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玉的训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教育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着作，尤其是要学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还要学好“老三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在艰苦的劳动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第二，则是讲她自己光荣的过去，讲她插队当知青时如何如何。
邓云玉场长不愧是报纸上宣传过的模范知青，在我们这群后辈知青面前真可谓口若悬河，一些现成的套话她能翻来覆去地每天讲出新花样。而我们呢，起先当然都虔诚地听着，但后来，我们一个个都像熟透了的稻穗头直往下栽。政治学习和场长训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太累太困了！天天如此，这种被强听硬灌的日子又折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起初邓场长也随我们下地，但只稍微干干，后来下地也少了。她是世故还是无知，我现在仍有些琢磨不透，不过多半像后者。她这样的人中国当时还有不少。现在回想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我感到自己直接用手将不小心倒翻在地的大粪捧回粪桶都算不了什么，筋骨的极度劳累和肚腹的极度饥饿也还好忍受，唯独那每天饥劳之后的剥夺睡眠之苦，今天回想起来，仍禁不住心里打颤和头皮发紧。
我们极度辛劳饥饿和剥夺睡眠的日子正好过了一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中的革命造反运动，将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打断了。
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等，沿墟街那些歪歪斜斜的破旧木板屋的墙上，贴满了由公社党委，樟市食品站、粮站、信用社、邮电所、卫生院、农具厂，还有樟市完小等各大小单位写的大字报。作为模范人物，邓云玉自然不甘落后，在她一手推动下，我们农场也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人人都写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
1．运动仍在深入
狠批了一阵远在几千里外的北京的邓拓以后，人们开始寻找自己身边的“邓拓”了。
于是，在樟市公社的最高学府樟市完小，一个据说曾经当过国民党少校的老教师被揪了出来。虽然樟市与北京相距遥远，但两地的“邓拓”命运完全一样，他们都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据说长沙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抓“黑帮”运动，一些同学的家被抄，家人被剃半边头，被挂了黑牌子游街……这一切使我的心情也紧张起来。
我父母分别在大学和中学教书，这些地方向来都是运动的重点。因此，我担心父母也会被打成“黑帮”分子。因为很多事实都向我表明，像我父母那样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人，是最容易被“揪”出来的。虽然我知道父母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在我下乡前他们还教导我，叫我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说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搞得好。不过我也隐约地感到关键不在你是否真正拥护共产党。如果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吃阶级斗争饭、吃政治运动饭的人总会找到证据。
我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中带有普遍性。在一天晚上“向党交心”的大会上，陈韫安同学就道出了她的矛盾心情。她说，父母从小把自己养大，所以自己对父母是有感情的；但他们又有历史问题，如果他们在这次运动中被定为黑帮，自己应当怎样与他们划清界限呢？陈韫安同学话还没讲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我感到，陈韫安同学的话也是我心里的话。
运动在深入。我们在担心父母、家人的同时，也开始人人自危。因为据说邓场长也正在我们农场物色“小邓拓”，并准备开展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争取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希望以此来使自己成为“小邓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有几天，我们这群来自同一座城市、平日关系融洽的知识青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相互攻击之中。不过，这种知识青年间的大字报战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就在这时候，邓场长贴出了一张决定性的大字报。正像不久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斗争矛头全都指向了刘少奇一样，邓云玉的那张“陶进雄，你想干什么！”的大字报，一下子使全农场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陶进雄。
陶进雄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县农业局樟市农技站技术员，应省委王书记的要求，他一直在我们农场指导生产。陶技术员虽然是个大专毕业生，但外表却有几分像农民。
他教我们做堆肥时，手捧猪屎牛屎往肥堆上摆，完全不怕脏和累。近一年来，他天天同我们一起劳动，手把手地教我们农业技术。因此他与我们大家，尤其是与几个爱学农业技术的同学关系相当好。
在邓云玉导演的这场对陶技术员的斗争中，原先因为有的同学不会干农活，陶技术员以爱护的口吻，开玩笑地说的“你这猪脑壳”，就成了打击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行。
斗争大会一连开了好几个晚上，但陶进雄却并没有被斗垮。邓场长们很快就想出了办法，物色了可怜的姑娘陈韫安作炮灰。陈的父母因有历史问题已在单位被揪了出来。
经过邓场长的思想工作，陈韫安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斗争会上发出了一颗令人难以置信的炮弹：控诉陶进雄曾对她进行非礼。虽然陈韫安的故事十分离奇，陶进雄也坚决否认，但会场上的一片“打倒”口号声就是结论。陈韫安控诉时声泪俱下，这是那个可怜的姑娘对自己身心受到玷污的痛悔。每当回忆起斗争陶技术员的情景我就感到内疚。斗争会上我没有充当打手，而且每次陶技术员被押上台时我几乎都因紧张、害怕而牙齿打颤、全身发抖，但我毕竟附和在人群中喊过口号，这助长了那种不道德的诬陷人、侮辱人的行为。
最后，陶技术员被开除公职全家遣送回原籍。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受了连累。1995年9月我们重返桂阳县纪念下乡30周年，打听陶技术员的下落时，曾经也在我们农场当过技术员，早几年还担任了县农业局局长的侯技术员告诉我们，陶技术员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遣送回原籍后仍是残酷斗争的对象，不久就被斗死了……2．我不是红卫兵，我并不想造反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文化大革命”的经典名言传到农场后，邓云玉在对大家进行训话时就也学着以“黑狗崽子们你们听着”来开头了。当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传到樟树市时，邓云玉场长立即就带领我们农场全体知识青年去县城造县委的反，造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反，造省委王书记的反了。
虽然邓云玉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为闻名全省的知青“模范”，变为樟市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樟市农场场长，变为国家干部，靠的是省委王书记的赏识和提拔，但听到长沙的大学生造省委的反的消息后，邓场长不是奋起保卫给了她名誉地位的省委和省委王书记，而是立刻就来了个翻脸不认人。她不但将造反的矛头指向县委，也指向了省委工作队和王书记。这使邓场长立即又成了一名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邓云玉的造反行动又一次使她名噪一时。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邓云玉为什么要造县委和省委工作队的反？尤其是，为什么要造对她有知遇之恩的省委王书记的反？说老实话，我并不想造反。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自己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子弟，最好不要乱说乱动，更不要去出风头，冒充红卫兵造反。
不过，在邓场长要做“革命左派”以及她的行政命令中，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仅仅只是被迫充当了一回跑龙套的群众演员而已。
跟随邓云玉造反以后，我们立即陷入了疯狂敌视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夜之间，整个樟市墟就被讨伐我们的大字报所淹没。这些大字报千篇一律地从家庭出身上来攻击我们，说我们造反是地主资本家狗崽子想翻天。就连本来出身响当当的邓云玉，也被说成是资本家小老婆生的。
桂阳县委还是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农场。邓云玉跑到了“革命造反”的策源地北京，县委未能逮住她。工作组的领导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如1957年“反右”，先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充分暴露，然后毛主席再一声令下……不久，从省里传来了确切的消息，王××（即省委王书记）是个叛徒，已被彻底打倒了。
王××是叛徒这一消息，没有使昨天还决心誓死保卫省委王书记的县委工作组有半点难堪。这些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对急剧变化的政治风向和人事斗争浪潮适应性良好并如鱼得水的“变色龙”，立即又有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曝出邓云玉与大叛徒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形势飞速发展。省里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宣传队到了桂阳县，来到了樟市人民公社，“造反”之火终于在桂阳县燃烧开来。县里其他单位、学校也开始造县委的反，甚至县委内部也有人造县委的反了。一片大乱，进驻我们农场的县委工作组再已无心在我们农场抓右派，只得草草撤离了。
3．天下大乱，思想搅乱
社会上完全乱了，我的思想也开始乱了。
以前的课本明明告诉我们，是朱总司令1927年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师，现在却说当年带领红军在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井冈山会师应当是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事人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彪元帅都还在世，难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所有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历史事实都可以今天说是这样，明天又说是那样吗？
这件事使我觉得受到了欺骗。对此我感到难以接受，我开始怀疑。
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标语涂满了城乡所有墙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全国震耳欲聋的时候，以前一直被党的报纸、电台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党和国家的多数领导人，如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贺龙元帅，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彭真等，却一个个名字上打着红×。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对毛主席的过分歌颂，使我头脑中不能不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一产生，就立即被我自己否定了，这是罪该万死的反动思想啊！我怎么能怀疑伟大领袖呢？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思想往引起我疑问的种种事情上想，而是照“毛主席语录”上所说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现象，使我的思想总是离经叛道。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生存，我宁愿相信那些近乎荒谬的宣传，而不愿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当时，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而只要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不满18岁也照样枪毙。
总之，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我在郴州火车站就亲眼看到一张由某法院发布的处决一个15岁的现行反革命的布告。布告说，该现行反革命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县某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其走资派老子被打倒后，他心怀不满，公开呼喊打倒伟大领袖的反动口号。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极左宣传的蛊惑加上镇压的威慑，使我（我想也使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思维只能在党中央毛主席划定的范围内打转。
革命造反使全国陷入了混乱。混乱中我们农场的生产瘫痪了，混乱中我们全都倒流回了长沙。当时的长沙，社会上造反组织林立，“司令”满天飞。一些地方的知青还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说上山下乡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要打倒，实际上是想“造户口的反”。不过对“造户口的反”我并不关心。虽然乡下的辛劳和饥饿使我更加留恋城市，做梦都想自己的户口能迁回长沙，但我心中明白“造户口的反”是绝对行不通的。
因为事情明摆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挂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金字招牌。
因此，其他地方的知青在长沙造反造得热火朝天，我与我的伙伴们却多半只是看热闹和串门逛街，当逍遥派。
1968年下半年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场是办不下去了，上面也认为成堆知识青年在一起难以控制，决定撤销农场，分散插队。11月1日，我来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知青的生活。
生产队的劳动与农场的劳动一样累，不过由于有了萝卜红薯作为填充，我的肚子总算不饿了。生产队的乡亲们对我也很友善，尤其是在生产队不必天天晚上政治学习、听训话、亮思想，这使我在心理上有了一种轻松感，很快适应了生产队的劳动生活。
在生产队，我心甘情愿地与贫下中农一起面向黄土背朝天，牛马般地劳作。
然而，大约两年以后，我受到了另外一种再教育。
1．在知青中招工对我的再教育
1970年前后，传来了工矿企业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的消息。不久，我又收到朋友李卫国的来信，靠关系转到长沙城郊农村的他，已被招进有名的长沙纺织厂当了工人。
一年又一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发现，进工厂做工人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无缘。当那些“苗正根红”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红，加上又有后门的知青伙计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兴高采烈地进城去当工人后，留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的，就基本上只剩下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了。
虽然我们这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都极其真诚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扎实实（或者说老老实实）地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希望以此得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但结果却十分明显：我们这样做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一方面，大肆正面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另一方面，农村实际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报纸宣传和实际执行完全背离，我开始怀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了。
2．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的再教育
由于长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接触了社会，我发现太多的极左路线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正相反的例证。
多少年来报纸电台都是大肆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在平时劳动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却听到了另一种大跃进。
乡亲们几乎是争相告诉我说，“大跃进那阵，“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最厉害了。本来是个好年成，可是稻谷倒穗了、红薯在地里烂了都不让收。劳动力全都抽去大炼钢铁。结果钢没有炼出来，还把各家各户的锅也砸了，山上的大树也为烧木炭炼钢铁而砍光了。尤其是即将到手的粮食没有及时收获，造成很大的损失。搞到后来，饭都没有吃，过起了苦日子”。
在乡亲们嘴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瞎胡闹，而“苦日子”则是大跃进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和岭下生产队，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