帝。
走出军门后，汉文帝的群臣都惊讶不已，议论纷纷。有的大臣认为，周亚夫太不把皇上放在眼里，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但是汉文帝说：“不，恰恰相反。我认为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以前在灞上，棘门军营看到的军队如同儿戏，他们的将军本来可能遭受袭击而做了俘虏；周亚夫却不同他的军营戒备森严，即使匈奴突然袭击，他也不可能被冒犯！”
不久，周亚夫以治军谨严有方，汉文帝予以嘉奖，并要求各营将士都要以周亚夫为榜样，严于治军。他还晋升周亚夫为负责守卫都城长安的最高军事长官。很快，周亚夫统率汉朝大军，经过激烈战斗，把匈奴赶到了长城以外，西汉的政权得以巩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提出的做人准则。周亚夫面对皇威而不屈服，依然固守心中从严治军的信条，赢得了皇帝的敬重，更赢得了胜利。恪守纪律，重要的是一以贯之、持之以恒，毫不通融、毫不放松，如此才能走向成功、走向胜利。
桥玄深明大义
桥玄是东汉时期一位著名的臣相，曾在汉灵帝时任尚书令，后来还被提拔为太尉。他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耿直，敢于和贪官污吏、盗贼劫匪作斗争，百姓都十分敬重他。
当时，常有盗贼以绑架的手段勒索钱财，许多人深受绑架勒索之苦，但往往忍气吞声，以钱财消灾，不敢与盗贼作对，使得绑架勒索之事经常发生。
一天，桥玄十岁的儿子正独自在家门前玩耍，忽然来了三个劫贼，趁无人注意时将孩子绑架了，然后向桥玄索要钱财，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就杀了他的孩子。家人担心劫贼伤害孩子，希望桥玄不要把这事告知官府，花费些钱财把孩子索要回来算了。但桥玄不听，立即报告了官府。
当地守备阳球一直敬佩桥玄的胆识与为人，马上派兵前去包围了劫贼的住处。可是，桥玄的儿子此刻就在劫贼手中，阳球担心若贸然冲进屋去抓人，劫贼会狗急跳墙伤害孩子，甚至会做出无法预料的举动；但是，如果不赶紧下手，到了夜晚，劫贼有可能会乘夜色逃脱。怎么办才好呢？
阳球一时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桥玄大声喝道：“劫贼是众人的祸害，难道我今天就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儿子而纵容众人的祸害吗？我不能遇到一点挫折、阻力，就停滞不前。”于是，桥玄再三催促阳球下令动手。士兵们被桥玄的深明大义所感动，阳球刚一下令，他们就个个奋不顾身地冲进屋内，活捉了三个作恶多端的劫贼。不幸的是桥玄的儿子已被劫贼杀害了。
人们都十分敬佩桥玄果敢坚毅、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对他深明大义的美德更是世代传颂。桥玄死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葬礼也极其简单，却受到了世人的景仰。有一年，曹操经过桥玄的墓，十分恭敬地祭奠了他。蔡邕(ｙōｎɡ)还为桥玄写了《太尉桥玄碑颂》，说他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
桥玄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其意志极其坚强，面对丧子之危仍不屈服，始终保持高尚的节操。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像桥玄一样以大义为重、遇事百折不挠，困难就不会成为拦路虎，挫折、失败也击不垮我们，成功就会纷至沓来。
苏章办案不徇私情
苏章是东汉顺帝时的一位名臣，因在朝中政绩卓著，所以就被派到冀州(今河北)担任刺史，巧的是，他的童年好友贾明正好在属他管辖的清河郡当太守。
苏章刚一到任，清河郡就有人控告贾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苏章对此事难以相信，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贾明和自己一样，从小就立下了报国安民的宏志，难道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贾明就变得如此骄横无礼，目无国法与百姓？
由于案情严重，苏章毅然决定派属下前去清河调查。经过调查，状纸上所列贾明的罪状件件属实。苏章为老朋友的犯罪行为深表痛惜，经过思虑之后，他决定亲自去劝贾明自首归案。
苏章带着衙役前往清河。安顿下来后，苏章便在官邸设私宴宴请贾明，还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童年时代的乐趣和友情。酒足饭饱之后，贾明乘着酒兴请求苏章对他多加包涵与照顾。
这时苏章收起笑容，很严肃认真地对贾明说：“今天咱们是好友久别重逢，是私事；明天我就要作为冀州刺史来清查你的问题，那是公事。公事就得公办。我听说，这些年你贪赃枉法，聚敛了许多不义之财。如果你想争取宽大处理，那就趁早坦白自首吧！”
贾明这时傻眼了，他马上哀求说：“看在好朋友的情份上，你还是放过我吧！”
苏章却不为所动，果断地回答：“我是皇上派来专门惩治贪官污吏的。如果袒护了你，我下面的工作便难以开展了。如今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如果对此放任自流，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民怨沸腾，久而久之，百姓便可能揭竿起义。那时候，国家难以安定，你我和众百姓都难以幸存。况且，你这么做也是违背了咱们童年立下的志向啊！你还是应当坦白自首。这是我的忠告。你要知道，我苏章向来是依法办事的，绝不会为了庇护朋友去破坏朝廷王法。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贾明听了苏章的一席话，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便告辞了。第二天一大早，贾明来到刺史官邸，主动向苏章呈交了坦白书，退出了全部赃款赃物。苏章核实了贾明的罪证，如实上报朝廷，贾明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不法分子是社会的毒瘤，执法者必须坚决地惩治；纵容罪犯无异于放虎归山，遗害无穷；苏章能够不徇私情，为执法者树了一面旗帜，他在无声地影响着后人。在当今时代，反腐倡廉工作如火如荼，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对身边的腐败毫不留情地批评指正，不包庇、不遮掩，我们的廉政建设将进行得更快、更好。
曹操割发代首
东汉末年，各路拥兵自重的军阀都想各自为政，一时间国内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后，担任起总理军国大事的丞相，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亲自领兵东征西讨，目的就是为了把混乱的中国统一起来，成就霸业。
公元198年夏，曹操在统帅大军出征的路途中，看见沿途小麦长势较好，谷穗金灿灿的，十分喜人。然而令曹操不安的是，由于战争频繁，老百姓都逃亡在外，成熟的麦子无人收割。曹操稍作思考便传令全军说小麦已经到了收割季节，全军将士无论是谁都不许践踏麦田，损坏庄稼，违令者一律处以死刑。同时，他又派人通告沿途百姓不要害怕躲避，要抓紧时间把小麦收割回去。众百姓听了无不欢呼雀跃，连声称赞。
大军队在曹操率领下有序前进，突然有个小校骑的马匹抵不过麦子的诱惑，把头一歪，就势啃了一口路旁地里的小麦，曹操命令立即处死小校。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那以后，士兵在行军中每逢遇到麦田都跳下马来以手扶麦，有的人甚至笼住马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有人再敢糟踏庄稼了。
曹操想不到意外的事竟发生在曹操身上，曹操骑马正向前走，一群斑鸠从路旁的灌木丛中突然惊飞，曹操的马受惊后狂奔起来，窜进了一块麦田，无意间踏坏了许多小麦。
曹操的侍从忙把马拦住，惶恐地问丞相是否受惊。曹操没有歇息，却马上把军法官叫来，很认真地诉说了自己的罪过，并要求治罪。军法官不敢治他的罪，因而竭力为他开脱责任。
曹操见军法官不治他的罪，十分生气，并说自己违犯了军法就该处斩，因而拔出宝剑就要自刎。旁边的人手疾眼快，赶忙夺下宝剑。军士们全都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千万不可轻生，因为失去他，大家就没有带兵的统帅了。
然而曹操还是执意要治自己的罪，他从旁边的人手中夺过宝剑，唰地一声，割下了自己的一束头发，掷在地上，说是以发代首，割发代罪。全军将士看到丞相带头守法，都肃然起敬。于是，军中便没有人再敢违犯军法，军纪更加严明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也应如此。制定规矩后，制定者应该是遵守纪律的表率，而不能凌驾于纪律之上，使纪律仅仅成为约束别人的工具。就此而言，带头遵守纪律应该说是一种很为重要的美德，体现着人的道德准绳和精神境界。
隋文帝严惩皇子
隋文帝杨坚虽然贵为皇帝，却仍把教育自己的孩子当作自己的职责，他常常教育他们要励行节约、勤政爱民。他还强调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隋文帝所有孩子中，三皇子杨俊功高气傲，常常以结束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的功臣自居，无法无天，恣意妄为，无恶不作。他霸占别人良田，抢夺百姓妻女，逼得老百姓无处安身，只得流落异乡。
消息传到隋文帝耳中，他非常震怒。但他念及父子之情，没有惩办杨俊，而是拿他的几个手下人开刀，杀鸡给猴看，以儆(ｊǐｎɡ)效尤。杨俊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竟依照皇宫的规格来营造自己的王府，把天下许多奇珍异宝攫(ｊｕé)为己有，抢占良家女子以充内室，供他寻欢作乐，简直无法无天。
隋文帝看见杨俊如此奢侈腐化，忍无可忍了。他知道如果再放纵杨俊，就会使君臣效尤，风气败坏，国将不国。于是，隋文帝断然下令把杨俊软禁起来。
惩罚皇子一事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将军刘升以为这是隋文帝一时气愤，时间久了定会后悔，便想做个顺水人情。于是他上了一道奏折替王子求情，隋文帝没有批准。随后，刘升又进殿替杨俊求情，隋文帝不禁愤怒，拂袖而去。
过了几天，朝廷重臣杨素也来为杨俊求情。隋文帝强调说人情能容，国法却不容。杨素只好不作声了。
杨俊见此，知道父皇是真正动怒了，自己的死罪不能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稳，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中亲自给父亲写了封认罪书，请求从轻发落。隋文帝让送认罪书的人传话说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以此为戒，不再胡作非为。杨俊知道自己死罪难逃，郁郁而终。
随后，隋文帝吩咐手下人要把杨俊的府第充公，奢侈华丽的装饰全部毁掉。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历朝历代的能真正做到的人却少之又少。如果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能同隋文帝一样带头严格遵守法律，那么法制社会的昌盛将指日可待了。
戴胄高压之下不退缩
唐太宗在位时，戴胄(ｚｈòｕ)担任大理寺少卿一职。当时唐朝的法律《唐律》已经出炉，共500条，这为审案判刑提供了客观凭据。
戴胄任职期间，秉公办案，执法甚严。他以《唐律》为判刑依据，即便是皇帝的圣旨，如果与《唐律》不符，他也不予理睬，依然照律办案。
唐太宗曾经发布了一道圣旨，说凡是在科举考试中伪造出身和资历者，要立即坦白自首，否则判处死刑。
不久吏部查出有个已经金榜题名的举子，出身和资历都是伪造的。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革去这名举子的功名和官职，将他投进大牢，交由大理寺审判，责成戴胄将这名举子判处死刑。
然而，戴胄在查明了犯罪的情由和事实后，却根据《唐律》的有关条款，把他流放到边荒去了。
唐太宗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恼火。他差人把戴胄叫进宫来，很生气地质问他为何要自作主张违抗自己的命令。
戴胄解释说他只是严格遵从《唐律》办事，害怕失职。唐太宗更加生气了，让戴胄重新判处举子死刑。
戴胄面对唐太宗的强大压力，丝毫没有退缩，他将《唐律》和皇上的命令作了鲜明的对比，在他看来，《唐律》是国家参照前朝法典，依据本朝实际，是集中众人的智慧，经过反复研究推敲制定出来的，而且是通过皇上批准才得以颁布实施的。而皇上的命令是凭一时情绪发布的，不如《唐律》那么客观。皇帝的小信用和国家的大信用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唐太宗听了戴胄的答辩之后，觉得言之有理，就不强逼戴胄改刑了，并对戴胄的做法表示了赞许。
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威权、人情都不能强加于法律之上。但是，拥有威权者往往不甘束缚于法律，囿于人情者往往希望法网网开一面，在这里，一个人品德、节操的高下廓然自现。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我们应该学法、知法、用法，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国家的信用。
包拯执法铁面无私
北宋时期，有一位断案如神、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好官，他就是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仁宗天圣五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了仕途。他一生做过许多官，小到县令，大到枢密副使，无论身负何职，他都执法如山，正直无私，被民间百姓称为“包公”、“包青天”。
包拯所到之处，当地的百姓有冤案都会争相上诉，因为他们相信包拯会秉公执法，为民请命。实际上，包拯就是这样做的。对百姓，认真查处，不偏不倚；对权贵，敢于斗争，严惩贪官恶霸；对亲戚故旧，也不加偏袒。
那还是在庐州府做官的时候，百姓闻知“包青天”到任，便纷纷赶到衙门投递状纸。包拯翻阅诉状后发现，案上厚厚一叠状纸，都是状告自己的舅舅的。原来，包拯的一个舅舅依仗包拯在朝做官，便在庐州横行霸道，抢占民田，干尽违法之事。
包拯十分恼怒，叫来当地县令询问。县令见隐瞒不过，只能承认确有此事。包拯质问他道：“那你为何不审，依法惩治？”县令吞吞吐吐地作了回答。原来，当地县令畏惧包拯的权力，不敢轻易审理有关包拯舅舅的案子。包拯心下顿时明白。于是，包拯决定亲自审理自己舅舅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