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鹏说得有理，应该还我郑氏家族一个历史的公道！我的曾祖父郑东琴，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曾在合川、涪陵、巴县（即重庆）等地任县知事（县长），深受百姓爱戴，曾担任重庆警察厅厅长。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弃政从商，在我国航运业极度凋敝之际，把自己的全部心智和资金投入民生公司，用于发展民族航运事业，与卢作孚先生一道，为转运保存我国用于抗日战争的军事工业奉献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尽管当年因此而株连后代历尽磨难，但那不是他的耻辱，而是时代的耻辱，我们作为他的子孙应引以为自豪！我的名字应该回到郑氏家族中去！
然而，这件貌似简单的事实际上却难于实现。自填写招工履历表以来，我再也没有填写过曾用名。刚回城时，工作单位仍然严格地执行着阶级路线，我不敢声张，害怕露了“马脚”；极左狂飙过后，我既怕触碰伤痛，更缺乏祥林嫂那样的勇气，向人们无休止地重复解释既往。回城36年来，在我先后工作过的单位同仁的记忆中，在我的大学同学和老师的记忆中，在我交往的各界朋友的记忆中，在我诊治过的所有病人的心目中，在我的户口簿上、在我的大学毕业证书上，在我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职称证书上，不存在“郑畹兰”这个姓名，她早被血统论湮没了！
那么，就让祖宗赐予我的姓氏和父亲为我取的名字带着一代人心里的啼血走进历史的陈列馆吧。但愿她能警醒子孙后代：千万别让极左思潮卷土重来！
作者简介
夏先争，女，生于1948年11月。1964年重庆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当知青。1972年回城，后考入张家口医学院学习。毕业至今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中国水利水电十局医院工作，现为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会员。
南江纪事
何隆华
川东北，大巴山南麓的南江县，自古苦寒之地。上个世纪1933年，呼啦一声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地，“干人（穷人）闹翻身，分田、分地、分粮、分房子、吃饱饭”等当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色苏维埃书写的标语，在大山的崖壁上还随处可见。“文革”前的1964、1965年，1174名十五六岁不谙世事的孩子被送到这里，分散安排在南江县59个公社办的农、林、牧场里。他们来自重庆市南岸区和北碚区，大多数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够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我就是其中之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大山以它固有的荒蛮和饥饿后排（第四排）左起六为本文作者在社办场干部的助虐中，突然向这些远离父母的城市少年展开了生活最严酷的一面。
人最害怕没有希望，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人基本没有自由的年代里，这批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被打入了“另册”，要求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或“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到大巴山的贫瘠山区去扎根务农，脱胎换骨。
其实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到农村后甚至连当地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没有，不能读书、不能参军、不能被招工，甚至不能投亲靠友、拜师学艺，只能在远离家乡七八百公里的大山里挣几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工分。
大巴山的雨季是漫长的。1964年秋天，从9月中旬开始，连续下了两个月淅淅沥沥的秋雨，我所到的南江县黑潭云顶山社办场临时搭建的茅棚里里外外都是水，蜗居其中的我们被浇得个透心湿。早上天刚亮，公社驻场干部就敲响挂在树上的铁轨，催命般把我们赶到山上，套着沾满泥土露出脚趾的破鞋，身材瘦小的知青（当时笔者身高不到1.5米，体重不足40公斤）艰难地在泥泞的山地里劳作，耳边不断传来公社驻场干部的大声吆喝：“一来趁早，二来趁饱，莫要偷懒。”少得可怜的一顿午饭要半下午才送到地头。天黑收工后，知青还要饿着肚皮，背一百五十斤重的窑柴在泥泞中爬行几十里山路回家。
当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就值八九分钱，还因为林场管理混乱，年终从来兑不到现。这样的日子知青们并不感觉得苦，苦的是他们当中一些人为了早日“脱胎换骨”，在干部怂恿下打小报告挣表现；苦的是领导宣布要在这“广阔天地”里扎根、开花、结果，永远不要想回家；苦的是这样的生活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大山的冬天总是来得早，雨季刚过，山风夹雪，刀子一样刮得饥肠辘辘的少年东偏西倒。在家心比天高，出门命比纸薄，眼泪只能在眼眶里流淌。买不起照明的煤油，漫长的冬季夜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收紧捆在腰间的草绳，蜷缩起冻得发抖的身躯，窜到邻近农家的火塘边去烤火。
1965年，南江县整顿社办场，县、区组织的工作组下到各公社。正直区8个公社林场“表现不好”的知青被通知集中到菩船公社办学习班；邻近的长赤区红光林场揪出了15岁的“强奸犯”陈春明，宣布逮捕法办（此冤案达县地区公安局1978年5月8日才通知否定撤销，详见杨兴全文章《凋零的花季少年》）。南江县安置办公室杀鸡给猴看地向全县59个社办场发出整顿通告。工作组向农民宣布：知青是来接受改造的，谁要不好好劳动调皮捣蛋，就把他一根绳捆起来送到县上。不少林场的男知青被吊打、被毛整，有的女知青甚至被强奸。“文革”开始后的混乱日子里，山里的丛林原则撕碎了一息尚存的城市文明和孩子们尚未形成的道德底线，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寂寞终于使他们失去了耐心和是非观念，当地淳朴的山民也成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对象。他们成年累月地在打群架、被批斗、逞凶、偷鸡、摸狗、扒窃和百无聊赖的绝境中抛掷着无价的青春。
南江县与巴中县交界处有一片苍莽的群山，其中圆顶子（现改名云顶）、土地垭、方家山、龙耳山，九重崖（当地农民叫撞鼻子崖）是这片群山中海拔最高的地方。按照当时“林场办在山头，不与农民争地”和“越是艰苦越是安置知青扎根的好地方”的原则，正直区8个社办场大都办在这些山顶上。山上气候多变，一年中大半年都在下雨，云多、雾多、湿气大，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山上道路陡峭，“看到屋，走得哭”，“两山喊话能见面，相见得一天”。山上土地贫瘠，石头多，地少，当地农民主要种植包谷、红苕、洋芋，靠的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俗话说“：养儿不用教，通南巴平（指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县）走一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通南巴平地区被称为饥饿之乡毫不夸张，落雪天能够披蓑衣穿棕靴出门的算家境好的人家。好多社员一家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谁穿，十几岁的大姑娘衣不蔽体躲在家里火塘边烤火。农民买不起煤油，晚上烧松光（松树的油节疤）照明。赶场天到供销社称盐的农民，大多数只买得起二两一包的分零盐。绝大多数农户家中唯一的鼎罐或者铁锅里一天两顿煮的不是粮食，而是红苕叶、胡豆叶、萝卜叶和一些不知是什么植物的叶子，黑糊糊的一大锅。有一次，我们来到当地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衣衫褴褛的一家老小正围在锅边，赤身裸体的大小娃儿眼睛盯着锅里，嘴边吊着涎水，只等大人说一声：“可以吃了。”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狼吞虎咽起来。抢完，娃娃们挺着被这些植物叶子撑得发亮的肚子到泥泞的地里玩去了。我们知青们虽然饿得心慌，看到这场面也感到心酸，转身准备走开。
“知青莫走！”老农说着，捧出藏在里屋的稀饭，无论如何要从远方来的知青吃下。
知青们三下五除二把稀饭倒进肚里才发现碗底藏着一片农家做油的腊肉。这时，老农吧嗒着叶子烟，脸上露出为自己杰作而得意的诡笑。
离开大巴山许多年了，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饥饿的滋味：那是一种注意力长时间不能集中的心慌和总是有什么小虫子在啃噬自己的内脏和肠胃的感觉。2003年，我和单位一帮年轻人去珠海、广州一带公费旅游。用餐时，鸡鸭鱼海鲜啤酒让大家酒足饭饱，一盘油腻的沙河炒粉动都没人动。我拿过来开始吃，突然大家都不讲话了。我一抬头，年轻人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何老师真能吃。”我解嘲地说：“我十一二岁身体发育时遇到灾荒年，十五岁下乡当知青饿饭，二十四岁回城前基本没吃饱过饭。”虽是戏语，倒是实情，这么多年了总是看不惯浪费粮食。
下乡后的第一个夏天，知青们还不习惯光着屁股在黑潭河里滚澡，便穿着内裤跳下河，当地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岸边看热闹，“哼！知青小衣（当地人称裤子为小衣）二个二个地穿，可惜了呗。”
日子长了，知青们终于明白了山民的叹息。跟在妇女身后割麦子，不小心一抬头就看见妇女衣服下硕大的白晃晃的屁股，不醒事的小知青悄悄捡泥块扔向白色旁边的“筷子篼”，引来农妇的厉声叫骂：“啥起马子事得，哪车打来的！”(这是当地骂人最厉害的话)后来才知道山里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是不穿内裤的。
不会过日子的知青哪里晓得，扯布做衣服不仅要钱还要布票，而按人头配给的布票农民是要悄悄地拿到黑市去卖掉一部分，换成钱补贴生活的。所以，当地农民一般几年才做一次衣服，睡觉时衣服裤子全脱光，叫做“打细困”，说是怕衣服在篾席上磨坏了可惜。
当时通南巴平几乎所有的乡场上都有一家特殊的行当——漂染店。农民春节卖了猪儿，买来半匹白布就到这店来染成统一的深颜色，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一人做一套衣服过年穿。春节期间，穿着这种低劣染料制作服装的男女老少成了赶场天一道奇怪的景观：裤子全部不分正反两面穿，叫做“称砣包包二马驹”（短及小腿），据说这样耐穿省布。
人工调配的染料深浅不一，基本上是一家一种颜色，恍眼看去乡场上仿佛行走着八国联军。不过这也有好处，谁家的孩子走丢了不用着急，按颜色找去就行了。当然，穿着这样的小衣是不能下河滚澡的，因为这种染料染的衣服见水就掉色，既污染河水又染花屁股，所以当地人都光屁股下河滚澡。
现在人们提起当年的知青，似乎都是偷鸡摸狗之徒，事实上偷盗之事有之，但既不是人人都参与，也非下乡的全过程都有发生。我们刚下乡时，国家供应一年的口粮，但必须每月派人下山到粮站去背米。黑潭林场19个知青（14男、5女）的伙食由公社派来的一名叫陈官忠的会计管理，陈是林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会计（场管会主任是公社副书记，副主任、场长张朝万倒是个好人，没文化一字不识，场里的事务基本被陈把持。），陈一家人常住林场办在公社河边的纸厂里，从来不上山到林场。陈委派一个叫王正富的知青（工人家庭出身）负责知青的伙食，陈每月买好米就通知王派另外的知青下山去背。我们劳动了回来，只感觉到饭越来越少，菜基本没有，米汤里面撒一把盐就是菜。后来，饿得实在不行，知青江志胜和赵成真就为了争夺那点撒了盐的米汤，竟在厨房里打将起来。
江志胜端起抢到手的米汤钵，赵成真手持铁锅铲说：“一人一半。”江不依，赵手中的铁锅铲就对直戳了上去。笔者闻声赶到时，只见江志胜还端着红白一片、面上全是鲜血的米汤钵不肯松手。这些年来，每当知青聚会，看见两鬓斑白的江志胜喉咙下前胸上那两寸长的暗红色终身伤疤，联想到现在餐馆、高校食堂随处可见扔掉的食物，我真不知道该为我们当年的争夺说什么。
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少得可怜的那么一丁点包谷饭，十五六岁身体正在发育的知青们白天走路打偏打偏的。晚上，饿得实在撑不住时，有些胆大的知青就去搞“袭击”。他们在电筒上蒙上一块黑布，黑灯瞎火摸下地，地里有什么偷什么，甚至刨出泼了粪的红苕母子，回到寝室里，关上门，连夜连晚架起脸盆煮来吃。
一天夜里，我们林场的知青又下地偷吃的，吃完还不够，又准备出门。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一看，门口虎视眈眈站着几个山区大汉，每个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柴块子，后面还围着一群妇女、儿童看闹热。知青们纷纷抄家伙准备打架。相持了几分钟后，一个姓侯的大汉叹了口气，粗声粗气地说：“你们知青为什么要偷我们地里的东西，庄稼嘛，只要你开个荒，种上它，就会有收成，自家就可以正蓝齐白地砍来吃了嘛！”说完摇摇头转身离去。另一个妇女走进来悄悄说：“你们知青何必去偷嘛？开点荒，种点吃的，公社又不好批判你们搞资本主义的。”其他人也慢慢离去。农民几句简单的语言，居然说出了一个颠覆不破的人生哲理，这是若干年后，知青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直到“文革”开始，知青江志胜、贺亚伦、李大发、赵成真等到南江县城参加了“知造司”，带了枪回公社，才弄清楚林场会计陈官忠勾结王正富贪污克扣知青口粮的事实。陈每月把19个知青的粮油从粮站足额称出，然后卖掉一部分，拿一部分回家去，再通知王正富派知青下山来背。王在山上又卖掉一部分，并用卖米的钱回了一次重庆。公社街上和林场附近的农民都证明从陈、王手中买过林场的米和菜油。更为严重的是，公社的大红人、早有家庭的林场会计陈官忠不仅贪污了知青的补助款，还以吃食和留在公社街上林场纸厂做轻工作为诱饵，居然先后把林场5个不懂事的女知青全部都哄上了床。
几年前，我随单位到九寨沟旅游。正在欣赏清澈见底的河里横七竖八的圆木时，听到一个同事喊我：“何老师，你认不认得到这些植物，好好看咧！”我转身一看，久违了！
河滩上长着一大片我熟悉的、结着小小红色果实的荆棘，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是什么，但是它那酸酸带涩的滋味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距黑潭公社10公里左右的花桥河边和大山的小溪畔，到处生长着这种结红色小果子的荆棘植物，当地俗称水红籽。社员告诉知青：“莫小看这些水红籽，灾荒三年当主粮，救了不少人的命。”1965年我们在花桥河上的九重岩上挖干田，收工歇气时，饥饿的知青和本地场员们都争先恐后到花桥河溪边去摘水红籽吃。这种荆棘植物长满了刺，采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一边采，一边吃。由于它的果实很小，我们好像越吃越饿。于是就有知青提议去把砍刀拿来，砍倒一片，提到石坝上去一阵抖，然后用扫帚把红色的小果果收集拢来。当时好像吃够了，可是回家就开始吐清口水，一汪一汪地吐，小便都是红色的，最后翻肠倒肚，四肢发肿，头重脚轻，起不了床。所以，我记住了它那酸里带涩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