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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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附录(4)

《无声的群落》的书写群体比较独特,他们均在1964-1965年下乡,下乡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权利,被迫带着“原罪”下乡。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折磨。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初下乡时,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张光亲)他们的梦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破碎了,他们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却无法摆脱“另册”,不能参军、入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进工矿和回城市的机会;即使回到城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李忠公)。有的老知青甚至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仍然因为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梦断1977》任宗景)重庆老知青群体是一个被“阶级路线”政策制造出来的“不可接触”的卑贱群体;这种“血统论”制造出来的等级,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所说的,类似“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重庆的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在严寒的日子里》周邦宪)距离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重庆老知青像犹太人在战后追逐纳粹罪犯一样,对曾经制造过一场青春浩劫的“阶级路线”并没有轻易地放过,对造成终生苦难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执着的追究。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在政治审查一条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文件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要求学校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亲生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在高等、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有数条,不仅直系亲属被判刑、管制的学生不能录取,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亦不能录取。标准中虽然提出“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但这只是一种虚伪的“摆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来没有实行过。

制定这份文件的人也很清楚,这种侵犯人权的政策是见不得天日的,文件特别提示“政审标准和做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曾经历过的苦难往事。他们对“阶级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也是对“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清算。这种历史的清算,不仅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给自己的人生求得一个明白的说法,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使得人权不再遭到同样的践踏。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他们已经放弃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许多重庆老知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农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升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读书梦》邓鹏、《大巴山上学英语》周邦宪)他们作为弱势的知青群体中的一员,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以个人之力对扼杀人才的专制制度进行顽强的抗争,他们用事实证明,这个被扼杀的“原罪”

群体,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可以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以聪明才智的青年群体。

重庆老知青群体中的多数人则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症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获得“和平女神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之士。但是,她的生活处处闪耀着光彩。

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她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重庆老知青讲述他们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淡定,字里行间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

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是如此艰险,又是如此的平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获取到惊人的财富、权势和功名。但是,他们不需要用世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本分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也不是在绝境中生存下来,而是努力像人一样地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要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概。我们还活在英雄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各自表述。重庆老知青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

重庆老知青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难有立锥之地。在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私人的声音。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十分难能可贵。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集体至上”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负责任,放弃个人承当是拒绝忏悔的重要原因。“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脱离了集体、国家的立场,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为个体承担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他要为个人自由承担全部的后果。重庆老知青的这种个人主义立场,为他们的个人忏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重庆老知青在大巴山里的生存环境,非比寻常,其政治的严酷性和生活的艰苦性,远超过了一般知青,在这场上山下乡的浩劫中,他们苦海求生,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不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回忆录专门开辟了“红色忏悔录”一栏,专门记述一些忏悔文字。其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苦斗和艰难的灵魂炼狱。

一个重庆老知青因为发表过对反右运动的不满,在“文革”运动中被工作组抓住了政治把柄,设下圈套,逼迫他揭发自己的好朋友。这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忏悔说:“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张弘)这篇忏悔文章,有着坦荡的陈述和深刻解剖,这种自我曝光,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完全是由于自我良知的逼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强健、光明的心灵。他用自己的道德勇气,洗涤了灵魂的污点。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像但丁一样,穿过地狱的苦难、炼狱的烈火,被自我的良知引领进天国的大门。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记述了下乡参加批斗地主的斗争会,在会上他动手打了姓何的老地主一个耳光。13岁的地主女儿端着菜来为父亲求情,却被知青们打翻了菜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

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文章中最后记述,1986年暑假他带儿子重返大巴山,又看到姓何的地主,“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为被加害者对加害者的宽恕而感动。毫不奇怪经过共同的苦难,他们已经消弭了往日的仇恨,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场景更令人感动呢?

读着“红色忏悔录”栏目中诸篇大作,我的心灵跟随着忏悔者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向救赎的彼岸,这些师兄们仿佛是引领我穿过地狱的导师,“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天下累累地负载着美丽事物;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神曲·地狱篇》但丁)重庆老知青的忏悔实践,是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进行的,独立个体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个体的责任,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化的忏悔转为宗教性的忏悔,由世俗的价值评判转为宗教层面的价值评判,铺平了道路。

在世纪之交,关于“忏悔”的论争,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引发了长期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普世的道德准则,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道德清洗运动中,问罪的一方属于自由主义群体,他们认同和依恃的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世俗权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断定知青群体的青春与生命,其结果自然也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有其优长亦有其缺陷。它使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把忏悔当成了一种政治批判工具,使忏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在有关忏悔的论争中,有人想要厘清道德忏悔与宗教忏悔的关系,强调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努力清洗其间的宗教因素。不少人认为忏悔应该在现世层面进行,但忏悔的实践与论争表明,坚持世俗的评判标准,难免与现世生活相纠缠,造成不同个体表述之间出现诸多混乱和冲突。

由于忏悔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集团和政治族群的冲突,在其间的忏悔者难以避免政治集团的批判和受害者的威慑;许多人拒绝忏悔正是为了免于政治压迫和法律质询。他们把自己视为政治运动的另一种受害者,认为权势者的“罪行”不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在这场有关忏悔的论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政治道德和社会清肃,而很少看到个人的灵魂,看到超越(的)世俗的个人内心冲突。试图回避忏悔的宗教因素,是道德清洗运动最终进入误区的重要原因。

超世的宗教忏悔,虽然不脱离现世,忏悔者却只能依赖自己,依靠个体灵魂的良知良能,他如果不愿或无力面对现世社会道德的审判,还可以进行私下的自我审讯,独自去面对上帝(天地、神、佛或良知)对自己的“最终审判”。

显然没有比宗教更为全面的,经历过历史检验的超世价值体系了;宗教忏悔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针对每个人的。首先在个人心灵上,排除世俗理念和信仰的无上权威,为个人心灵留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的忏悔是一条走出国家政治误区,进入由个人担当责任的多元社会的必然之路。

重庆老知青的普遍个人价值立场,独自的灵魂内省,都为进入宗教境界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神殿,宗教性的超世境界已经呼之欲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宗教性的超世价值体系的恢复。

自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从知青群体形成之日起,知青一代的群体内部,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60年代上山下乡初期,老知青为争取返城与中学红卫兵发生的冲突;“文革”中“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冲突;“文革”上山下乡高峰时期,“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阴谋知青文学与知青地下文学的冲突;新时期“权力-知青文学”与“新现实主义”知青文学的冲突,后新时期知青文学生存主义宏大叙事与自由主义私人叙事的冲突;以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犬儒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仍然在继续着,如今它已经发展为反对生存主义的兽道(2005年畅销书《狼图腾》)与坚持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斗争。

《无声的群落》的出版,突破了泛滥一时的犬儒哲学的羁绊,打破了“法西斯国家主义”的生存哲学的喧嚣。它代表了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在继续前进。

作者简介

杨健:男,195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导。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199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中国知青文学史》

(2002)。

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

徐友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