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离林场最近的吴家院子时，因为我们早就知道院里有条很凶的狗，不免惴惴不安，蹑手蹑足，想悄悄从院旁的小路通过。可那狗的耳朵何等的灵，人刚到院外，院中立即响起它震耳的吠声，吓得我捏着棍子的手都发抖了。在这个关头，只见雪豹子身影一闪，进院去了。我们还在惊疑不定之时，就听到吠声突然变得温和了，再后来就没有了。
我们又惊喜，又担心有变，赶紧趁机快速离去，直到远离了吴家院子，才松了口气。雪豹子匆匆赶来，又蹿到前头探路去了。虽无法问它用什么法子镇住了那条恶狗，但见识了它的本事，心里安定了许多。
可是，来到第二个院子旁边的时候，我们再次慌了神，因为那院中竟蹿出了三条大狗，气势汹汹地分两路包抄过来。我们胆怯地停下来，把棍子捏得紧紧的，以防不测。雪豹子显然也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立即朝着那几条狗一阵狂吠，居然就把单走一路的那只黑狗镇住了，那狗犹豫地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雪豹子矫健地飞身纵起，只两三个起落，便到了从侧面袭来的另外两只大狗面前，横身一挡，封住了它们的出路，嘴里还“咿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那两只狗居然也停下来，“咿里咕噜”地“答话”。雪豹子又礼节性地摇了摇尾巴，那两只狗也朝它摇摇尾巴，似乎双方“谈”得很友好。看着这一幕，我们又惊又喜，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走得远远的。等雪豹子再次追上来时，我们都忍不住喊着它的名字表扬它。它朝我们看了看，翘得高高的尾巴摇了几摇，好像是说：“算不了什么。”
又前头带路去了。
就这样，我们在雪豹子的护卫下，安全通过了一个个“关口”，见到了头缠青丝帕，和老农民没什么区别的老红军。他饱经风霜的脸显得和蔼慈祥，满面笑容地接待了我们，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入席。我们则好好地犒劳了雪豹子一顿。
这次出行，使雪豹子名声大振，我们宁愿自己少吃点儿也要多匀出点儿饭喂它了。
秋收后，林场迎来了第二批知识青年，显得特别热闹。我们热情地为新伙伴献上自编的歌舞，雪豹子跑来跑去，殷勤地向新主人摇尾巴。公社请来木匠、棕匠，为新来者做床，扎“背搭子”（用棕做的，背在背上的垫子）。虽然雪豹子热情，但也有新主人不喜欢狗。正待我要讲雪豹子的故事给他们听时，他们就亲见了雪豹子的本领。
那是新伙伴来的第二天晚上，大家围着火塘聊得正高兴，突然听到雪豹子愤怒的狂叫声，好像是在咬陌生人，又像是发现了危险情况。我们都有点儿奇怪：这是怎么了？新伙伴喻光成突然一激灵，惊呼：“哎呀，是不是有人偷我们的铺盖卷了？”因为床不够，有几个新伙伴的铺盖卷尚未打开，暂时堆在我们的大寝室里，而寝室从来不上锁。本来以为没什么问题，可雪豹子的叫声使我们觉得不妙。赶过去一看，雪豹子坐在大寝室外边守着，虚掩的门大开着，离门最近的铺盖卷散了，那正是喻光成的行李。喻光成急切地查看行李后，松了口气说：“还好，没掉东西。”不难想到，林场中可能混进了不地道的人，而贼刚刚打开包，就被雪豹子发现了。
我们辛苦一年后，学会了种菜和养猪，又有第二批知青的供应，生活当然好多了。大家喜爱的雪豹子也养得更壮，显得更加威猛了。
虽然生活比过去好，但时间一长，大家都厌倦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了，都觉得街道的宣传太夸张，远大的理想似乎成了肥皂泡。这时，文化大革命波及了社办林场。“砸烂社办林场”的口号唤醒了我们深藏心底的“回重庆去”的愿望，大家积极地参加了“3·12”“6·12”
等知识青年的集会，又轮番走出闭塞的林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或回到思念中的故乡。
不多的几个暂时留守者，也是人在林场心在外。老场员都回了生产队。林场真像被“砸烂”了。
尽管主人们时来时往，流动性大，雪豹子却忠实地看守着几近空屋的知青房。可林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雪豹子也随之慢慢变得忧郁、瘦削了。寂寞而又迷茫的留守者，有时看着它日渐嶙峋的骨架，也不禁有些心酸。它却还向主人摇尾巴，不知道是在安慰主人，还是希望得到主人的爱抚？
数月之后，许多人陆续返回了林场，雪豹子兴奋地摇着尾巴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似乎觉得等来了它盼望的好日子。它哪里知道：主人们是因各方动员、没有粮食关系等各种原因不情愿地回来的。大家忙着交流带回来的各种小道消息，探讨着自己的前途。传闻“社办林场可能解散，知识青年都要分散插队”，大家感到大失所望，不愿相信却又有一种不幸言中的预感。只有“等几年要招工”的传闻是佳音，人人都希望这是真的，可是“等几年”自己会不会落空呢？这几年好难等……前途未卜，哪里还有心思逗狗呢。
不光心安不下来，连日子也差点儿过不下去了。保管室里还有一点儿五谷杂粮，省着吃还可以吊命。油荤却是一点儿也没有了。养的猪早在数月前处理完了，供应早就断了，肠胃几乎生锈，清口水往上冒，渴望尝点儿肉味儿，却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来。饥肠辘辘的人无可奈何地把眼光瞄向了雪豹子，向杨明开提议“打了解解馋吧”！闻听此言，杨明开惊诧地搂住雪豹子，连声说：“不、不、不，我不干！”
但生存的本能，使渴望尝到油荤的人又几次旧话重提。每次杨明开都摇摇头，只默默地抚摸雪豹子。雪豹子总是乖乖地依偎着他，任由他爱抚，却不再活蹦乱跳了。使人觉得，聪明的雪豹子是不是悟到什么了？
一个浓云覆盖的阴天。大家散坐在院子里，没谁说话，都显得心事重重。雪豹子卧在旁边。我望着天空，觉得灰蒙蒙的天就像我们的前途一样看不透。突然听到背后的一段对话。
“杨明开，你看雪豹子那可怜相，活起都遭罪。”
杨明开轻轻叹了口气。那人也叹了口气。沉默了一阵，说话声又响起来：“我们以后究竟怎么办喽？”
“哪个晓得。”这是杨明开的声音。
“人都不晓得怎么办了，喂狗还有啥意思？”
“可它是条命啊！”杨明开无奈地说。
“我们也是命呀！现在知青和雪豹子一样可怜。”说话者大约想起自己的处境，语调变得悲哀了。
我转过身来，看见杨明开呆呆地望着前边不知什么地方。良久，神色黯然地走到雪豹子身旁，蹲下来一把搂住它，潸然泪下。院子里一片沉默。搂着雪豹子的手突然放开了，杨明开疲惫地站起身，双手迅速地在脸上抹了一把，不知是要驱走疲惫还是抹去眼泪。“哎呀，我狠不下这个心。”他伤感地摇着头，小声地自言自语似的留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逃回寝室去了。我心头一紧：“雪豹子危险！”雪豹子似乎也感受到什么了。它没有像平日那样紧随杨明开离去，而是紧紧地夹着尾巴，可怜巴巴地立在原地，眼睛里分明含着泪水。可怜的雪豹子！我冲口而出：“不打嘛，雪豹子好可怜啊！”“不打嘛！”许多人喊。可是，几个男生却“啧啧啧”地把雪豹子往厨房引。我们几个女同学着急地喊：
“雪豹子，快跑！”可是，雪豹子没有听懂，虽迟迟疑疑，却仍听话地跟着进了厨房门。眼看悲剧就要发生，我们无可奈何。
为了从哀思中解脱出来，我们躲进了远离厨房的寝室，再拾有关前途的话题。这一招很管用，我们很快就全身心投入了争论之中。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见有人喊“吃饭了！”肚子咕咕叫着，跨进久未冒过油烟的厨房，忽然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儿，不自觉地咽下口水，才猛然想起了雪豹子！
不少女同学不忍看菜盆，可香喷喷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不由自主地加深了呼吸，踌躇了半天，最后夹起一两块肉，端着饭走开了。
我不敢沾菜盆的边，匆匆端着饭进了寝室，却似乎看不到饭，只有雪豹子的故事一一浮现在脑海里，连成了一片，挥之不去。直到吃完，竟全不知饭味儿。
去洗碗时才发现，冷清清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人蹲在地上，那是杨明开在拾雪豹子的骨头！我猜到了他的意思。果然，他包好骨头，在厨房外的大松树下刨坑。我的眼睛湿润了。
作者简介
庞统敏，女，1964年初中毕业于重庆井口中学，当年9月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涪阳公社林场。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昌师范，一直任小学教师。现已退休。
上山下乡四部曲
谭世通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家庭，但打记事起就生活在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的气氛中。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正统教育，同其他少年儿童一样，我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家庭教育我诚实正直、友善乐群，我在学校一直担任少先队和班级的干部，对社会抱着美好的心态，并决心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到了1963、1964年，周围的政治空气已有了越来越浓的极左味道，我也慢慢懂事，在长沙湖南师院附中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开始感到自己似乎属于另一类人。我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当然，我的思想仍旧十分正统，人也仍旧正直诚实活泼友爱。在不带阶级偏见的老师心目中我仍是个好学生，自己也自认为是个好学生。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不使我在潜意识中有了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最初是从学校常常要填一些表格开始的。这些表格都毫不例外地有“家庭出身”一栏。
我知道我父亲作为我祖父唯一的子女，家庭出身是“地主”。因为我那与反清革命志士陈天华是同窗好友，也曾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的祖父解放前拥有二十几亩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田产，老年时一直靠收租为生，“土改”时虽年事已高，仍被划为地主。
然而我们这一代的家庭出身该怎么填呢？我父母解放前一直在城里靠教书维生，父亲办了一所县立女子中学，但由于经费不足，他这个做校长的常常自己不领薪水。幸亏祖父不要父亲供养，母亲娘家境况也好，父母的小家庭才没有为此而生活困难。
我姐姐也曾在湖南师院附中读书，1960年考入湖南医学院。她一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她说对党要忠诚老实，党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填什么出身不要紧，关键是听党的话。于是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以祖父的为准，填“地主”。父母对此也没说什么。因此，在填“家庭出身”时，我也就填了“地主”。
但是从我学习的课本中，从我看到的电影、听到的广播中，“地主”都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概念，这不能不使我开始感到自卑。不过最初，这种自卑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填表过后不久也就忘了。
然而，在那个将阶级斗争奉为宝典的时代，如果你的家庭出身不好，那个阴影是你根本不可能摆脱的，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刻都在提醒你的家庭出身问题。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大约是初二年级下期（1963年），一天学校召开各班主要班干部会，我也去参加了。
那次主持开会的是学校李副校长。会议一开始，李副校长就劈头盖脸地大叫：“有的人对组织不老实，隐瞒家庭出身。”“难道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共裤连裆吗！？”李副校长完全是在咆哮。
那次会上李副校长还讲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李副校长咆哮过后，我的脑瓜子已变成一团浆糊。不过我还是记得他咆哮时很多同学都低下了头，我也不例外。
我倒并没有对组织不老实，不过我也曾想过，以后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不再填“地主”。
一来我觉得我本人并不出身在地主家庭，而更主要的是，填“地主”丢人。虽然我仅仅只是在心里想以后不再填“地主”，但李副校长的斥骂仍使我觉得自己像做了贼似的，脸上火辣辣的。
家庭出身产生的自卑感使我心头蒙上了阴影。初二退出少先队后，不少同学开始争取入团，但我却已打定主意不入团了。因为我姐姐申请入团的经历告诉我：团的门坎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我姐姐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群众关系极好。她不但学习成绩顶呱呱，更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对组织也极其忠诚老实。
但是，一年又一年，共青团的大门始终对她紧紧地关闭着。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虽然我姐姐对那似乎是遥遥无期的考验态度始终虔诚，但这种考验却在我们这些做弟妹的心头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而这种浑浑噩噩，主要表现在对自己前途的盲目乐观和对周围正在急剧左转的政治风向的毫不觉察、毫无戒备上。
初中，我一直都是半学半玩。凭借一点小聪明，没花工夫就使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以为读书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以为就这样半学半玩地读下去，将来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实现当科学家的理想也不成问题。
当然，我也隐约地感到周围的空气正在变得令人很不舒服（25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种空气叫“极左空气”），报纸电台以教训人的口气宣扬的理论，与我们实际接触到的现实、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十万八千里，但我却丝毫也没有将这一切与自己的前途（更没有将这一切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对这一切完全没有防范。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升学考试前，我仍旧同以前一样没有半点紧张感，仍旧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田径场和篮球场上。
1964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物理一百分，外语九十九分，是全班第一；数学和化学也都是九十几分，语文和政治这两门需要背诵的科目分数虽然比不上数理化，但也不差。随后的高中升学考试，也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漫长的暑假过后我等来的不是高中录取通知书，而是不录取通知。在学校时，同学们都称那种通知书为“安慰信”，但我从那半张劣质的油印纸里却没有读出丝毫安慰的味道。那份只几行字的通知除了告诉我因招生名额所限我未被录取外，就是告诫我：个人的理想要服从党的需要。
说实在的，接到那份通知书时我的心情是相对平静的，也就是说我对那份通知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同前几年比，湖南长沙1964年的大、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十分反常的。离新学期开学已经很近了，按往年，大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下来了，但这一年，参加大学、高中升学考试的学子们却迟迟没有得到录取与否的消息。人们开始私下议论，从近两年越来越令人头皮发紧的政治空气中，大家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点什么。
大学录取情况终于揭晓以后，人们的预感和议论被证实了。
以前升大学虽然也要“政审”，但毕竟也看看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可这一次人们发现，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已经完全没有用。那些本人表现好，但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太好的学生，不管他如何一贯成绩优秀、才能突出，如何被看好能考上名牌大学，这次收到的一律是“安慰信”；相反，只要“苗正根红”，不管他以前表现是好是差，学习是优是劣，这次统统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