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真诚与努力，1966年春天，园艺场党支部向进驻在我场的“四清”工作队推荐，由工作队长龚某通知我准备1966年秋天上湖南农学院系统地学习园艺技术。上大学本是我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然而随着“文革”爆发，我的美梦终成为泡影！此后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灾难、坎坷让我历练痛苦，不幸伴我终生……1968年暑假，我的男友被学院分配到北方某部队农场接受军训，他即将北上，我请好假准备回省城送他并考虑婚事。晚上我去学校告诉父亲，发现再次被打成“牛鬼蛇神”
的父亲正在作外出的准备。原来他因不服校方和造反学生随意主宰自己政治命运，准备再次上北京告状。
父亲曾有过一次进京告状的经历，那是“文革”运动初期，他被自己的学生、当年的红卫兵揪斗吊打致一夜白头后，倔强的他，愤而进京上访成功。历史走到了1968年秋天，天下大乱，京城里的许多大官们自身难保，一个接一个地下马入狱，父亲一个摘帽右派想不当“黑帮分子”的要求，就显得过于幼稚了。我用二十多岁的我所能找出的一切理由，试图说服父亲不要再次冒险进京告状。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没法和谁讲道理啊！我认为父亲要想不再受皮肉之苦，要想不再让人找到借口给自己加重体罚，要想日后真正为自己留下一个说清楚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和“黑帮”们待在一起，好好学习毛主席着作。
到最后，父亲勉强答应了我，于是我们分手了。
然而，固执的他，没有真正接受我的请求。他一意孤行的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浑身的鞭伤，造反派拿走了他的金表、三百多元现金和一百来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带来的则是一桩莫须有的政治冤案及三十多年坎坷的生活经历。这段遭遇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谁也不愿提起的话题。
就在我动身往津市的第二天，父亲没走常德，选择了水路也来到了小镇津市。由于发大水，我被阻隔了一天，他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在同行高中师姐的伯父帮助下，我和师姐第三天乘民船走了，父亲则被随后追来的红卫兵小将们抓了回去。
15天后我送走男友，于8月18日下午按时回到了园艺场。8月19日中午，我正在保管室里忙着与代替我管理食堂的女知青杨某移交账目，突然被通知集合开会。当我离开房间时，工区长老单不让我锁门，随即闯进来四五个场部的中年男女，他们开始在我的保管室里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我心坦然，头也没回地去了会议室。
这就是当年湖南轰动一时的“8·19红色风暴”，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贯彻上面清理阶级队伍的精神而进行的全省统一行动。在搜查发生一天后，场部开“文革”
成果展览，这时候我才看到他们从我的房子里抄走的几张发黄了的旧照片-父亲的大专毕业证书和某单位聘请他当农业技术员的聘书，旁边有几个赫然入目的大字：黑帮后代×××保存的反革命证件和反动照片，是想翻天的罪证！我的名字被打上了大叉叉。
看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2006年我回到离开三十多年的园艺场后才知道，当年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搜查吊打批斗的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有刘××，罪名“私藏金器”；刘××，罪名“参加了武斗”、“脾气不好”；叶××，罪名“投毒”；苏××，罪名“书写反动日记”；吴××，罪名“作风不好”。知青蔡××不仅场里的住处被搜，他城里的家也多次被搜查，场里甚至派人到他母亲的学校搜。我的好朋友知青黄家珍也被无端怀疑为我收藏转移其他更重要的罪证在8月20日清晨遭搜查。
原来，那天父亲在津市镇被他的学生抓回去挨了吊打后，还想找机会再进京，于是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学历、资历证件及他读高中时参加抗日军训的旧照片全放进包里后送到了我那儿，交给正在食堂保管室代替我工作的杨某。8月18日我回来后，一边出工，一边与杨某忙着交接账目，父亲的包就放在米桶上面，也没空去翻看。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对父亲送的东西又一无所知。按理，杨某政治条件好，工区领导也信任她，平时和我的关系又是最好的，她是完全可以帮我说清楚的。可是，那是场里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革命成果，他们突袭的首选对象就是我们这些“黑帮”子女，说得明白的事情也说不明白，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想让你说呢！19岁的杨某不仅没有帮我去解释，反而因为与我彻底划清了界限，积极参与批斗揭发，让她在政治上攒足了资本，1969年整党后，成了第一位入党的知青。
这样，我由一个昨天的优秀知青，一下子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从此，无休止的批斗会和盘查谈话搞了近半年时间，却从来没有人让我自己亲眼看看照片，确认一下罪证。
在第一次批判会上，造反派认定抗日军训照片上是革命志士在被吊打，聘书和毕业文凭上面有蒋介石的相片和中华民国国旗，是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铁证。我父亲是一文弱书生，近在咫尺的石门一中校园里，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那些老师中的造反派一年多来批斗我父亲也没有捏造过的罪名，园艺场的文盲就这么凭想象捏造成功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真是到了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
后来的日子里，我天天陪斗或挨斗。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想让我开口，决定保持沉默，在批斗会上什么也不回答。回来后就把前一次的空洞的检查书颠倒着段落抄，他们竟然谁也没发现。不是因为他们多半是文盲，而是因为他们谁也没兴趣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用手中抢到的权力，每天变着法子整人，以整人为职业。
好多年以后，有人问我，别的挨批的知青被吊打了，造反派为什么没伤我半根毫毛？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1967年武斗还在初始阶段，许多单位的造反派为了能让自己的组织更具权威性，都想法在单位上扯一面大旗为自己贴金-虽然他们也斗走资派，但走资派往日的威望还在，何况这个小小的农场？于是，就有人强迫老书记表态支持他们。有天傍晚老书记把我叫到山上，将自己的苦恼和难处毫无保留地说给我听，他希望我这个有文化的人能帮他“撕扯撕扯”他心中的乱麻。我告诉他，我探亲假期间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凡是两派斗得厉害的单位，多半是领导介入了派性斗争，这有点像家里被大人宠爱的孩子欺负别的同胞一样。我建议他不要明确表态支持谁，因为场里当时只有一个大派“红联”
（别的反对派当时还没成立），而这个派里目前活跃的人，大多是平时爱出风头不喜实干的职工。如果这些人得了势，场里就别想搞生产了。书记接受了我的建议，与这些人周旋着一直到47军接管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47军派出人员到我们单位时，书记还专门向他们介绍了我，但军代表找我谈话时才了解到我的政治条件太差，没法挑大任。
于是老书记顺利地进入了场革委会担任一把手，几个“红联”头头也如愿进入园艺场当时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个原因是场里的“文革”成果展览会后，我和书记也有过一次谈话。我希望能看看那些照片，至于文凭和聘书我给他作了解释：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学历和资历是他工作的资本，这些除了写进档案，还得有实物证明，所以保存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是想翻天。书记虽然只有解放初期扫盲班的文化水平，却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应该是听懂了。
但他只能叹气，他说目前这种“热火”（指刚刚开始的批斗）状况，他没法制止。他有难处我也明白，他已经五十多岁，那个书记位子造反派头头中就有几个人觊觎已久，他得小心行事，才能保得大局。也就是那一次，我向老书记提出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我被人“武斗”了，我只找您要政策。”他倒也爽快，说他目前的权力就是能强调“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后来每次批斗我时，我看他总会坐在会场里。发生吊打其他知青是在下面的工区里进行的，那里天高皇帝远，就成了坏人施展淫威的地方。
半年后，场革委通知我，因为我表现好，可以不再接受批判恢复自由。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至于我挨批判的原因，他们却没有给半点解释。
在这种自由下，我找到在“五七干校”劳改的父亲，问清楚了那几件物品的来龙去脉，就想着去给自己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还自己清白。在原来的县政府里找过信访办，在县委会找过宣传部长田某，希望他们能比园艺场里的文盲懂得多一点，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是：“旧东西就是“四旧”，“四旧”就是反动的！”无知的逻辑！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这些行动，又触犯了革委会里造反派头头们的威严，趁着1969年春天开始的整党，他们逼着场党支部承认是他们错误地培养了我，让老书记通知我再“下放”到他们指定的湘北边界的大山-东山峰茶场去。我提出自己回家找安置的地方，找好了再回来办迁移手续。
没办理任何离场手续，1969年3月5日，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城市“黑人”（无户口，无粮，无工作）生活。生活艰辛，处处遭人白眼，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个中辛酸，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但是，我顶住了单位、居委会及个别家庭成员的各种压力，认定了一个想法：坚决不再下乡。那几年我尝尽了“赖活”的滋味！
姐姐结婚后一家四口长期住在娘家，家里那间又当厨房又当住房的黑屋子里，已经挤巴巴地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外面临街的一间小小的偏屋，在我离开家前是我经常看书的地方，也放了一张床和小外甥们的摇篮等杂物。我用父亲读书时候用过的行军床在偏屋里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小的蚊帐里就是我的天地。
因为我家的地主成分，1968年居委会曾经把我姐和两个还不到读书年龄的小外甥列为下放对象，但是姐夫出身贫农，贫农的老婆和贫农的后代是绝对不能让人当地主下放的。姐姐倚着这把保护伞，和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娘们进行了几个晚上唇枪舌剑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死”罪免过，“活”罪却难逃：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天天到居民小组里出义务工。当时正是全国都在贯彻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全民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街道里一切可以出力的人，不管是“四类”分子还是贫民，都得积极响应号召，在街道下面几米深处挖防空洞。我回家后接替了姐姐的这项劳动，白天在洞子里挖洞，也不多说话。起初没人说什么，以为我是从外面回来探亲的，时间久了就有人议论，居民积极分子开始警惕起来。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儿时的一个小伙伴从后门偷偷溜进来告诉我，她晚上已经几次碰上在外面听“墙脚”的人。
有好心的邻居悄悄地告诉我，有人在他们队上到处说我是在“文革”中打了单位上的书记才被开除回来的，说男友不要我了，还死赖在家里不早点找个人家嫁了。也有附近菜农家的年轻男子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如果嫁给他，就没人敢来欺负我了。居民小组和工宣队也在抓紧向我施压，三番五次上门来逼迫我，让我滚到在农村的婆家去。三天两头半夜上门查户口，还让我去派出所说明白自己的身份。
这时候的家里，经济也很紧张，母亲的工资一月只发28元，其他的全部被冻结。母亲没被打成“黑帮”分子，也没有被抓去戴高帽子游街，但是，她出身“双料”地主家庭，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外公是被土改工作队“镇压”的（1982年彻底平反昭雪始恢复名誉）。
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能按月发生活费给她，已经是很优待的了。姐姐的孩子还小，姐夫一个普通职工每月42元的收入，要按月寄钱养他在乡下的母亲，又要养老婆孩子，经济上肯定很拮据。如果说以前母亲的收入还能给姐姐家一点帮衬的话，现在又添上我这张“黑人”的嘴来分享母亲可怜的28元，贫困人家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没得盼头了！于是，有人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把我踢出去，才能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终于让“关心”我的人们找到了由头。
一天早上，母亲正准备去学校，姐夫照例是用很恶毒的言语咒骂我的父母。我提出两口子吵架不准伤害我的父母，就被他顺手抓了一把雨伞追打，幸得邻居菜农的一位大哥及时抱住了他。但大哥出身富农，于是，一场家庭纷争就升格成了地富子女合伙欺负贫下中农的政治事件。被他告到居委会，串通居委会的人来对我兴师问罪，决定下午在我家召开调解会。姐夫还亲自跑到我母亲的学校为她请假，逼着胆小的母亲参加会议。
对于他在我家的劣行，我忍了一年多，知道母亲惧怕这个长年进驻家里的“农宣队”！我可怜的父母这些年在社会上已经受够了欺负，在自己的家里竟然还要频频遭人侮骂，我那天的心情已经气愤到了极点。即使在园艺场被冤枉的日子里，我也没想过要和谁吵架，因为那些人不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文革”中催生出来的一群政治疯子。
姐夫要把事情闹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挤出这个家。那天，当辱骂声再起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冒着被定为打击报复罪送进监狱的危险，也要维护父母和自己的尊严！当年我才25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所谓“士可杀不可侮”，即使有更严重的后果，我也顾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