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山上没有电，所以，我们都要轮流背谷子到山下去打米，一些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也都要从山下背上来。上黄家山有两段特别陡的坡叫“白庙”，由于坡太陡，又是一坡光溜溜的石板，只有一些用凿子凿出来的浅浅的阶梯，也只能放进去大半截脚掌，所以背东西上山在这里根本没法歇气。我们每次背东西爬白庙那个陡坡，腰几乎都弯成了90度，后面的人低着头爬坡，只能看见自己头上、脸上不断往下淌的汗水和前面的人流在石板上的汗水。即使是冬天，衣服也被汗水湿透，连棕背垫都是打湿了的。夏天，背兜的绳子好像勒进肉里去了，只好用双手使劲把背兜底往上抬。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完一段石板后，才有稍微平点儿的地方可以用打杵子撑着背兜，伸起腰，抬起头，擦一把汗水，长长地出一口气，接着又开始爬第二段坡。有一次，大家坐在石板上歇气，刘鼎一边掐汗衫上的虱子，一边眉飞色舞地讲那些历史故事和典故。忽然，他躺到石板上，不说话了，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神情伤感地说：“看来，这辈子要想当个文学家、史学家是不可能的了，只有等到下辈子再说了，还是觉得太遗憾了。”过了一阵，他猛地站起来，说：“算了，不想了。”转身捡来一些枯树叶，抽出刚在公社买的火柴，点燃那些枯叶，又突然脱下身上那件爬满虱子的汗衫，把它丢进火里烧了。他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堆灰烬，为了不让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流出来，又赶快把眼睛闭上了。我们都沉默着，没人说话，心里很害怕，也很无助和无奈。看看四周望不到头的重重大山，就好像是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希望。至于未来，谁都不愿深想，听天由命吧。大家心情沉重，默默地背起背兜又继续爬山，只觉得背兜越来越重，脚步越来越沉，回家的路越来越长。
我们十几个女生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房上的瓦盖得稀，遇到下雨下雪，雨水、雪水就顺着瓦缝流进来，黄泥巴的地面本来就坑坑洼洼的，现在就成了一个一个的稀泥巴凼凼，我们穿着胶鞋、统靴在屋里走，就像是在踩瓦泥一样。因为怕床被打湿了，我们把下乡时包铺盖卷的大塑料布盖在床上，晚上睡觉就钻进塑料布下面，从头到脚都遮起来。
有时候就在铺盖窝里唱歌、吹口琴或者讲鬼故事，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是毛骨悚然，吓得一阵阵惊叫，也不管从房顶上滴下来的水又顺着塑料布流到地上。如果忘了把鞋放到床下去，第二天起来，鞋里装的都是水。有时没完没了的雨要下半个多月，屋里又冷又潮湿，床上是潮的，床下还长了菌。林场就派了几个社员带着我们做瓦烧瓦盖房子。烧砖瓦的窑点火以后就不能熄火，要不停地往窑里加柴，否则一窑砖瓦就全报废了。刘鼎主动要求去守窑，白天黑夜不睡觉，硬着头皮干，几天几夜累下来，人瘦了一大圈，脸也熏得黢黑，他却没有一点儿怨言，反倒认为这是对他的锻炼和考验。
1967年的下半年，林场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我们经常“放饭假”，没有饭吃。10月份，即将进入冬季的时候，大家都先后离开林场回重庆了，只有刘鼎和另外一个同学还始终坚持守在黄家山上，没有下山。那时，早就已经没有一颗谷子、一颗麦子了，每天只有靠洋芋充饥。几个月以后，有人回到林场，看见刘鼎的样子，都不敢认他了：蓬头垢面，脸色发青，头上的乱发像一堆枯草；穿的那件下乡时发的“劳改犯棉袄”又脏又破，扣子也掉了几颗，腰杆上捆着一根葛麻藤，脚上的烂解放鞋糊满了稀泥巴；背着一个大背兜，独自在大山里转，边护山边割草喂牛羊，还高一声低一声乐呵呵地吼着跟社员学的山歌。
1968年春节过后，我们林场有些男知青回到巴中，住在县城里，同其他林场的知青还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一起加入了巴中的武斗。热血沸腾的刘鼎，这时也下山来“誓死扞卫革命路线”。
巴中那边的武斗开始后，信也不通，我们在重庆只偶尔听回来的同学说打得很凶。5月下旬的一天，在街上碰见刘炯贤，她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刘鼎被打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希望这只是个误传。后来，才听当时在场的同学讲了那天发生的悲剧。
196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的晚饭后，刘鼎和几个知青在巴中县城的一个招待所里休息、闲聊。他照例又是站在屋中间，挥着双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旁边床上坐着的人在玩一支半自动步枪，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惨剧瞬间发生了。只听见刘鼎“哎哟！”一声，停在半空中的那双手一下子捂住左边的大腿就蹲下去了。顿时，鲜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涌出，他痛苦万分地倒在了血泊中。大家都吓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醒悟过来，应该马上送医院抢救。但谁都没有经验，手忙脚乱地背起他就从三楼往下跑。有人赶快冲到街上拦了一辆大卡车，还找来一把椅子放在车厢里，扶着他坐着。他脸色惨白，鲜血顺着他的大腿往下流，房间、楼道、椅子、车厢，留下了一路血迹。万分不幸的是，医院里空荡荡的，没有医生，连个人影都没有，都躲武斗去了。晚上九点多钟了，好不容易才从四处找来了医生，可医院的血库里又没有血。几个人完全都急疯了，就在广播上去喊，这一下，在巴中城里的认识和不认识的重庆知青有十一二个人都拥到医院来献血，我们林场的邓世儒也给他输了220CC血。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那颗不慎走火的子弹，从刘鼎大腿的外侧穿进去，打断股动脉，旋转着从大腿内侧飞出来，出口有饭碗口那么大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折腾了这么久，到深夜十一点多钟，刘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在巴中县人民医院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战友睁着双眼静静地死去，都禁不住号啕痛哭。后来，他们说，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刘鼎那双死后还睁着的、充满着极度惊恐与绝望的眼睛和半张着的嘴，可他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
那段时间，我没有回林场，在住家的校园里有时能碰见刘鼎的妈妈，每次她都焦急地向我打听她儿子的消息。以前，我都说不知道，可现在能告诉她实情吗？看着她担忧、焦灼的神情，我怕她受不了这么残酷的打击。心想，还是给当母亲的留下一个盼头，不要让她就此绝望吧。于是，我仍然说不知道。可从那以后我总怕再见到她，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我不愿对她撒谎。
那一天，我终于还是碰到刘鼎的妈妈了。她急切地一把抓住我，还没开口说话，已是悲泪纵横。我心都揪紧了，知道再也瞒不住她了。她使劲捏着我的手，声音哽咽地说：
“你咋个不给我说实话呢？”我不敢看她那哀伤的目光，又难过又歉疚，低声说：“对不起，刘师母，我不晓得啷个给你说。”我突然发现她已经苍老了许多，头上白发更多了，满脸憔悴无神，本来就矮小的个子更加瘦小了。我不能想象她最初知道这个噩耗时的情景。看着她佝偻的身影、蹒跚的脚步，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痛，一忍再忍的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淌下，连一句安慰她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几年后，我顶替母亲回到学校工作。有一天，刘鼎的妈妈来找我，她说的一句话吓了我一大跳。她要我托人把刘鼎的骨头给她带几块回来。我惊愕地望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她想去，但实在是走不动啊。我知道，刘鼎的爸爸还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她也年老体衰，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去找回儿子的尸骨呢。失去儿子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却又那么无助无奈，我想让她在心灵上能得到一点儿安慰，就犹豫着点了点头。
我赶紧去找大家商量怎么来办这件事，可听到的消息更令我大为震惊：刘鼎死的时候是5月份，天气已经热起来了，由于当时还在搞武斗，形势又紧张，停放几天后，下葬时尸体已经肿胀了，他的个子又高，勉强才塞进棺材里，连盖子都盖不严。大家急急慌慌地在林场我们住地旁边的土坡上挖了一个坑，将他下葬了。1970年清明节，谢宝渝去给刘鼎上坟，还立了一个石碑，邀请知青肖民仆用凿子刻了“刘鼎同志之墓”六个字，并涂上了红油漆。林场撤销以后，大家都下生产队了，没有人再到林场去上坟培土了。不知什么时候，那块墓碑已经被社员挖出来抬去修了猪圈。而且，因为当时坑挖得太浅，上面盖的土又薄，几场暴雨过后，坟上的泥土被雨水冲走，一群野狗把坟扒开，把尸骨都拖走了。
天哪！太悲惨了！怎么会是这样啊！我简直惊得目瞪口呆。我怎么去给刘鼎的妈妈说啊，还是只能撒谎了。我只好对她说，同学们都离开林场了，那边已经找不到人了。
后来，刘鼎的妈妈离开学校住到成都去了，我却又想再见到她，想好好跟她摆摆龙门阵。不久，她病逝在成都。刘鼎的父亲在学校病逝后，我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愿他安息，但我知道，两位痛失爱子的老人，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现在，每次我们同学聚会，都要提到刘鼎，有人说他下乡前不该表那个决心。
刘鼎兑现了他当初的誓言，他没有回来，那个荒谬和疯狂的时代吞噬了他。从他满怀真诚与激情踏上那块土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他那19岁的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大巴山上。
离我家不远的沙坪公园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处据说是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园，埋葬着四百多名当年重庆武斗的死难者。好几次，站在阴森潮湿、乱树斜枝、杂草丛生的墓群中，阵阵冷风吹得我心头发颤，内心一片悲凉。“独留青冢向黄昏”，那些同样是在那场葬送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革命”中战死于花季雨季的长眠者，尚有一块青草做伴的墓地，让人们来此追念。而刘鼎呢？他那孤独凄凉的冤魂在大巴山的山野间永远地漂泊，无所依托，无处寻觅，只有在那张当年学校欢送我们上山下乡的合影上，还能看见他憨憨的模样……
作者简介
龚增玓，女。1965年毕业于重庆八中初中，同年10月下乡到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公社莲花山林场。20世纪70年代初调回重庆。现退休。
小草
董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