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吃多了水红籽，上吐下泄，浑身发软地来到公社邮政代办所，想给家里寄封信要点粮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邮政代办员谭兆孟说：“老何，听说你们知青早晨起来站成一排，嘴里搞得白泡子翻翻的，是不是真的？”他一边问一边用黑指甲从嘴里黄牙上刮下牙垢来粘贴信封上的邮票。我说：“那是在漱口呀！”他说：“嘴巴是吃饭的又不是茅坑，涮什么涮！我看你们还假得到几天。”一些好心的大嫂也围拢来劝和我一起赶场的知青：
“当什么虫钻什么木，你们知青赶场就背铺盖衣服到河里洗，还做什么活路？下了乡就要像农村人那样过日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莫刷口，铺盖衣服染成黑的，省得洗。”
2004年，我回访黑潭，当我到公社邮政代办所原址打听谭兆孟时，一个时尚的小青年推门出来，他穿着名牌T恤衫牛仔裤，头上一撮头发染成金黄色，正是谭兆孟的孙子。
想起当年那些从不出远门、头上捆着帕子、身上穿着一圈圈汗迹破烂黑衫的山区父辈，意识到早已星移斗换。
上个世纪的1959-1961年，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老知青们（大多十一二岁）不幸遇到“人造荒年”。他们在城市里吃过松毛（松树叶）、蕨根、发酵的糠壳、小球藻等代食品和革新饭（把米反复浸泡，反复蒸煮，一斤米煮出了十几斤，于是推而广之的饭）；因饥饿得过水肿病；看到过街上打“抓精”（当时对站在街上冷不防抓了别人的食品，吐些口水在上面，任凭别人拳打脚踢，只顾把抢来的食物塞进嘴里的人的俗称）；忘不了那些蓬头垢面站在餐厅、食堂里等着舔碗、舔盘子饥饿的人们。到南江后，食品更加匮乏，随着身体的发育和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他们对饥饿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我曾经试图把水红籽的故事讲给我14岁读初二的女儿听，因为她也快接近我下乡的年龄了。可是她正烦她妈妈想她长好身体，成天要她多吃点东西。她居然说：“水红籽肯定很好吃，你带我到南江去吃嘛！我最不喜欢吃家里面这些东西了。”她还说，有一天她下楼，听见楼下的小妹妹在和家长吵，小妹妹恶狠狠地说：“你们现在一天买些鸡蛋、水果来牯倒我吃。等我长大了，也去买些鸡蛋、水果来牯倒你们吃，看你们啷个办？”“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就知道要娃儿多吃东西。”女儿的这番话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机关工作20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究级别、规格和待遇。这一整套讲究被组织部门提高为干部“讲政治，懂规矩”的基本素质。倘若哪一次你一不小心，马虎了，恐怕够你一辈子受用。什么级别，出行接待是什么规格，享受什么待遇，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机关内还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话，要按级别排序，级别最低的先讲，然后按级别顺序，观察着在场最大官的脸色变化依次发言，最大的官最后总结时，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要作认真记录状，并且不断地点头。走路，一定是官大的在中间最前面，其余的人根据自己的级别，走在适合自己级别的位置上，一定不要走快或走慢了。本人有一次在电梯里，事急又站在电梯的门口，电梯一到，跨步就想出去。突然听到有人哼了一声，抬头正看见区委伍副书记严厉的目光。我马上躬身弯腰，让伍书记领头，其余官员按级别顺序鱼贯而出。
后来，一般情况下，我就不乘电梯了，干脆走路。由此，我回忆起40年前的大巴山，在那些年代，其实屙屎擦屁股都是要讲级别的。
在贫瘠的大巴山土里刨食，肥料是最宝贵的（当时还很少用化肥。），一般人大小便都要夹回家去。知青们刚来不知道，赶场天内急了满街找厕所，农民说全区只有一个厕所在区公所，于是闻其味而寻去，终于在一个猪圈旁边找到区公所的专用厕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一些小竹片，旁边还写着“请节约使用”等字样。原来是区公所的老炊（炊事员）分管此事，煮饭之余就为区级干部方便准备大便后刮屁股的竹片。
享受了区级干部待遇后，知青们才弄明白，各公社办的舀纸厂生产工艺非常复杂，先把竹子砍下来放在池子里用生石灰浸泡几个月，再捞起来用牛拉着石碾子反复碾细，然后倒在木盆里搅拌均匀，榨压后用帘子一张一张的舀，接着还有砸干、裁角、揭纸、晾晒、收衣等等复杂的手工工序。社办舀纸厂的收入是当时各公社重要的财政收入，这种土法生产的又硬又厚的草纸全都得卖给供销社，供县以上的干部享用。区里干部用竹片，公社干部用树叶，农民的娃儿屙了屎一般唤狗来舔。这种事情知青们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
现在的读者读到这一段文字，也许认为是天方夜谭，经历过40年前那种社会生态环境的人对此一定不会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在50年时间里进一步发酵和强化。级别突出的是官本位，而官本位带来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诸多好处。于是乎，乡变镇，县建市，市争直辖；歌星授中将军衔（相当于省部级干部），和尚定级别，社会各业争级别，中国终于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大染缸。
“文革”期间，“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三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人们叫得最响的口号。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收工之余都要深挖思想。知青中有一少年，下乡时尚未满十四岁，小学都没读完，因随哥哥下乡，也获街道办事处批准。这娃在学习中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思想为何物。
大概是年幼不耐饿，在漫长难熬的夜晚，他总是深夜两三点钟悄悄靸上鞋溜出门去。
时间一长，引起大伙注意，于是跟踪，发现他在偷吃猪食。原来他每天煮猪饲料，到保管员处领来定量包谷面掺进黑糊糊的猪草煮时，并没有搅拌，而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就独自去享用那人间美味。
真相大白，群情激愤！偷吃猪食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无数次深挖思想、查找根源的学习批判会上，巴山战友们纷纷上纲上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脚踩污泥，眼观全球，放眼世界。全世界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全人类、缩小三大差别就全看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了，你如何能做出这等丑事云云。
终于，小崽儿被弄得疲惫不堪，情急之中居然背诵出一句毛主席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蔬菜瓜果。”小崽儿还说，我们不论忙时闲时，一天只吃两稀，还要定量不管饱。这下激怒了干部，他们大声武气地斥责道：“乱用毛主席语录属现行反革命，找根烟绳把你吊起来！”随后气势汹汹地要小崽儿深挖思想根源：“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思想？”小崽儿也急了：“我脑子里莫得思想也莫来头！”这句南江方言，反把当地干部弄懵了。思想既有好孬之分，就有有无之别，如果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你批判他什么？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干部瞠目结舌。
刀耕火播、广种薄收是20世纪60年代山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向荒山要粮食”的鼓噪声中，人们寒冬腊月背着红薯和被盖上山了。手持砍刀剃头似的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全砍倒，春天再沿山脚一把火，今年烧这几匹山，明年烧那几匹山，谓之轮种。烧山后开始点包谷，每人背个笆篓，里面装着拌有桐油柴灰的包谷籽，为了在陡坡上站住脚，左手抓住尚未烧焦的草根，右手紧握点锄，啄个洞丢几颗包谷。一个山头通常只能收大半背篼七长八短的包谷，且要在齐腰的荒草中去寻找，粮食可是比命还金贵。
为了不让野兽糟踏这宝贵的收成，人们隔几个山头便用茅草搭个窝棚护秋。于是到窝棚去敲锣、赶野兽、看粮食成了人人都向往的轻松工作，一来可以偷偷弄几个包谷烧熟充饥，二来可以白天晚上算双工分。但是，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宣布：这份美差男知青莫要想，要照顾女知青，一人看一个窝棚。五个少女立刻欢呼雀跃，收拾行李背着锣鼓上了山头。
晚上，队长提着马灯也上山了。山上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女孩们没有想到锣鼓可以轰走偷粮食的四只脚野兽，却轰不走糟踏人的两只脚禽兽。在那人人都饿得打偏打偏的年代里，身穿黄军装的转哥（转业军人）队长却吃得滚瓜肚圆，精力特好，一晚上连续端掉五个窝棚。黑灯瞎火的夜晚，女孩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事后，她们终日以泪洗面，神色痴呆。队长在乡间到处绘声绘色地吹嘘他的辉煌战果，听故事的当地无赖也借此用不堪入耳的话来糟蹋女知青。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男知青呼啸而散。五个未成年少女没有地方吃饭，被迫嫁给了当地条件最差的农民，消失在大巴山的群峰深处。
1968年，四川武斗日盛。为混口饭吃，不少林场知青受雇于当地造反派组织充当武斗前锋，因作战英勇，名声大振。一日打恩阳战斗结束，打死、打伤对方组织战斗员若干。
大卡车上架上机关枪，亡命少年吊在车门两厢，一路高歌抬头望见什么星，心中想念什么神，凯旋至巴中县枣林公社附近，前方一农妇蓬头垢面，负重扶棍而行。任凭汽车喇叭叫，农妇充耳不闻，仍然各自在公路中间辗转慢行。“你聋了哇？”盛气凌人的武斗少年火暴暴地跳下车来，抡起皮带准备一阵猛抽。“罗华溪！”农妇突然叫出少年的名字来。
少年睁大眼睛，他实在不敢相信，当年嘻嘻哈哈、走到哪里都扔下一串银铃般笑声的同窗、街坊吴朝玉，就是眼前这个佝偻肮脏、满脸沧桑的农妇。
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因守窝棚而加速了“再教育”进程，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在广阔天地里提前为她们完成了“再教育”科目。40年之后，男知青回忆起当年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依依惜别时，女知青家长“出门要互相照顾哈！”的一再嘱咐，大多感到心悸。当年在农村，听到农民传言“林场的5个女娃儿，都被某某搞了”时，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心痛，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患难姊妹，反而觉得她们都是贱货，竟为了那么点吃的出卖自己，有的甚至提议把5个女娃儿赶出林场。当我们也为人夫、为人父时，已经没有为自己十五六岁时的愚蠢行为忏悔的资格了。
“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一天，我们一帮人到正直坝赶场，适逢县城红卫兵下乡宣传革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知青们听得如痴如醉，跃跃欲试。但是，老知青这一特殊群体是时代的弃儿，既非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学生，亦非当时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贫下中农。公社宣布：知青只能在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否则以破坏领袖战略部署论处。强烈的自卑笼罩心头：都是同龄人，为何无缘无故被打入“另册”，成为再教育对象，没有革命的资格？
愤懑之余，他们决定：回老家，走也要走回重庆！
于是，南江到达县的山区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是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的罗华国、罗华溪、王正富、李大发、赵成真、江志胜、尹渝汉、耿建国、朱毓龙、汪涛生、邱仁杰、袁德礼等。出发之前，他们从山上林场背了几百斤谷子到粮站换成麦子，把麦子磨成面做成饼子，连同红苕、洋芋、铺盖、口杯、土巴碗，装在几个喇叭背篼里。一个知青贡献出一床床单，拿到公社漂染店去染红，写上“红卫兵”三个字，沿着公路开始了从南江正直黑潭公社到重庆的步行串联。领头的罗华国虽然扛着写着“红卫兵”的旗帜，却没有正宗红卫兵组织的书面证明，沿途红卫兵接待站都不予接待。这支既不像学生又不像当地农民、不伦不类的队伍，引来沿途赶场的人纷纷侧目与议论。“抬起头，挺起腰，虚啥子虚！”罗华国突然一声吆喝，底气不足的老知青们打起精神，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他们口渴了喝沟边田角的水，肚子饿了吞自带的干粮，天黑了睡农户的屋檐。一千五六百里路，十二天行程，硬让他们步行着踩了过来。在故乡重庆望龙门码头的轮渡上，老知青们互相看着磨穿了底的胶鞋和流着黄水溃烂的脚，忍不住互相抱头痛哭。
20世纪60年代，这群脱离了主流社会“多余的人”变极度自卑为扭曲的自尊。日后，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纵横于整个川东北，成为通南巴平及原达县地区人见人怕的打、砸、抢、抄、抓武斗精英。以至于当地民间发生纠纷，也要请他们到茶馆去“搁平捡顺”。时至今日，他们当中超级“天棒”的名字和故事还在当地人口中流传。
报载：重庆直辖之初，3000万人口中75%是农村贫困人口。现年均46万人口“农转非”城镇化水平达35.4%，城乡差别一步步缩小，经济快速发展。呜呼！中国社会“户口人格化”的现象终于逐渐淡出。
但是，你可曾知道，在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户口是衡量一个中国人存在价值的主要标准。从娘胎里落地之日起，紧随而来的户口就基本决定了你这辈子的社会地位。在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这两大类中，又分别有：山区山上农村户口、河边平坝农村户口、乡场非农业户口、区镇非农业户口、县城户口、地区户口、大城市郊区粮农户口、菜农户口、郊区城市户口、大城市市中区户口等等，九等十八级，各级各类户口等级森严，差别明显。
含金量最高的当属大城市市中区户口，最不值钱的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
户口迁移可以从城市往农村递次向下迁移，绝不能从农村往城市向上攀升。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各级各类非农业户口的级差，供应不同档次的粮票、肉票、油票、煤票、布票、盐巴票、火柴票等给城市户口的人购买生活必需品。持城市户口的人还享有政府统一安排的就业机会。而持农村户口的人不仅没有供应，还要交粮、交钱、接受派工等承担各种义务。这种不可逾越的差别使中国的户口体制就像池塘里的水圈，核心是大城市中心户口，一圈圈向外延伸，最边缘的就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处于外圈边缘户口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千方百计向内圈核心游。
那时候的婚姻也因户口而变得尴尬。非农业户口的老汉可以轻而易举找个年轻体健的村姑；农村户口的小伙为了进厂、进城屈娶非农业户口老妪；山区山上的姑娘为摆脱贫困降低条件争着嫁往平坝；平坝的姑娘嫁乡镇；乡镇的姑娘嫁区县；区县的姑娘嫁地区；地区的姑娘嫁郊区；郊区的姑娘嫁市区；市区的姑娘向往京、津、沪……形成基本固定的婚姻走势。人格因地区差价各异，仿佛全国人民都在围绕户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