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天，听大人们谈起有一群重庆知青来到通江，我家的那个公社也分来了约二十多人。公社在全乡海拔最高的穿石梁大队一个名叫野鸭池的山上建起了知青林场，还选派了一个叫谢运林的人担任林场场长，管理那群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娃，教他们学习当农民，学习干农活，学习自己生活。
野鸭池林场位于贡桌包山麓，周围全是大山和一望无涯的森林，林场后面的石梯子沟经常有蟒蛇和野兽出没。再往上经贡桌山，穿洞子向北便是荒无人烟的莽莽林海，只在场部周围有一些零星土地和山上由农民开垦出来的“火地”，它们像镶嵌在大山里绿色地毯上的一块块“补丁”。场部附近散居着几户当地农民。
林场与我家是邻村，约有七八里远。我们一群乡村的娃娃，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经常跑到林场周围去藏头露尾地悄悄打量那里的重庆知青。在我们这些边远山区的娃娃的眼里，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就好像一群神秘的外星人。他们嬉笑打闹，说话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衣着打扮有着城里人的高贵气质。知青们白天跟着场长学干农活，拿起几斤重的锄头挖“火地”和种田，手上打起“血疱”和死茧。听说他们晚上倒在屋里哭的哭，掉泪的掉泪，想家的想家。但他们男男女女又经常在一起吃喝玩耍，说笑亲热从不避嫌；他们在空闲时有的读书，有的写信；一些男知青抽着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公社还供应他们每月每人半斤猪肉；他们穿着发给他们的皱巴巴的棉衣；有的人甚至还有着一个塑料的小钱包和拳头大的小玻璃镜，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令我们山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在他们面前，我们自惭形秽，从不敢和他们说话，打招呼。但是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放着大城市不要，偏偏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
这就是我最初印象中的知青，是第一次把城市生活的信息带给我们、让我们对山外世界产生第一次向往的知青哥姐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青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革”中到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开始是揪斗地富反坏右，然后变成破“四旧”，接着是揪斗“走资派”，造反派夺权，武斗升级，各级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全面瘫痪。这时，知青也像脱缰的野马，三五成群到处乱窜，一些知青趁机偷偷跑回重庆。
回来后，把那里的混乱带到大巴山里。他们有的身上带着寒光闪闪的三棱刀，有的不知从哪里搞来手枪空皮套，挂在身上，耀武扬威。一些男知青拿着刀，见老百姓的鸡就抓，见老百姓的蔬菜和其他吃的东西就抢，弄得当地老百姓人心惶惶。一些知青“天棒”还到处扬言：谁敢惹他们，他们就放谁的血。一时间，“放血”两个字成了知青的代名词，连当地老百姓哄小孩都说：“你再哭，小心知青放你的血！”小孩一听，就不敢哭了。那两年里，老百姓见了知青像躲瘟神一样远远躲开。经常听人说，某处某处又遭知青抢了，某某人被知青放了血。
一天，生产队安排我继父到平昌县喜神滩公社去给集体购买生猪。爷爷和小叔也一同去赶场，小叔头上戴了一顶解放军帽。正走在街上，迎面碰到一伙知青。一个知青伸手抢去小叔的帽子，小叔由于年轻气盛不服气，又去一把抓了回来。这下惹恼了这个知青，他掏出一把三棱刀就要放小叔的血。小叔吓得三两下就钻跑了，藏在一个裁缝铺桌下躲过了一劫。可是我爷爷慌忙跑去猪市上把这事告诉继父说：“你快去，知青要放你兄弟的血。”继父听到后连忙往街上走，边走边说：“知青总也要讲理嘛，我不相信他们真敢放血。”这时那伙知青追赶小叔不着，正好迎面碰到继父，不问青红皂白就劈胸一刀捅来。继父毫无防备，还不知怎么回事就倒在血泊之中。继父的死给我的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从此辍学，姐姐远嫁。妈妈当时正怀着小弟弟，为了生计，忍痛将两个弟弟继抱给人家。我的一生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那几个知青杀人犯当中有两个在平昌被枪毙，最终埋骨深山无人问，还有两个判重刑，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我对知青的印象从此改变。我恨他们。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一帮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胆大妄为的人。
1969年初，达县地区所有的社办林场解散，知青被分散到大队和生产队落户。我家那个爱国大队也分来了几个知青，之后又陆续从重庆来了一些知青。此后跟知青的接触使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他们的看法逐渐转变。
有一次我到喜神滩公社去赶场，为家里买点盐和煤油之类的东西，在上街的一个摊位上遇到一个叫傅章平的知青。因为他拜我的一个堂兄学木匠手艺，常在堂兄家走动，相互都认识，但从未打过招呼。傅章平在街上卖几个小木瓢。那时的百姓穷，木瓢一角多钱一个都很少人买，到晌午傅章平还没有开张。我路过时他叫我帮忙卖小木瓢，说自己卖木瓢不好意思，怕其他知青看到。我反正没事，就答应了。结果四个木瓢一共卖了六角钱。他很高兴，就请我同另外几个知青到食店吃面条。当时面条卖八分钱一碗，一共才卖几角钱，一顿就吃光了。回家路上经过知青住处，他还送了我一条短裤。有一次，他们几个知青抓的田鸡和黄鳝，红烧了半盆，看见我路过，傅又请我吃了一顿。这时，我渐渐觉得知青中还是有好人，也有的和我们一样贫穷，远离父母也实在可怜，坏的只是个别人。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好处，特别是送我短裤的恩惠，我悄悄背着母亲把我家喂养的一条骨瘦如柴的母狗送给他们，因为那条母狗常常和我们兄弟争食，经常是我们兄弟未吃饱，母亲却非要给母狗留下一碗。傅知青和其他几个知青来我家牵狗时，我先在狗颈上套一根绳，然后他们用一个长长的木杈撑着狗的头，强行把狗拉走。那狗被牵走时不断哀鸣着回头望着我，眼角还渗出了眼泪，那种充满哀求的眼神让我许多年都感到内疚。为了与狗争食，自己竟然忍心把一条活生生的狗命推上了绝路。这是我一生干过的唯一的一件歹毒的事。
在那个混账的年代，我逐步感到那些知青远离大城市，远离父母，来到我们贫穷的山区，其实很不容易，他们是很可怜的一个群体。
有一个知青名叫宗腾，与他的女朋友黄泽君是全乡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且品行素养不错，和老百姓的关系也最融洽。他们落户在原林场所在的黎明大队，住在抱养我弟弟的父母家里，平时劳动表现、政治表现都很好。一次，他们把自己喂养的小山羊牵到喜神乡场卖钱，走到二朗庙遇大雨，正好此时我也走到那里，于是我帮他牵羊，他们在后用一根木条撵，走到乡场上时周身淋湿透了。上街后我帮他们把小山羊卖了三元五角钱，几个知青和我在饭馆里饱餐了一顿，把这笔钱花得所剩无几。这个宗腾最后被推荐为教师，先是在村小、乡小教书，后来到县城教书，最后在80年代中期调回了重庆。黄泽君被选为村支部副书记，又调到区上任妇联主任，后调县里任妇联主任、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后来调重庆渝北区任广播电视局局长。还有一位叫丁玉敏的知青。在知青大批回城时，她留在了县中学教书，后来担任了副县长，主管全县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成就卓着。她们在通江工作期间，为改变通江落后面貌，呕心沥血办农业、办交通、抓工业、抓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做了不少为老百姓称道的好事，终竟成为通江地方上的历史人物。
七十年代初，城乡到处学唱学演样板戏。一遇节日，还经常举办全公社文艺和农民运动会。每逢这样的时候，知青就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公社和大队就要借助知青的知识文化，男女知青们有的教唱样板戏，有的排演节目和舞蹈，有的参与体育运动。也只有这样的时候，知青们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了体现。
在知青中，后来招工、升学、调走的有很多人。1978年中央通知没有回城的知青全部安置工作。直到最后一批安置回城，仍然有很多人留在山区。他们虽然历尽曲折和坎坷，也经历了风雨人生的洗礼，但他们热爱大巴山，把毕生贡献给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教师，有的成了医生、护士、工程师、建筑师，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有的在山区结婚生子，把根永远扎在了这片贫困而美丽的地方。在通江的知青中，黄泽君、丁玉敏固然是知青中的典范，做了通江县的县长、副县长，用她们的一生，为知青写上了光辉的华章，但也还有默默无闻地把毕生贡献给山区的一大批知青，他们仍然是知青的光荣，是可敬可佩的人。例如六十年代最早到通江上山下乡、至今还在通江的刘道俊，就为通江的茶叶研究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研发的“天岗茶”曾获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为此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还有扎根通江、刻苦自学医术、多年从事公费医疗管理、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先进个人的医保局会计喻德秀大姐；夫妇都是知青、在银行战线工作几十年、做过农行分理处主任、多次荣获银行系统先进个人称号的林素怀；还有在农业战线工作几十年的叶大容大姐；以及饱经曲折坎坷、自学成才的中医师唐启利等。这些重庆知青扎根大巴山，热爱大巴山，都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大巴山，献给了这里的人民。
为了收集重庆知青留守通江的情况，也带着报社朋友的嘱托，我专门采访了县中医院退休的女中医师唐启利医生。当我在东方医院找到唐医生、说明来意时，她未曾开口早已泪水盈眶。
唐启利于1965年告别美丽的山城重庆，带着新奇和向往，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离别亲人来到通江东北部最边远的云雾山林场落户。云雾山是全县海拔最高的大山，冬天特别寒冷，把衣服晾在房外，一会儿就会冻硬。唐启利和她的知青伙伴脚手都长了冻疮，但还得上山打柴；没有电灯，没有煤油灯，夜晚照明主要靠“松光”（一种带油节的松木肉）；高山不产稻麦，知青主要是吃“包谷糊糊”（即玉米粥）。从林场下山赶场要走四个多小时，上山时要走五个多小时，进县城就是一百多公里路。“文革”期间，山上没有盐，没有蔬菜，生活苦不堪言。他们有家不能回，想父母，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这里是大山，知青和当地农民一样，从事刀耕火种，粮食以包谷为主。夏天包谷成熟时还要在夜晚轮流睡在半山坡的“窝棚”里守候，防止野兽糟蹋庄稼。有天晚上，三个女知青在“窝棚”守夜。睡到半夜，听到野猪嚎叫，几个人都吓哭了，抱成一团。后来还是唐启利年龄稍大，给另两名女知青壮胆，说“不用怕，野兽怕火”。她点亮火把，在“窝棚”外边舞边吼，野猪才被吓跑了。
1969年林场解散时，唐被分配到泥溪二大队落户。由于舍得吃苦，表现好，当地的干部杨永年、杨继焕等人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她，还让她担任粮食保管员。但由于唐启利家庭出身“不好”，几次推荐招工回城和升学都被卡住，心里非常绝望。1972年乡党委书记、全国劳模李步坤推荐唐启利到了乡医院学习医术，先管西药房，后来学习注射、接生等医术。1975年唐又被派到县卫校学一年，以优异成绩结业。回到乡医院后，她担任一名助产医生，在此期间与在县医药公司工作的吴景新相识并结婚。1981她被调到县城关医院工作。1985年又被派到重庆妇产科医院进修一年，医术得到了全面提高。回院后，她着手组建中医院妇产科室并担任该科主任。多年来经唐医生医治的妇幼病人和产妇没有出过一例医疗事故，在病人中有口皆碑。她后来还考上了医师、主治医师职称。
1993年她被县授予“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的称号；1994年被县卫生局授予“白衣天使”称号；她连续16年获得市县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的荣誉。2003年退休后，唐大夫又被东方医院聘请为妇产科医师。当东方医院院长问她对报酬的要求时，她说：“我不是为了多拿报酬，而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为患者解除痛苦。人民健康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我问唐大夫：“你当知青到山区已四十多年，把你的全部青春和一生丢在这块土地上，你后悔吗？”她回答说：“我当知青时，亲眼目睹了山区农民的贫困和有病得不到救治的痛苦。能用自己所学的一点浅薄医术为山区人民解除痛苦，我感到自豪，永远也不后悔！”
好一个唐大夫！好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老知青！
作者简介
谷继文，男，汉族，生于1958年2月，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曾担任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财政学会秘书长、县审计局副局长、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现任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通江县作家协会副主席、1992年出版诗集《初潮》、1995年出版个人诗集《临界钟声》、2006年主编并出版《通江苏维埃志》、《中国共产党通江县历史》、《通江县历史编年记》、《温家宝总理在通江》等地方历史着作。
爸爸和大巴山
邓元姝1
罗燕译
如果要我脱口说出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会说他是个“慈爱的爸爸”，或者是“才华横溢但丢三忘四的学者”。稍加思忖之后，我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勇于开拓、慷慨大方、意志坚定、雄心勃勃、永不停息的人。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还可以罗列我爸爸的许多细节。例如，他最喜欢的颜色为什么是绿色，他最喜欢的数字为什么是二十等等。说实话，妈妈、我和妹妹常常觉得爸爸身上缺乏学者应有的“优雅”。显然，爸爸身上的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习惯，跟他年轻时在农村所经历的那些岁月有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要全面地描述我爸爸，就不得不说到中国四川省东北边沿上的大巴山，说到大巴山里的万源县。在那里，他生活了14年。
爸爸在万源的经历，我是一点一点地了解到的。好多年里，他的那段经历在我脑海里是一堆纷然杂陈的片段和印象。我知道，他曾经在梯田里栽秧挞谷、在学校教学生英语和音乐，甚至创作、编导文艺演出。他扒过行驶中的火车、到处游历；他跟个别的地方干部相处不好，但却和许多人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曾充满活力、乐观奋进，也曾经深深地为可能永远被困在大山里而感到忧郁。
我的困惑多半归咎于爸爸和我自己的忙碌。爸爸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可是却只能偶尔抽出些时间吐出一鳞半爪。每当我因为体力活而叫苦的时候，爸爸就会提起他从前所干的繁重的田间劳动；每当我为了学中文而不高兴时，爸爸就会提起他年轻时闻鸡起舞、苦读英语的经历。黄昏时分，每当我们在林间小路上散步时，爸爸总会叨念他那些忠实的老朋友，还有他搭卡车和火车回重庆所经过的漫长旅程。这些故事让父女俩各得其所。爸爸偶尔还会提到他头天夜里所做的噩梦，说梦中他又被困在了山里，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