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日后被毁，当时知青们倾下了几吨水泥在这里。
又有人告诉我，“文革”结束后，百明哥的墓被用炸药彻底炸毁，只怕早已尸骨无存了。后来还有人告诉我，百明哥埋葬的位置不是在花坛这里，应是向南（也有的说向东）十几米的地方……啊，百明哥魂归何处，难道，你的灵魂至今还无处安放吗？每想到这里，我们就深感不安。
2006年5月，我和妻子三姐妹全家人又一次来到了那个花坛前，哽咽中我们轻轻捧起一掬土，放在一个小袋中带回了长沙，我们要让百明哥回家，让他与父母团聚。在购墓地时，陵园单位给了一个墓地证书，上面一栏工工整整地写着岳父、岳母和百明哥的名字。
百明大哥，从注销你的长沙户口的那一刻起，到现在有四十多年了，想不到今天竟是以这种方式，你终于取到了故乡的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让你永远合法留在长沙的资格证书！
岳父、岳母的骨灰盒分别从两处地方移到这里来了，我们从江永带来的那袋泥土，还有百明哥的一本写满了眉批、已发黄了的《乐府诗集》，也都一起放入了墓坑中。
在这里，埋葬着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三个成员，在这个望去满眼都是密密麻麻坟茔的陵园中，百明哥他们的墓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座，没有谁会去关注他们曾经的故事。
岳父生前我只见过一次面，那时我还不是他的女婿。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蒲生哥拉了我一起去百明家还一本书，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瘫坐在围椅上的白发老者。话题是从蒲生哥还来的那本书聊起的，那是雨果的《九三年》。我们一起谈雨果，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谈欧洲文学，这位老者很平和地与我们侃侃而谈，竟然谈了一个晚上。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没想到在这间破旧的小屋内，能有幸与一位有学识、思维敏捷的老人邂逅，当然更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会成为他的女婿。
我想到了岳父的人生，百明哥所有的原罪就是从这里而来。
岳父是做会计工作的，百明哥的外公原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个官员。1949年前夕，岳父遵百明哥外公嘱托替他买了去台湾的车票，并将其送上火车，没料到一个家庭的厄运就由此而开始了。解放后，正值年轻的岳父因此事被逮捕判刑数年。再之后就是历次运动中都被拉出来批斗、反复投入牢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又加上右派，直至最后失去工作瘫痪在家。
还有我的岳母，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因为丈夫问题的牵连，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反革命家属身份的种种屈辱，整个家庭的生活担子也全压在了她身上。她用她那瘦弱的肩头默默而又坚强地承担起了这一切。而对她人生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百明哥之死了。家中唯一的一个男孩，一个聪颖有才华的儿子，一个曾让她寄予了莫大期望的儿子，竟就这样惨然离去。我不敢想象她当时心中的那种感觉，那该是一种怎样锥心泣血、肝肠寸断的痛楚啊！
在我与她相处的几年中，她极少提及百明哥，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与痛苦是永远无法释然的。这种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使她忧郁成疾，还只六十多岁时就溘然逝世了。
深深地记得那次岳父出葬，她追着灵车呼喊着岳父的名字时，满怀悲怆地迸喊出了一句：“你要好好带着百明呵！”
百明哥最小一个妹妹的儿子出世后，要外婆给取个名，岳母缓缓地说：“就叫小百吧。”
这是一个深受伤害母亲的思念之情，其深沉的爱与痛，悠悠绵绵，不绝如缕。
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我去看岳母，她神色悲戚地拿出一张纸对我说，是法院送来的。这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通知，上面写着岳父的名字，内容大意是，经重新审查，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只有几行字，连句致歉的词语也没有，其时离岳父去世时间已有四五年了。
错案可以撤销得了，可是，一个家庭这几十年所经历的那一切不堪回首的痛苦能撤销得了吗？王百明那鲜活的无辜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能撤销得了吗？这些，该由谁来补偿？
──漫长的苦难历程，所能换回来的仅仅只是一纸薄薄的通知书！
但毕竟，一个荒唐年代的凄凉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虽然闭幕时也仍有荒唐。
终于该结束这篇文章了。这篇文章我写得很累，写得很沉重。越过无边黑暗，我走进的是一个已渐行渐远的时代，扑面而来的是迷离扑朔的政治烟瘴，我在心灵上努力试着与百明大哥进行对话，因而自己的情感也一次次地受到撞击，甚至有点心力交瘁。
此时窗外已依稀发白，不远处的公园内山影逶迤，隐隐可看到晨练的寥寥人影。我从黑暗中走过，新的一轮太阳即将升出。
百明哥，愿你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作者简介
郑文斗，湖南长沙人，1949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12月下放湖南省沅江，1975年12月招工回城任搬运工，改革开放后从事商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多年努力，成为国内一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现为该公司顾问。
红与黑的颠倒——三十九年前知青点风云突变回忆
魏宽达
放下手中那封沉甸甸的征稿通知，望着窗外的绵绵秋雨，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39年前。
同样是初秋的9月末，同样是下着这令人心烦的连阴雨，同样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陕西省眉县最西端的一个小村庄-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泥泞村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赶往村小学校。几分钟前，一位小学生跑到知青点告诉我，我的同学-一起下乡的知青德安从县城回来，叫我赶快去小学校见面，有急事找我。我边走边想，我同德安还是两个多月前在母校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见了一面。当时我和他都是被邀请回陕师大一附中，给1968年准备上山下乡的校友作先进事迹汇报和动员的。那以后，我在村上忙于大队实验种子农场的生产，他则在县革委会帮忙工作。今天他冒雨步行十几里路赶回来，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能出什么大事呢？全大队知青大部分都在队里参加生产，还有两位在宝鸡、西安随团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动员，不可能出什么事呀？
当我忐忑不安地推开德安的房门后，只见他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回过神来问我：“你知道一队知青的事吗？”我告诉他也只是知道个大概，怎么出事啦？！他告诉我：今天下午县革委会召开大会，吴主任宣布，一队知青前一段出的事定性为“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罪，并命令县公检法军管组立即前往该队抓捕罪犯。晴天霹雳啊，我站立不稳，跌坐在土坑上。德安摇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冷静，要挺住，想一想，这事与你有关吗？”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
1968年四五月份，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眉县各村都在批斗走资派和“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我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们依据大队革委会和队委会的安排，借此批斗之风，翻出了六七年前本队棉花失窃的积案-一个冬季的晚上，存放在小队仓库中的1000斤棉花不翼而飞，当时县公安局侦查了很长时间，终因证据不足一无所获，将此案搁置了下来。明眼人都认为是内盗，矛头直指当时的队干部。
第一生产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对重点怀疑对象-原生产队队长李生荣隔离审查。在审查中，一队知青自然成了专案组的主角。成为主角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革”的大形势使青年学生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二是下乡知青在队上无亲无故，无牵无挂，没有户族矛盾。膨胀的“革命”情绪，导致他们极不慎重地将审查室设在知青院子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涉世不深、远离父母亲人、缺少正确引导的年轻学生，在审查李生荣的过程中采用了流行的逼供手段。到7月初，李生荣一只胳膊因捆绑时间长而发青（原因是谭永宁睡过了头，没有及时给李生荣松绑），急送县医院抢救，后又转宝鸡市中心医院治疗，8月初李生荣死于该院。事情发生后，当时公社革委会委派一名公社干部和我（我在第二生产队，是全大队知青负责人）去宝鸡市中心医院索取死亡证明，医院开据的死亡证明中注明李生荣死亡原因是：病人长期拒绝饮食，脱水致死。证明拿回公社后，公社革委会认为李生荣抗拒交待，自杀身亡。公社革委会在宣布此定论的同时，对第一生产队部分知青采取的私设公堂和逼供手段提出了严厉批评。
正因为我受公社革委会委派参与了李生荣死因的调查，从而粗略得知，第一生产队知青在审查李生荣期间为了保密，没有跟其他小队的知青通气，更没有同我这个负责人打招呼；也得知审查李生荣过程中有该队队委会干部参与其中。
听我讲述完，德安长出了一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基本与你无关。至于抓人的事只能看形势的发展再说了。
同德安见面的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组冒雨进村了。当晚在三小队马房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会，全体下乡知青被要求参加会议（我们当时下乡，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下乡知青参加贫下中农会议）。
会议开始不久，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个红脸膛的干部发表了如下讲话：我们是根据县革命委员会吴主任的命令来大队抓人的，抓捕对象就是一队的部分知青。这些知青出身反动家庭，实施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李生荣。有人说余管营大队的知青是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是什么红旗？是黑旗！他们是一伙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当时在场的知青们无法接受这种攻击，群情激愤、据理力争。我公开要求发言，我说：我们全大队四十多名知青从1964年到村上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苦活累活抢着干，访贫问苦，用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接济生活困苦的贫下中农；我们组织宣传队和科研组努力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完全同贫下中农融为一体战天斗地，被共青团中央和陕西省委命名为全国下乡知青的一面红旗。你们说是黑旗，用心何在？医院证明李生荣不是被打死的，这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定论。你们凭什么说是被打死的？把你们的证据拿出来给全体贫下中农看看。说我们是小蒋介石，小蒋介石能当先进典型吗？！
那个红脸膛的干部被问怔了，他指着我大喊：你叫什么名字？医院的证明不用给你们看，你们这些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第三天开始，第一生产队知青林源生、夏伟生、谭永宁等七人被看管、隔离起来，并逐个进行审讯（当时全大队知青曾组织一部分知青赶往西安到省革委会反映申诉，但无人给予伸张正义）。几天后，谭永宁（时年18岁）在高压下偷喝农药自杀了，公检法小组放言：死一个谭永宁怕啥，还要抓出幕后操纵者和打人凶手！
大概十天后，公检法小组在大队召开公捕大会，抓走了“幕后操纵者”林源生（时年22岁，是知青小组长）、“打人凶手”夏伟生（时年20岁）。其余凡是参与此事的第一生产队知青数人除大会陪绑、反复接受批斗外，还出资受罚。召开公捕大会时，大标语、大喇叭声称我是幕后操纵者，要求逮捕我，要我到会陪绑、接受批斗，我称病拒绝到会。终因证据不足，我没有被定为幕后操纵者，逃过一劫。用那位红脸膛干部的话讲，只要查出我参加过一次李生荣的审查，就可以按幕后操纵者抓我，他还说我太嚣张了，竟敢跟公检法小组对抗！要求公社、大队对我进行批斗。因此，撤销了我的大队种子实验农场场长职务，并多次受到批斗。
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倒下了，余管营四十多名知青四年时间用辛苦换来的荣誉扫地了！此后，他们大部分人备受歧视、被打入另册，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在第五村公社驻队的军宣队黄营长听说这件事后，曾多次召开知青和贫下中农座谈会了解真相，并组织驻队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试图为该事件平反，但不知何故，黄营长突然被调回部队。全大队知青的心彻底绝望了。
随后开始的下乡知青大招工，我们这些在农村苦苦劳作六七年的老知青就因为“黑旗”、“小蒋介石”没人敢推荐，没人愿意接纳。我们中大部分拖至1975、1976年乃至1979年才返城，那时年龄最小的知青也已三十岁左右，返城后的窘况可想而知。
林源生、夏伟生在公捕一年后公审判刑2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释放。夏伟生，这位提笔能作画、吹拉弹唱具有一定水平的多面手已经精神错乱，出狱时前妻和女儿不敢相认，几年后凄惨地死于劳改场。林源生曾多方奔走呼吁，终因势单力薄、证据不足，没人给予平反。
反思那段历史，李生荣和第一生产队的部分知青都是“文革”的牺牲品。前者和他的家人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物质上的损失，留下了永久的痛；而后者，更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64、1965年几千西安知青抱着改造自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理想上山下乡。当年的追求、困惑和失落，如今变成了我们这些亲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简介
魏宽达，陕西西安人，1964年高中毕业于陕西省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因历史的原因于同年11月25日到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二小队下乡插队。1975年招工进宝鸡石油钢管厂工作，曾任该厂技工学校教务主任，现退休。
我莫名其妙就成了杀人犯
龚联宇
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我正在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当知青，是农场一百多知青中的一员。正当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小青年热火朝天地开荒、种树、筑房建设新农场的时候，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那是1969年，新到任的革委会主任李肃仁来到了五道箐农场。他上任不久就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在我们知青中间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其中血腥和残暴的程度至今说起来都令闻者不寒而栗-知青们所流的鲜血，仅仅被李肃仁用来达到染红自己顶子的个人权欲目的。现在仅从我本人遭受冤屈的一例中可见一斑。
那时的我不幸成为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不但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冤屈，身体也遭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最后差点被判极刑含冤而死。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个黑暗年代，李肃仁的卑劣、狠毒、可耻。
事情起源于农场南充女知青罗某因感情问题想不开，而在一天夜里偷偷上吊自杀了。本来这是农场皆知，清清楚楚再简单不过的殉情事件。当时普格县公安局也派了两位公安人员来调查，并开了座谈会了解具体情况，并得出了自杀的结论。一段时间后，大家已经淡忘了此事。没想到这件自杀事件竟被李肃仁制造成了一起震动五道箐农场，轰动全川乃至全国，让很多知青想起来都胆寒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案。而跟此毫无关系的我，竟被打成了该案件的首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