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尊夫人关于老知青是靠新知青解救的这一观点我是基本赞同的。我记得，毛泽东的《12·22最新指示》下达的当天，我和几个朋友正在重庆上清寺的大街上闲逛，一位嗅觉敏锐的朋友听到这一消息，当即跳将起来，发出欢呼：“好球！我们有救了！”不是吗？试想一下，如果文化革命晚发生十年，升学录取中的株连政策就将被教育部门心安理得地多执行十年，我们就可能在农村多接受“再教育”十年。那样一来，我们这个群体就可能完全农化，在乡下自生自灭了。虽然后来文化大革命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加速了上山下乡的步调，使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寿终正寝，极权政治和乌托邦理想的结合仍然让我们，特别是知姐知妹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7年初，当老知青回流到城市造反、争取回老家的时候，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十分鄙夷地给老知青取了“户口兵”这样一个雅号。殊不知事过不久，毛老人家烦红卫兵小将了，将他们统统赶到“广阔天地”里去，这下才有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招工。即便如此，许多老知青在招工期间，仍然因为家庭出身跟好运一再失之交臂，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办“病残”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家乡，回到故乡后仍然要面对由人为后移的人生起跑线所造成的严酷现实。这种经历，并不是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能理解的。
谢谢兄在信中推荐的回忆录作者人选，希望兄代我们编委会热烈欢迎他们参与我们的工作。这些朋友的文章想必会给我们的书增添异彩，因为他们的回忆可能更富于传奇色彩，更富于“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感。但是我们也应该防止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因为古往今来，成功的英雄总是少数，失败的英雄要比成功的英雄多得多，再者成功者不一定个个都是英雄。年轻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家父常为项羽感到惋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为人不能太机巧，太功利，坚持和操守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窃以为回忆录的质量的根本是作者本身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社会的思考，它取决于作者年轻时候有没有一个梦，并曾经为那个梦苦苦追求过、彷徨过、失败过、痛苦过、牺牲过；而且，因为人人都有过失，它也取决于作者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超越自己的过去，甚至批判自己的过去。反躬自省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总之一句话，我们这个“无声的群落”出声的机会不多，一旦得到出声的机会，应该说点实话，说点真话。
信中提到的裴某某女士当年跟我夫人的胞姐同在平昌县石板公社金银林场务农，我本人曾在一次跟重庆市政协主席的会谈中见过她。据说她不太愿意跟知青来往，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兄能够动员她参与我们的工作，弟将非常感激。根据我的经验，一些后来在体制内混得不错的老知青朋友似乎都有点甩不掉的包袱。一个重庆的朋友曾经这样拒绝我们的征稿邀请：“过去的记忆就让它烂在心里吧。”-哀大莫过于心死啊。
兄的日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望惠予提供。希望兄也留意为我们收集一些老照片和其他文物。处理方法，定强兄会详细介绍。
从兄来信中知道，令爱通读了兄当年的日记，实在让人既羡慕，又感动。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有所成就。
兄年届六十，精神矍铄。但岁月无情，还望多保重。明年夏天回渝，一定登门拜望老兄。
即颂。秋祺。
邓鹏谨呈
2007年9月30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像人一样生活
——读《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
杨健
1962年官方正式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17年中有1776万知青上山下乡。在“放逐”的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在1964-1965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14000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是一部迟到的书，它是在全国各区域、省份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高潮过去之后近十年才出版的回忆录。但是，它与众不同，是一部自觉站在私人立场讲述的回忆录。它是知青群体在新世纪向自由主义继续迈出的重要一步。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先后经历了从“青春无悔”
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推动了“青春无悔”这一先验理念的推广传播。进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
同一时期，知青文学“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被生存哲学的宏大叙事（以郭小东“知青部落系列”、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为代表）所取代。后者将官能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它们与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但是基本思想主题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回忆录大多围绕着“悲壮的青春”
主题展开，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片面歌颂苦难，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6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回忆录的编者和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自我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为自己树立起一座青春的纪念碑。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业绩，这种情绪恰恰流露出一种对青春逝去的焦虑。
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1600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唯一思想主题之中，以群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整个90年代，全国范围的群体书写，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据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话语权。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结束了创业时期，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殖活动和娱乐性消费。而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经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与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他们认为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并难以超越。有一个知青作家声称自己并不是以知青文学成名，“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知青作家开始群体性地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知青文学作品数量开始锐减。在世纪末，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知青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未能搬上电影、电视，知青群体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未能在知青群体中取得压倒优势，也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随着强势群体的离去和主流传媒的放弃，知青文化在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寂寞旧文坛，平安新战场”，在看似空白的时期，却从余烬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立场的私人叙事小说，出现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岳建一主编2001），出现了像《羊油灯》（逍遥2001）、《抒情年代》（潘婧2003）等优秀知青文学作品，虽然在知青集体中和社会上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的主流知青文学。它们是寂静中的雷音，鼓舞着寂寞的自由主义知青族群。
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自然延续。重庆老知青以群体的姿态迈入自由主义派别，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思想风貌。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昭示着自由主义的脚步在新世纪并未停止迈进。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倔强的树》邹克纯）1996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的知青群体掀起了纪念热潮，这本是一次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机遇，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对偷盗农民津津乐道，流露出对权力的敬畏，宣扬个人生存奋斗的胜利。
知青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孔子说过，“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产则有恒心者，惟士之能。”农民是小“有产者”，可以通过集体劳动得到某种尊严，而知青是无恒产的赤贫者，在生存线上挣扎，很难坚持道德原则。物质上的无产化，造成了许多知青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在他们的生存主义中潜伏着浓厚的流民意识和灾难意识。在新时期返城后兴起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热中，有着明显的流民意识，这一切并未引起知青群体的警觉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经为“八九”之后的知识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重庆老知青回忆录中有不少文章回忆了生存艰难，衣食无道的往事，但没有一篇描写在农村偷鸡摸狗，或对此行为津津乐道。在“瓜菜半年粮”的大巴山贫困的农村，艰苦劳动一年，毛谷子加红苕、洋芋也只够维持四个来月。有的知青饿得跑上山寻找野生的红子，往嘴里填。他们大都不肯自暴自弃，即使极个别的人迫于饥贫偷盗了农民的东西，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倔强的树》邹克纯）重庆老知青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出身不好”
被社会打入另册之后，绝大多数的重庆老知青在非人的环境下，都自律自爱，没有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饥饿、苦难，他们出于所受的教养、尊严，也不甘沦为流氓无产者，不愿坠入兽畜和阿修罗道。他们在回顾那段苦难的岁月时，仍然能够发出自尊、自信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背叛、出卖，如同家常便饭，而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罕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