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会上气氛很紧张，上午发生的事情，果然被姐夫提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他是当秘书的出身，嘴上的功夫很厉害。我胆小的母亲躲在学校里不敢回来参加会议，只有我自己能为自己说话了，我决定作最后一搏！当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我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回击。这是我自从1968年秋天含冤受屈以来所有情绪的一次大爆发！在诉说了他在我家表现的点点劣迹后，我大声对趴在窗户上伸着头的、站在我家房门外的听众说：“大家看着我在这小巷里长大，我不是他们说的“黑人”。”又对这些神气地坐在我家里，发言时警告我“二十多岁的人了，应该到乡下婆婆家去安家落户”的“领导”们说：“我还没结婚，没有婆家！我有单位，我的户口在单位，只有单位有资格来管我！”我指着屋子里坐着的居民小组长说：“1958年春天，我还和你一起参加过居委会组织的下乡支农，当年12岁的我当了劳模，你为什么没挂大红花？”我指着姐夫说：“这里是老虎窝，你干嘛赖在这里不肯走？这可是我父亲的房子！”当时，他正得意地用右手掐着纸煤子，左手端着水烟筒吸旱烟，脚下面趿拉着一双旧布鞋。我气愤地说：“如果说你我之间是路线斗争，你这样子就是旧社会那些大烟鬼！哪像什么贫下中农？”门外有一个老者大声说话了：“管什么成分，岳母娘没死，姨妹子还轮不到你当姐夫的来管！在岳母家打人你还有理了？”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这场精心策划的闹剧也就草草散场了。
我姐姐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无奈，说我不是说他更不行，于是牵着两个小外甥，跪在天井里朝天发誓：“天啦！你要报应别报应我和我的两个崽，你去报应他吧！都是他想出来的主意。”经这么一折腾，那些人不敢再惹我，也没人三天两头到我家来逼我下乡了。
1970年秋天去农场锻炼的男友回来了。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父亲被他原来劳改的“五七干校”遣散回来，家里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家里那位贫下中农，却因在单位搞派性斗争被搞得焦头烂额，东躲西藏，顾不上和我进行路线斗争了。
1972年9月30号，我带上半岁的儿子第二次离开了我的家，到矿山我的户口所在地去了。
1972至1980年间我在湖南一个铅锌矿里生活了整整八年。我曾不顾丈夫的极力反对，拖着怀孕的身体和浮肿的双腿，坚持参加矿山家属服务队的重体力劳动直到孩子出生。我也不定期地到子弟学校去代课，哪怕只要代一个星期我也去。我的工作质量和态度得到了家属队和学校的好评。当1976年矿山里决定从职工家属和子弟中招收40名大集体工时，我被家属队推荐并被矿山录用了，同时安排在子弟学校以工代教。
1980年，许多教工子弟顶职到了教育系统，而我母亲的退休指标却被某些人利用职权占用了。等我高高兴兴回到家乡才发现自己又成了失业者，与相关人员多次交涉的结果是先当代课教师。两年后我通过考试转正了。从1965年到1982年，在经历了17年的艰辛后，我总算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来了一份正式工作。虽然工资低得不能与我的教龄和教学水平相提并论，虽然这一切来得太迟太迟，但是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后，我已经不奢求工作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了，所谓“古井无波”大概也就是这个心境了。
当我倾尽全力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后，当教师的地位开始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后，当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并且开始有了小小的辉煌后（1982年后，我是湖南省《中学化学园地》的特约通讯员），上天又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5年，落实知识分子（我是知青，不能算知识分子）政策成风，我不无遗憾地丢下了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和我的粉笔，再次背井离乡，来到丈夫工作的单位湖南省冶金干部成人中专，换回来的是一家人的团聚。
在这所学校里，因为没有大学文凭，我只能在教学资料室里为他人准备教学资料。
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我曾坚持自学了三年《社会学》专业，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新站上讲台，为学员讲课。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锅饭”开始被砸烂，靠吃工厂而发迹的堂堂省级干部学校，辉煌了十年后一下子瘫痪了四五年，在1999年夏天终于被下级单位兼并了。在我2000年退休时，工资卡里面没有了所有与教师有关的部分，退休证上“曾经职工（职务）”一栏还原成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无情的空白，只有我的老户籍本上记录着我曾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人民教师！
1972年上半年，农工调往矿山还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丈夫所在的矿山主动与园艺场联系我的调动。可是，园艺场竟然在我的个人档案里面塞进去“文革”冤案中那些没有正式结论却能置人于死地的内容，让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丈夫一气之下打报告到园艺场要给我办辞职。当时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得到消息后立刻向场部表示本人坚决不同意辞职。可是，园艺场竟以我丈夫的要求为准，把我和孩子的户口立马迁到了他工作的矿山。
1973年，被遣送回家在居委会蔬菜队劳动改造三年多的父亲已经回到了石门县教书，我的事情却一再被搁着，场里没人为当年的错误承担责任。直到1982年，我因转正为国家教师时需要工龄证明，才由我的知青朋友黄家珍找到园艺场的新书记杨士迪先生开出了正式证明。此证明在退休时为计算连续工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收进了我的个人档案。也是在那一年，经杨书记批准，园艺场为当了三年“黑人”的我，补发了拖欠八年之久的生活补贴费600元。记得当时还附来了一张表格，里面有一栏是要填写对补发生活费的态度。我不假思索，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损失国家补，给多少我不计较。我的祖国十年的损失谁来补！”
2000年5月，当单位为我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我档案里面的工作时间没法连接。
从1972年起，我先后在三个学校工作过，1982年才通过转正考试成为国家教师！公司劳资部门的人找我去问，我只好把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一一说出来。年轻的人事干部笑着说，“您要是能搞到原来单位的相关证明就好。我们相信您的话，可是档案里面没有就不能给您上报连续工龄。”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因此还要少算百分之五。正当单位打算派出外调人员和我一起去园艺场时，我想到了1982年转正时园艺场杨书记开给我的那一张工龄证明，于是找出来交给他们。到此，我的知青生活记录才算真正结束了，同时结束的是我的工作记录。
从1965年9月到2000年5月，35年！13000个日日夜夜，把我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白发老妪！这是一段漫长的知青生活轨迹。命运和我开的玩笑到这时候才画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
作者简介
黄欧平，女，湖南省湘乡县人。1965年毕业于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高三8班。同年9月10日自愿申请下乡，由石门县劳动局“四个面向”办公室安排到石门县园艺示范场。1968年后，由于受“文革”动乱中父亲错案牵连而坎坷一生。2000年退休。现客居广东顺德女儿家。
我的知青生涯
王时燕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李老师，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爱憎特别分明。她不但撤了我的班干部职务，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她写道：“该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前进的方向不够正确，读书是为了成名成家“唯有读书高”，发言不能与行动结合，缺乏工农淳朴感情。”而学校对我的最后结论是“不予录取”。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应该是对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么会比别人对我更加严酷呢？现在想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她只有如此表现积极进步才能保护自己。不过虽然她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免受冲击，但命运却还是没有宠爱她，20世纪80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与此同时，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钟楷却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条罪状。钟老师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后又被送到香港深造，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历，之后担任过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调任《江西日报》
主编，因在1957年划为右派，被贬谪到五中教初中语文。钟老师很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破例给足了100分，在全班讲评示范。这件事在“文革”中成为他的一条罪状：“重视和吹捧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歧视和打击工农子弟”，为此被打得死去活来，牙齿被打落好几颗。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这种人注定命运多舛。四十多年以后，我从当年的班长口里得知，当时学校领导早就研究内定将我下放到农村，可不谙世事的我还在痴痴地望眼欲穿盼那录取通知书呢。早知命该如此，我也不会那般伤心欲绝地大哭一场了。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想象自己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是，学校的大门、科学的圣殿永远向我关闭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其实，我当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比其他同学要了解得多，因为我的哥哥冯世续（随母姓）1963年就下放到了江永县回龙墟农场。当学校在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红薯摁（硌）脚板，柚子碰脑壳”的美好景象的时候，哥哥就写信提醒我：“你才16岁，个头不高力气小，到农村肯定吃不消。”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不给我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我除了下乡，别无他路可走。
我的父亲王认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年，他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他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24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千叶步兵学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他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他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1948年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由于父亲性情耿直，口无遮拦，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
其一，批评农村合作化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合作化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地压在父亲头上，到死没有摘下来，并且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年岁最长的大哥早年去了东北谋生，与家庭失去了联系，第二个哥哥1963年下放江永，我下面两个弟弟尚未成年。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父亲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我当时想，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也好跟熟悉的同学结伴而行，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82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
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
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不久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竟未能回家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国民党的牢房，却在64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来到靖县，我们82位同学一部分下到离县城不远的接官亭园艺场，一部分下放到了飞山脚下的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我很幸运地分到了园艺场。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园艺场是出集体工、吃食堂，每月还有几块钱工资，比插队落户要好。我也总结在学校时的教训，一改活跃好强的性格，少说话，多干活，尽量避人耳目。可是没过多久，“好事”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根据上面的调整，我和曹志华加上两位男同学被对调到了塘湖大队的湾里生产队，我从此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的滋味。自己种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烧，没有水了，自己去挑，没有厕所，方便时要人放哨。天麻麻亮出早工，天擦黑才收工，一天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粪下田，我个子矮，担子高，踮起脚来，箢箕也离不了地，只能勉强拖着走，下到水田里，拖泥带水就更重了。社员又笑话又同情我，安慰我说：“你挑担子吃亏，插秧就不吃亏了。”到了插秧季节，我和曹志华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奋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两点就起床打着手电插秧，从早插到晚不敢歇气，直插到月亮当头才完工，腰像断了一样直不起来，勉强爬回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