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我们到了普格县拖木沟区。由于这一行知青来得太急，五道箐农场的干部还来不及安排。他们就临时把半山腰一个破烂的配种站打扫出来，分成男女两大间寝室。几十个人就睡在用木棒搭成的通铺上边，翻身都要喊一、二、三。房间用竹席子四处围了一下，房顶的旧瓦勉强能遮风雨，室内充满了猪牛羊的屎尿臭。
八月的凉山秋高气爽，山上长着野菜、野花，还不时看见大朵大朵黄灿灿的野黄花。
虽然住在臭烘烘拥挤的大棚内，但初到这儿，心里充满了幻想和热情，心情还不错。
凉山五道箐农场有二百多人，主要由五部分组成。有原来的拖木沟林场留下来的十多个老工人及家属，他们是农场各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人都朴实勤劳没什么文化，每家每户都有四五个孩子。还有十来个1965年大学毕业学农的技术员，他们每月五十来元工资，是农场的干部。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万县人，他学的是园艺专业，大家喊他应大汉。他热情地教我们学习果树剪枝和嫁接技术，教我们如何栽培梨子、桃子、苹果。另外有十来个随我们一道来凉山的郫县青年农民，也都具有农民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大概只有小学文化。另外是111个成都知青，57个南充知青。南充知青中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有的只写得起自己的名字。在农场里，当然知青的地位最低。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农场内工人、干部、知青的思想越来越混乱。这个农场本来就是一个筹建农场，以后还办不办？五道箐农场处在一个深山夹皮沟里，交通极不方便，严重缺水，土质很差，开垦面积有限，根本不具备办现代化农场的条件。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知青们不甘心长年累月重复单调的体力劳动，想念亲人思念家乡，思念文明、文化生活。这些想法一天比一天强烈，知青们成立了“12·20”造反队，农场渐渐瘫痪。
1967年初，我和一些知青朋友回到成都。
这年二月，我和知青朋友到了北京，住在中国农业部，接触了一些到北京来造反的省内外知青。知青们共同的心声是，在农村干没有前途，想要回自己的户口，想回城，不想在农村、农场务农了。
回到家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上山下乡的真正含义。在家中闲耍，我成了一个无工作、无粮食（因为当时实行粮票制）、无户口、无地位的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考上了川大数学系，她经常要从我们家的门口经过。每次只要迎面碰上，她就赶快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询问几句。老同学虽然表现出热情、关心，但话语中的同情，更使自己悲从中来。与老同学见面之后，精神就像受到刺激，几天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住在家里，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带回的粮票有限，成都只有妈妈一个人的粮食定量，逼得妈妈常常找她的朋友要粮票，有时买黑市粮票来对付。后来1964年下乡的妹妹也从会东县回来耍，带回不多的粮票和钱。妈妈当时只有六十来元的工资。我每月有17.5元，这点钱要供养三个二十来岁的孩子，米面油不够吃，有时就买些四季豆、豇豆、洋芋、南瓜来充饥。
母亲供职于川大图书馆，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书籍，从小便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在成都吃闲饭的日子，我有更多的机会阅读中外名着。有两本书是我比较喜欢的，其中一本是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海狼》。
这两本书主人翁强者的形象、坚强的毅力、不向困难服输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古典诗词也是我的最爱。这段时间，我还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两本唐诗、宋词。随后我把喜欢的一些书和诗词的手抄本带回了农场。1978年，我能在32岁上（为报考大学改小了两岁）挤进南充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大门，跟我当知青时热爱阅读不无关系。
我下乡之前生活和读书的环境很单纯，也比较封闭，接触社会很少，只是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完全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母亲在我五岁半时就与他离婚，我们三姊妹由母亲一手抚养大。我从小学习认真，工作积极，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干部，高中担任学生会干部。读高中时，我喜欢看《中国青年报》，常常把励志文章中的精彩句子用红笔勾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听到别人说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认为这人思想反动。在高中阶段我一直积极争取入团，立志背叛家庭，走革命道路，但就是入不了团。1964年，妹妹没有考上高中，母亲到处托人好不容易为妹妹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我却坚决支持妹妹下乡。妈妈的心在滴血，但女儿们全然不理会这些。
我下乡之后，特别是到了大凉山的普格县，才知道走出了繁华的城市，中国还有好多破败的中小城市，更有当时只有一条街的普格县，只有几排用石灰刷过的干打垒的平房和一所小学、一个篮球场兼晒坝的区政府。中国除了有都江堰的水滋润的出产丰富的成都平原，还有大量因缺水长满野草的黄土山坡。这就是我们农场的所在地-五道菁乡。
荒凉的五道菁乡同川大的人文环境、美丽的校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普格县是一个彝汉杂居的县城。彝族多半住在山坡上或山上。那时这里比汉区落后很多，农民的住宿条件、卫生状况都很差，彝族同胞更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曾到过普格县插队知青家去耍，就在我们到达的当晚，就发生了农民和知青的斗殴。农民并不欢迎插队知青，知青和农民的矛盾很尖锐。
农场瘫痪后，知青们到农场办公室找出了我们的档案。在我的档案中有这样的批语：“出身剥削阶级，不宜录取”。我们农场有一百二十来个成都知青，1965年应届的高中、初中生中，有不少是关、管、杀、地主、旧军官、右派……的子女。这些都是被当时的阶级路线、唯成分论打入另册的青少年。我们中多数人都是学习优秀，勤劳肯干，遵守纪律，很有上进心的学生，是愿意为祖国的建设效力的有用的人才。我真想不通，政策为什么不要我们升学？国家为啥要抛弃我们？为啥要这样对待我们？
在成都闲住的日子，我的一个好朋友、老同学、老邻居从攀枝花市回成都来探亲，顺便来看我。她当年因出身问题也没有考上大学，但就是不愿下乡。当时我认为她思想太落后了。这次见面，她谈到了自己如何躲过下乡动员，与妹妹一起到了攀枝花市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去当了名教师。谈到她的工作、工资和个人问题，她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相形之下，我为自己一腔热血积极下乡、现在是一名知青而深感自卑和沮丧，才知道自己当年多么不懂得社会、不懂得生活，多无知、多幼稚！我终于明白报纸上和学校的宣传完全是谎言！我们是被愚弄了。
我真是对不起含辛茹苦养育我们成人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妹妹。我的妹妹16岁就下乡，那时，哪个人不称赞她长得漂亮，真是一枝含苞待放的花。她体质不好，性格软弱，在艰苦的大凉山会东县插队八年。她一辈子命很苦。正如人们常说的“红颜女子多薄命啊”！
在这农场五年多的时间里，干得最多的就是开荒改田、起田坎。我们的主要成绩就是把场部前的乱石冈改成了梯田。锄头、钢钎、簸箕、扁担是我们每天的工具。几乎每锄挖下去都是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的用钢钎拗，小的用锄头挖。用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垒成田坎。在劳动中我的手常常打起血泡。
五道箐农场虽然名字叫农场，但实际上仅是一个筹建单位，一切管理还未走上路，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66年分来的大学生的工资比我们高，地位比我们高，但同样不安心在农场生活，同样对前途、婚姻、家庭感到茫然。每一次回成都探亲之后再返农场，我们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大家交换回家后的见闻，有不少人说宁愿回成都扫厕所也不想再在大山中待了。
有人说我们是“高级知青”，因为我们毕竟有17.5元的工资。在农场期间，我们的口粮到粮店去买，连蔬菜也要到附近农村，甚至到荞窝、西昌去买。由于蔬菜缺乏，我们早餐常吃炒盐就稀饭，中午晚上常吃南瓜、萝卜、白菜，经常不到吃饭时间就饥饿难耐，于是工间就跑去食堂舀碗米汤来充饥。
除了改田改土，我们不时要到螺髻山上去砍竹子、砍柴、拖木料。起初上山，觉得很新鲜，天刚一亮队伍就出发了。我们背两个馒头、一壶水、一把砍刀和一根绳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走累了，在大石头上休息一阵又走，汗水打湿了衣衫，模糊了视线。我们钻进了原始竹林，走进了原始森林，登高远望，真是“一览众山小”，亲近自然的豪情油然而生。多次上山之后，失去了对山的新鲜感，更多体会到的是上山砍木料的苦和累。特别是砍了木料之后，往回拖的路上汗如雨下，疲惫不堪，饿得有气无力。天快黑了，可是离家的路还远……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出这荒蛮的大山啊！
1968年后农场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期间，知青们以各种方式来打发白天和黑夜，来消磨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我和许多女知青一样学会了挑花绣朵做枕头套，学会钩花做窗帘……部分男女生喜欢下象棋，相当一部分爱好乐器，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其中拉二胡的最多。搞乐器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在晨曦中，在月光下，由起初的“杀鸡杀鸭”声，经过几个月的操练，不少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有的已进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农场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能歌善舞，常到周围社队、普格、荞窝等地演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这儿没有电，每天晚上点煤油，晚上的活动就是唱歌、拉琴、讲故事、发牢骚，早点睡。
这儿很长时间没有凳子、椅子，几乎每间寝室都有几个表面光滑的大石头用来代替独凳。
我们可以坐在石头上，以床为桌写家信，坐在石头上洗脚。这儿没有报纸，98%的人没有收音机，只有靠家中的来信得到点大山外的消息。当你走在公路上时，真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感慨。
大家在这赤贫的物质生活和赤贫的精神生活中混着，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明天又是今天的翻版。在这深山沟中我度过了20到24岁的生日。这是本该学习、工作的宝贵年华啊！我们这辈子就在这大山中生活吗？看不到一点希望和前途，不敢想象恋爱和婚姻。我对周围的一切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冷淡，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心情，似乎已看破红尘，我的心已经老了。
1969年5月凉山州政府派来了军宣队，而后又派来了革委会主任李肃仁。他来农场之后，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立功心切的他昧着良心，大整知青，整出了杀人集团、偷盗集团、收听敌台的反革命集团、造反派坏头头等等。一个才二百来人的农场，就有八人被打入大狱，有的被关押长达10年之久。当时的农场真是一片杀气，搞得鬼哭狼嚎人人自危，整得惨不忍睹。
1970年11月1日，我们一行十多人，首批离开了荒凉、恐怖、血腥的农场。不久，农场解散，知青被安置到了拉克铁矿、乌坡铜矿，十来个大学生和老工人都安排到了普格县农业局等单位。这样，拖木沟又恢复了五年前的寂静。但是五道菁农场的一切已深深地铭刻在这一批人的心中，永远无法忘却。
作者简介
蔡源远，1965年高中毕业于成都七中，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东5中队学员。
不应忘记的少年沉冤
杨兴全
1965年9月，秋老虎肆虐，天空异常沉闷，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这时，四川省南江县安置办公室，首次向全县各知青林场发来通告，要求各林场认真学习通告，每位知青必须写一份心得体会。
通告如下：
通告
陈春明：男，汉族，年龄：15岁。原南江县长赤区红光公社红光林场重庆籍知青。此人在重庆时整天在社会上鬼混，周身沾满社会恶习，在下乡到红光林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贯好逸恶劳，不但没有改掉以往的坏作风，反而变本加厉，伙同林场其他知青不务正业破坏生产，经常调戏女青年，流氓成性，并企图强奸本林场知青陈××。幸一老场员从屋外路过，陈××才得以逃离他的魔掌。这作风极其败坏的坏分子，现已被公安机关以强奸未遂罪逮捕法办，判处三年劳动教养，被清除出知青队伍……希望广大知青认真学习，讨论此通告，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更希望那些不积极生产，不务正业的一小撮人悬崖勒马，认真反省，争做新时期的新农民！……天！才15岁！那时的知青都那么纯真，就如同一张白纸，他才这么小，能懂吗？
接到通告后的当晚，我所在林场就召开批判大会。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声讨、咒骂陈春明（以下简称春明）这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居然对同来的姐妹下黑手，根本就不配做重庆人，太丢重庆人的脸了！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早就该清除出知青队伍了，有的知青甚至写信要求加重处罚……我们几个认识春明的同乡知青心情很是沉重，在慷慨陈词的背后更多的是疑虑。事后得知春明是被某些人给黑整的，但却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转眼12年过去了，1977年春节，我回重庆过年，偶然遇上春明，看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瘦弱微驼的身躯，我的眼眶湿润了。当握着他那满是老茧的双手，望着他红红的眼睛，两条汉子当街紧紧相拥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在他耳旁轻轻说：“兄弟，现在好吗？当年你为啥要那么傻呀！为啥不上告呀？”春明紧紧地搂着我，呜咽着对我说：
“二哥，我冤啦！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啥事你都知道，我会是那种人吗？更何况那时懂这些吗？那时我家刚迁到北碚黄桷街道不久，就下乡了，在南江没待上一年就把我抓了，判了三年劳教后，就给弄到宜宾修铁路，一修就是12年呀。年年上诉可全都石沉大海，自己被如此冤枉有时真想不通，最初还曾想到过自杀，可死了这不更说不清了吗？黑锅不就背定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直到现在。我也是刚被释放出来，我一定要告到底，让他们还我清白。这些事林场的其他几个知青都知道，哪天你碰上他们问问就明白了。”接着春明就把他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这是一起因私欲、妒嫉所导致的冤案。
当年重庆北碚黄桷街道的这批知青下乡，到的是四川省南江县长赤区红光公社林场，大家来自同一街道，自然关系特别好，很是团结，相互照顾，如同亲兄弟亲姐妹。春明下乡时还不满十五，人又小又机灵，大家都喜欢他，更加照顾他，称他“小调皮”。林场有一女知青陈××，由于都姓陈，所以关系特好，陈××就像大姐一样关心、爱护着春明，春明整天姐姐长姐姐短地围着陈××转，活像跟屁虫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