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经历了那场使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他们才格外珍惜今天的和谐。
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郑文斗
许久以前，立明姐就要我写篇文章纪念百明哥，我却总是迟疑着不敢下笔。曾多次听几位江永的知青朋友说过，王百明是江永知青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我想那痛，应是一道长期郁结在心中，时时揪心却又让人不敢轻易触摸的伤痕；应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却又说不清理不顺的复杂情绪。人已逝，痛还在。在这个命题前，我久久徘徊。
春去秋来，岁月的长河缓缓地流淌着。如今，我们都已到了花甲之年，岳父岳母早已相继离开人世，百明哥的侄儿们也都长大成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有些忙碌又有些平庸。还有几天，就是我的妻舅王百明大哥四十周年的忌日。整整四十年过去，又是一个纪念日到了！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只有22岁。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应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之痛，也不仅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记住，为的是观照生命，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顺利地走向明天。
为此，我写下了这篇文章，谨表祭奠。
我与百明大哥其实从未谋过面，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难后没多久的一个酷热的夏日。当时学校正处于停课闹革命时期，我们终日无所事事。学校里驻满了各种派别组织，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内，“红一线”宣传队长期在此排练节目。
那天忽听到一阵人声喧闹，还夹杂着哭声，我们几个同学闻声赶到礼堂，原来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继发生了杀害知青的惨案，一大批从这两个地区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来了。
知青们相拥而泣，群情激愤，地上摊列着一件件已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衣。不知为什么，在被害人的当中，我特别记住了王百明这个名字，也许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个遇害者，也许因听人说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许是冥冥中我与他有着一份缘。
因为我们与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们常去看“红一线”排节目。那个为纪念王百明而作、曾轰动一时的歌舞“怀抱战友”，我们是看着排练出来的，甚至我们也能哼上几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样，感叹着这些知青的命运。
没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结识了一群江永知青，他们是几经辗转落户到我们公社的。
我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听他们钦佩地讲起王百明，说他书读得好，中学时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红云诗社”，他的诗当时在师生中很有影响；还说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他会乐队指挥，曾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指挥，还会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积极投入运动。当时知青大多因出身不好，被视为“狗崽子”，而江永邻近的道县对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进行大屠杀，他却毅然从长沙赶赴江永，要坚持在乡村革命。说到王百明之死，这些老知青们总是神色黯然，扼腕长叹。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叙说里，王百明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复杂的印象，他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斗士，一个“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几分像是一个缺乏理智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回城四年后，命运竟然让我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岳母是个很热情且健谈的人，但她在世那几年中，百明大哥总是家中一个不愿提及的话题，亲人们总是小心地不去碰触这个隐痛。
即因如此种种，很久以来，百明大哥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站在迷雾深处的模糊身影。
我依然想要更进一步地走近百明哥，很想看看当年他的那些诗作，仔细倾听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心路历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家中没有留下他的任何文字。
我只看过他不多的几首诗，都是一些富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感觉这些洋溢着激情的字行，与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风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政治化了的长短句。我很是困惑，他的这些诗与我所想象的有着许多的差距。
几个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给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记的印刷件，断断续续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节都经过了裁剪，有的只是摘抄了其中的几句。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日记，期待从中能看到他超凡脱俗的思想火花，看到他长风破浪般的斗士情结，期待能读懂一位悲情英雄的心路历程。可是一行行地读下来后，我心底里不禁隐隐地浮起了一丝失望。内容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那种标准日记，从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记录中，没看到个性张扬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融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
他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他身上那种深深的原罪感。
王百明当年日记
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曾使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三年考不上大学，曾使他多次应聘工作不被采录。现实迫使他下了乡，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他极其希望能脱胎换骨，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使是被召到轻骑队这样的认可，也能使他有一种成就感。
他殚精竭虑追求的所谓认可，就是能让他享受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于是他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记中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自我告诫：
“家庭包袱依然是个大问题……历史注定你的个人遭遇是会很坏的，要正视现实……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只有苦恼一辈子了。”
“以后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唱外国歌，切记，切记。不要以自己会唱外国歌来炫耀。”
“看书，尤其是看理论书时尽量避开人家，宁肯夜里迟点睡，短几年寿也行！切记，切记。”
“不要到处鼓吹读书，讲那些文绉绉的俏皮话；不要公开谈论国际局势、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任何东西，谈的只能是穿衣、吃饭、挣工分。”
“不和人谈书，不在人前读书，不在外面摆农业书和“毛选”以外的任何书。”
“以后要宣布不买灯油，摸几个月黑，学会在黑暗中写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农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谈就是生产、学习、时事，要多跟他们谈生活、谈天气、谈吃喝、谈村里的逸事。说古道今，态度随和，不显清高。”
“多干活，多看书，少讲话。这就是你今后的行为准则。”
“要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走上层，三年就会高升，而你却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所以一切都要从长计议。要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泥土里去。”
……
读着这些文字，我不禁从心底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在这频频不断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制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唱外国歌曲、在别人面前读书、说文绉绉的俏皮话，这些在今人看来极其正常的行为，却令他有着一种深深的犯罪感，于是他只能放弃休息在别人睡了后读书，只能学会在黑暗中写作，只能和人聊穿衣、吃饭、挣工分，只能写歌功颂德的诗句。表面上他很坚强，他激情澎湃地为新生活写词谱曲，不遗余力地投身劳动刻苦磨炼自己，对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严格。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那样痛苦。在那黑色长夜中，他就像是一个艰难的独行者，踮着脚尖，万分谨慎地避绕着满布在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与陷阱。
关于这些文字，我猜想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认定自己需要赎清罪恶，以至不惜采用几乎是自虐的方式来改造自我，希望能获得一种正统的承认，所写下的都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检举揭发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体环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里写下的并非全是他的真实思想，更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种可能，我从中看到的都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从百明大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惶恐和盲目，实际上就是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生存状态中的一部分。
虽然环境是如此险恶，我却从百明哥的日记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对于农村那种仍然贫穷落后的现状、对于某些神圣的着作也有批判的倾向，还隐隐看到了他一些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不健康的小资情绪。他有很深的屠格涅夫情结，他思念故乡、向往爱情，这些情绪通过文字淡淡地、曲折隐晦地表达出来。尽管对于看书学习他深恐被人非议，却仍顽强地坚持下来从没放弃过。怕虚度时光的恐慌感特别强烈地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
有几天没看书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紧时间。仅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里看，几年时间里他已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起源论》、《美学原理》等，还涉猎了俄语、农业知识书籍以及不少文学作品，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
有精神做底子的恣意生命是所有卑微生物的希望。智者的绝望不在于生命不能重写，而在于他的生命如流星划过天空时人人都在沉睡，在于即使是那微弱的思想闪烁也无从表露。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苦难的岩缝中谨慎地生根发芽，小心地探出枝叶，在风霜雨雪中苦苦挣扎，心中却总还怀着一个梦想，他迫切地想要与长在平原上的其他树木一样，也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新的一年开始了，明年意味着生命，生命的强音要爆发在明年。”
同年九月，他又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此刻，他仿佛已隐隐地预感到实现那个梦想的日子快要来临了。
1966年，百明大哥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了那场“文革”运动。他积极参与开会、写大字报、与人开展辩论。虽已听说出身不好的知青会要遭屠杀，已在长沙的他却决然返回乡下去抓革命、促生产。
从日记上看，他应是一个极其内敛谨慎的人，一个平时连聊天谈国际形势都有顾忌的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化呢？
我试着将自己放到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时空中，去尽量设身处地地分析他的行为，我想主要应该是有以下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那一代人是在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斗争哲学的熏陶下成长的，反复观看的《红岩》、《刘胡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艺作品，常使我们热泪盈眶，深感生不逢时。而“文革”的发生，使一代人的这种渴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实际上，那时不管是哪个派别的人，参与“文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这些英雄为榜样，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无比崇高的壮举，即便是一些搞打砸抄的人，模仿的也是义和团、农民运动等榜样的革命气概。在这种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煞有介事地维护真理的斗争中，在这种一个俨然英雄辈出的时代里，有着浓烈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王百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
更深层次的是，长期以来迫切希望赎清罪行、涤净灵魂，希望获得社会认可的百明哥，将这场运动视为一场响应领袖召唤、保护神圣政权的斗争，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他想通过出生入死的努力，来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成为一名红色阵营中的红旗手，一名叛逆反动阶级的革命人，以此改变自己以前那种始终得不到信任的卑微命运。
然而，那种不可逆改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1967年8月17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那天，百明哥与另一名知青朋友正在县城的一家饭店吃早餐时，闯进四个农民，手上的鸟铳与大刀一齐对着了他们。来人喝道：“谁是王百明！”
“我就是……”百明一边应答着，一边站起来从衣兜中掏手帕。
“打死你这个地主狗崽子！”枪声砰然响起，百明大哥猝然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还在抽搐着的他，手里正紧握着一条小手帕。
枪声响过，硝烟四散。此刻，一个冤屈的灵魂，正袅袅飘升在这个贫穷荒凉县城的上空，飘升在这片他曾激情讴歌过的土地上空。天堂里多了一位知青诗人，天堂里不再会有阶级斗争。
多年以后，有人向我介绍到掏手帕的这个细节时说，也许就是他这个讲究整洁的“小资”习惯，使对方误以为他是掏武器便抢先开了枪。可我不这样以为，即使没有这个动作，百明哥能逃得过这一劫吗？
王百明的生命乐章猝然中止在22岁的那一年！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死并不壮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在他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有在这里一辈子的想法，哪怕走了59个，留下的一个也是你。”看到这里时我不禁心中一颤，没想到，他的这句话竟然是一语成谶！
听立明姐讲，他最佩服牛虻，《牛虻》的书他看过好几遍，每看一次后都要激动好几天，他一直以牛虻为自己的榜样。意味深长的是，那个曾一直把蒙泰里尼作为精神教父崇拜的牛虻，虽然发现被欺骗之后，一直都在向虚伪的蒙泰里尼发起斗争，但在他的精神深处却仍深深依恋着蒙泰里尼。革命者牛虻被当局杀死了。实际上，蒙泰里尼教父是杀死牛虻的真正凶手。
一直渴望成为革命者的王百明，何尝不是死于他的精神教父！
2003年一个暮春的早晨，我与蒲生、风雨人生、师嫣、曹夫子等几位好友来到了江永县政府的大院，百明哥就埋葬在这个坪内的一个花坛下。机关里还没开始上班，晨风轻拂，四周静寂无声。我们放上鲜花，将酒洒入泥土中，向百明大哥深深地三鞠躬！
按一般习俗我们还带来了冥纸与蜡烛等，但在这个机关大院中觉得有些不妥，当天下午就在江永千家峒的大泊水瀑布前，我们燃起了这些祭品。鞭炮响起，青烟袅袅，五月的鲜花开满了山野。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我默默祈愿百明哥灵魂安息！
蒲生告诉我，那天百明被枪杀后，被人草草塞进一口薄板钉成的箱子里，与另一个同一天被杀的富农一道，胡乱埋葬在县城外乱葬岗浮土中。三个月后，重返江永的知青为他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并将他的遗骸取出，深埋到了县政府大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