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日子到底有多苦？乡亲们没有细讲。但妇女们都说，“苦日子”时，她们每个人的月经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肿病。身高体大、力气过人的“黑子古”就是得水肿病死的。没有粮食，人人都吃糠，结果大便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吃不饱，夜里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萝卜吃。
“那时我们人人都偷过萝卜。我们都当过小偷呢！”乡亲们说。
乡亲们除了喜欢讲大跃进的往事外，也喜欢讲大跃进时的人物。而讲得最多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这一带农民将那些好吃懒做、在外流窜，靠诈骗、偷窃过日子的人称做“烂钵头”）。
“烂钵头”是邻近的岗口大队人，“土改”起家。据乡亲们说，“烂钵头”工作能力很强，搞行政命令软硬兼施很有一套。“烂钵头”又能说会道，扁的他可以讲圆，圆的又可以说扁。
搞大跃进、吃公共食堂，家家都不准养猪，结果过年时户户都无猪可杀。无猪杀就没有肉，就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做猪肉肘子、猪肉丸子。过年都没肉吃令人人都感到沮丧。
可“烂钵头”却在公社万人大会上口水横飞地说：“我们有“萝卜肘子”“萝卜丸子”……”
不过，乡亲们说，“烂钵头”最大的本事还是玩女人。因此关于“烂钵头”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
“烂钵头”玩女人也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党委书记的权力，施点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妇女自觉自愿地陪他上床；而对那些不肯就范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枪比着（乡亲们说“烂钵头”屁股上成天都挂着盒子枪），强迫不从者就范。
他每到一个大队，先搅动如簧之舌，叫男人们为大炼钢铁而通宵达旦地守在小高炉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饱喝足以后，就以听汇报谈思想为名，乘机纠缠他看上的娘儿们，胁迫人家与他干那事……
大跃进的许多往事是苦涩的，但有一件事，岭下的乡亲们一讲起来就笑得合不拢嘴。
乡亲们说，我们生产队涧对面的一大片土地，原来是坪冲生产队的。大跃进时，因为吃公共食堂搞“共产主义”了，所以个个生产队都嫌自己的田土多，都想划出一些给其他生产队耕种。坪冲生产队是个大生产队，人“强”地广，硬是要把涧对面那一大片地划归岭下生产队，而岭下人向来老实本分，在大队的劝说下，没有办法只得接受了坪冲生产队划来的那一大片地。
把自己的土地划给岭下，坪冲人开心极了。可不久，则轮到岭下人开心了。因为后来公共食堂垮了，又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那一大片土地使岭下生产队多收了不少粮食。
“后来坪冲人又想要回那片地，但我们坚决不给。“当初可不是我们要占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硬要划给我们的”。要了几次要不回土地，坪冲人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说起这件往事，岭下的乡亲个个比捡到宝贝还开心。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只有苦涩感。我从小就从书本中知道“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但大跃进却使农民不再爱如自己命根子般的土地。对于报纸上经常吹捧的大跃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呀。
乡亲们的大跃进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它使我隐隐约约感到，多少年来，报纸、电台上一直极力吹捧的大跃进并不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不单只是一场瞎胡闹，也是一桩大罪过、大灾祸。
1968年下半年，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贫下中农争相购买毛主席着作，我看到的却是硬性摊派，每家每户都必须购买一套《毛泽东选集》。
我下乡时已有一套《毛选》四卷，刚下到生产队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过这次仍得再买一套。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眯眼哥”、“财拐”和“马拐”家都得买。而面对这种硬性摊派，农民们只有无奈而木讷地接受。
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却是粮食不够吃、衣衫破破烂烂，常常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锅里没炆，肚里没魂”呀！坪村生产副队长春福癞拐将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花生拿到自由市场卖了，结果在全公社生产队干部会上受到批判，说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总是宣传旧社会地主是如何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我却从响当当的贫雇农那里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两个解放前在桐木一带所有的地主家都当过长工、打过短工的老贫雇农（其中一个叫侯守元），他俩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土改根子，土改、社教时都担任过贫协组长。1971年秋冬季节，村里一个农民的母亲死了，我与同队知青杜陵被安排上山挖墓坑，两位老农带领我们挖坑。老农们边挖坑边说话（根子不红的人是不敢说的）。
他们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对农民有利，却被整死了；过去当长工挣的稻谷比现在在队里出工挣的多得多；以前的东家有好的也有差的，但好的占多数。雇工是由东家供饭的，有的东家怕你吃饭时讲客气不夹肉吃，就会将肉块埋在你的饭底下让你吃。现在的大队书记，比过去的地主还剥削压迫人！（他们讲的大队书记是他们同宗的侄儿辈人。）总是宣传解放前地主如何不劳而获贪图享受。1969年初，生产队派我到大队合作医疗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一天，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从工地旁的马路走过，建筑队的大工骆师傅就与其他人议论，说那汉子是个窝囊地主。我问他们什么叫窝囊地主？他们解释说，那个人是我们大队贺家生产队的，解放前过得比贫下中农还苦还累，冬天连棉衣都没有穿过，省吃俭用又辛劳过人，省下钱刚买了田，还未来得及享受就解放了，田也被分了，家庭又划了地主。你说这样的地主窝囊不窝囊？
总是宣传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贫困。我却听说当年岭下最贫困的雇农“马拐”家解放前之所以一贫如洗，是因为他父亲嗜赌如命，“最后连灶头上的火钳都输掉了”，“马拐”差点被他父亲卖了。现在，“马拐”却常常说：“那时候，我当长工一天挣的谷子，比现在在队上出一天工挣的多多了！”
刚下到生产队时，我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我以为，贫下中农一定比我更加崇拜毛泽东。农村的生活与劳动，使我惊奇地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那时，我正被生产队派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建筑工地做小工。一次工余休息与工友们聊天时，我说起自己从报纸上（当然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办的那种报纸）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经医生检查，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的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中年泥水匠骆师傅似信非信地说：“我们顿顿吃红薯，毛主席餐餐吃大米，他当然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明拐、从林等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小工则一致反驳：“无论如何，一个人活一百二十岁，不可能！”我说：“这可是经过医生检查的，是科学结论。”但石磷坚持说：
“肯定是医生怕杀头，才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还嬉皮笑脸、十分不恭地断言说：“我敢保证，毛主席一定经常和许多年轻漂亮女人睡觉，所以才能活这么长。”我当即反驳他的这种胡言乱语，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道德极其高尚。但石磷坚持说：“你看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搞过多少女人呀！”“就是，就是！”明拐、从林等人纷纷附和。
这些出身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农村青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到樟市那条二三百米长、破败不堪、住户全是农民的墟街，每家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形结构。似乎这些住户过去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小店主而不是农民。似乎，过去这儿曾经有过工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不像现在这样，除了几家由官方机构垄断的工、商单位外，其他人一律是衣衫褴褛的农民。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概念：即在不受官方压制、让人民自由发展经济的情况下，樟市这偏远的乡村集镇也是可以有某种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繁荣的。
所以，最初我对樟市墟街上的房屋都是铺面结构是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我甚至以为，樟市人有一种不健康的、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
当我与贫下中农相处久了，当我对樟市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终于明白：樟市过去确实有过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繁荣。那些临街的铺面并不是樟市人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而确实是他们当年从事工商、服务业的需要；或者当年他们本是从事工商、服务业的住户，由于不允许继续从事他们的行业而被迫做了农民。而樟市之所以叫“市”，是因为这个曾经樟树成片的地方有过一个一定规模的集市；樟市又叫樟市，又说明那些樟树是高大的。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市”的含义是集市，而不是以前我所理解的城市。但那个曾经繁荣过的集市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那成片的、高大的樟树被大跃进中的炼钢大军一扫而光了。
我想象不出，这个今天破破烂烂的乡村小镇，过去怎么会有工商业的繁荣呢？我也想象不出，为什么这种繁荣现在反而不再有了？
3．从受再教育走向新的再教育
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依旧年年都有，依旧年年都没有我们这些出身不好老知青的份。
我破釜沉舟：不要户口，外出流浪打工了。我的知青伙伴久哥，早就在紧挨着省城的望城等县一些公社办的小工厂辗转当“打流师傅”“打机械流”。他鼓励我也走这条路，并说外面不少知青伙计都在这么干，于是我也跟着他这么干了。
20世纪70年代初，停办多年的大中专学校又开始少量以推荐的方式招生，即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
推荐和招生全都是秘而不宣的。
1974年六七月间，我终于得到了机会，被公社推荐到了县里。在县里体检和填写志愿时，我听说桂阳县有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县里已定了这个名额给某某公社一个年轻的大队党支书。
由于桂阳体育界元老、县一中老教师兼体委老教练刘烈鹏老先生，1967年被贬樟市公社时，见过我打篮球，对我的球技十分欣赏，因此当刘老师得知我被公社推荐上来以后，就专门赶到我投宿的招待所找到我，劝我报体育专业。他说桂阳县今年有一个推荐上北京体育学院的名额、一个上武汉体育学院的名额、两个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名额和六个衡阳师专体育科的名额。“你再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当然，刘老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学体育，将来与他一道为桂阳县的体育事业出力。
出于对刘老师的尊敬，我填报了体育专业。不过我并没有像刘老师预言的那样“再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虽然一个与我一同被推荐的没有任何体育基础的乡下朋友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入学通知，但我却只收到衡阳师专体育科的。不过，我仍旧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令我感到前途茫茫的苦闷的知青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就这样，1974年10月，我告别了农村，在接受了九年的再教育后，又将去接受新的再教育了。
作者简介
谭世通，男，1964年长沙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后失学，1965年下乡到湖南省桂阳县樟市公社第二农场。1968年农场撤销，插队落户到桂阳县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1974年10月，到衡阳师专体育科学习。现为广州港技工学校体育高级讲师。
世上还是好人多
黄欧平
在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我被园艺场造反派批斗监管半年多。其间我得到了知青朋友和一些善良的老职工的关照和保护，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了我今天的一切。
是他们在那动乱的年代里，用自身的正直和善良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样做事。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不能忘记的恩人。
1968年“8·19风暴”后，我被场革命筹备小组转移到场部，不久就被安排住在猪场后面的专门监管我的老徐家里。谭妈是老徐的老婆，从我到她家的第一天起，她就让我和她睡在一个大床上。起先我以为她是为了方便帮助老徐监管我，在床上便不和她说话，只是瞪大着眼睛，一个人望着蚊帐顶发呆，常常许久许久不能入睡。她感觉到了，就爬过来和我同头睡，轻轻地劝说我，那些话现在想来倒是挺实在的，只是当时我见谁都怕，也就不敢相信她。很快开始的批斗会，让我对她彻底放心了。
那是一个蚊子特别多的夜晚，职工们都呼呼地摇着扇子在看批斗会，人们时不时地用手或扇子拍打着敢于靠近身边的蚊子，小小的会议室里凭空多了许多啪啪声，空气也就显得更燥热了。
我双手被两块大石头占着-开批斗会时，那些积极分子会随心所欲地想出些花样来折磨阶级敌人，以打击他们的锐气，这次就是他们从外面搬进来两砣有篮球那么大的石头，自始至终让我双手向上托着接受批斗。我只好任凭蚊子咬。忽然，感觉一阵又一阵的凉风飘过来，我以为是外面起风了。但是，马上就发现，正对着我坐在前面第一排小凳子上的谭妈，正在不停地使劲扇动着她的大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在我的腿前横扫着。
她眼睛望着别处，嘴巴在和旁边的女人们大声说笑着。
这件事有人向造反头头汇报了。记得有天晚上，谭妈很晚才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高兴地咧着大嘴对我说，刚才她找某某大吵了一架，很过瘾。我听后吓了一跳，这个名字当时在园艺场就是权力的象征（革委会里的造反派代表）！可是她说她才不怕，她早就想找机会和他吵架了。用谭妈的眼睛看，“他现在是欺负你们小孩子”。事情就这样不可思议，从此，她在开会时给我赶蚊子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了。
冤案发生后我被放到场部接受监管，老徐白天跟着我时，手里总提着一根用粗藤编成的一米多长的鞭子。晚上的批斗会上，他也会手里提着这根泛着油光的粗藤条，在会场里四处神气活现地游荡，有时他就停在我的身后。我担心他的鞭子有一天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因为我听人说过，他曾用这根藤条一鞭子抽死了毒蛇。但是，自从我住到了他家，藤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老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别人面前凶巴巴地对我了。这个谜底，是猪场的郭妈后来偷偷告诉我的。原来，我到他们家不久，谭妈就把那根藤条塞进灶膛里烧了猪食，听说当时老徐还挨了谭妈好一顿数落，其中骂得最狠的一句话就是说没儿没女的老徐“没良心，只配当绝户”。
那年冬天，我和谭妈睡，床上垫得厚厚实实，盖着暖暖和和的大棉被，老徐竟毫无怨言地在门板床上睡了一个冬天。我曾经向谭妈提出来让我一个人去睡门板，可是谭妈告诉我是老徐说的“哪有让姑儿（当地称没结婚的女孩）睡门板的事情”？他还说他“没结婚前就是这样过惯了，冻不着”。唉，人心呀，我该用什么尺度去丈量它呢？
好多年以后，我的知青朋友家珍告诉我，老徐死了，是让毒蛇给咬死的！听到这消息，我竟然惊得半天没回过神来-如果老徐的藤条还在手，他肯定不会被蛇咬死！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