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招生文件
1．重庆市关于1964年中等学校的政治审查工作的通知
发文：公办（64）2275号
教中招（64）9号
1964年中等学校招生的政治审查工作，根据省教育厅指示，政审标准和政策界限仍按1963年的规定执行；政审工作的作法，也仍照1963年的作法办理。为了认真严肃地做好这项工作，除了按照上述规定办理外，根据市委批转教育局、劳动局、团市委关于1964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保证”招生和全民所有制单位吸收人员的政治质量的精神和往年的工作情况，特提出以下几点贯彻意见，请认真研究，切实执行。
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识不够，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使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各校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领导，把工作做好。
二、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农村应以土改时划定的成分为准；城市没有划过成分，如一时难以查寻清楚的，应该在学生登记表备注栏内如实反映学生的家庭情况。有些学生生身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三、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家庭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对于家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中学党组织应将情况认真填入初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附件四）内；高小毕业生由于没有政治审查表，小学党组织应认真将其家庭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如何，填入高小毕业生登记表（附件五）备注栏内并加盖党支部印章。
四、学校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必须按照政审标准和规定执行，不得自定标准，不得自制表格，对于需要审查的学生，应该通过组织手续向公安部门、公社党组织或考生所属单位党组织进行了解，不能找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及其一般亲友谈话，或令其交待政治问题，不能直接发信到国外了解情况。
五、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长，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应届高小毕业生的审查工作，请区、县将初中录取新生的审查标准、高小毕业生登记表和作法，向所属小学党组织布置。学校一般不要向外索取学生直系亲属的政治材料，对于学生生身父母或养父母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平时不了解的和不清楚的，才应通过调查，实事求是地将情况填入学生登记表备注栏内。
六、社会知识青年和其他考生，报考时应填写考生登记表（即学生情况登记表）。在区、县党委领导下，高中一级学校考生以区、县招生分会办公室、初中一级考生的招生单位为主，会同考生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人民公社党组织或工作单位党组织进行审查。
七、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各校必须加强领导，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首先，应认真组织好政审工作的班子，及时组织政治上可靠、品德好的党员干部和学校政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政审标准和政策，统一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在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时，必须严格掌握政审标准和政策界限，并应根据初中毕业生和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都不成年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对于未成年考生政治思想问题的审查，既要有阶级观点和政治警惕性，又要有政策观点，注意区别政治反动和思想认识落后，区别本人表现和直系亲属（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要写上）的问题，区别生活上的缺点和道德败坏问题，区别偶犯和一贯等问题，防止偏宽偏严的现象发生，保证政治审查工作和操行评语两项工作的质量。其次，政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经党支部委员会讨论或请示上级党委后决定。
八、此项工作限于正式报考截止之日前完成。
由于这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因此，各校必须在区、县委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才能保证完成任务。各区公安分局、县公安局应专门通知所属基层单位，积极配合区县招生分会办公室和学校搞好这项工作，在学校向公安派出所索取材料时，应尽可能给予方便。
（附件：）（一）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二）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三）中学学生情况登记表；（四）初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五）小学学生情况登记表。
重庆市教育局（戳）
重庆市公安局（公章）
1964年6月12日
2．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1962年修订。内部掌握，不公布)
1．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不予录取。
2．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系1963年增加)。
3．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不予录取。
4.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我处死(包括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下同)，或因反革命罪行现在被我判刑、管制、本人没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对我有抵触不满情绪的，不予录取。但本人确已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
5.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经过查明，确实是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没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没有进步表现的，不予录取；但直系亲属是从事一般社会职业的，或者职业性质虽不明，但没有发现政治上有可疑情节的，可以录取。
3．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一）中等专业学校的机密、绝密专业和其他国防单位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应该按照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中等专业学校的一般专业（包括师范），按照1962年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执行。
（二）高级中学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1．本人参加反革命组织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查有实据的，不予录取。
2．本人思想反动，有严重的或多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又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3．本人品质十分恶劣而又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4．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我处死（包括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本人对我抵触不满有言行可查的，不予录取。但本人确已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
5．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经过查明，确实是从事反革命活动、与本人关系密切而本人政治上又表现不好的，不予录取；但直系亲属是从事一般社会职业，或者职业性质虽不明，但没有发现政治上有可疑情节的，可以录取。
（三）初级中学录取新生，应主要看本人的表现，对于品质极其恶劣、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致刘定强
邓鹏
定强兄：
送去我从《华夏文摘》下载的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请你把它打印出来，供参与《巴山知青丛书》的朋友欣赏。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很有趣，有些地方代表了这些年国内外知青问题研究的主流。
请特别注意作者对知青一代的界定。这一界定将我们130万“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排除在“知青一代”之外，因为我们的经验跟新知青相差悬远。这样划分固然不无道理，但它使我自然想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知青研究对老知青以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了解非常肤浅，而且表现出部分新知青（学者和文化精英）的傲慢。轻描淡写地说老知青是考不上大学或高中的“社会青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1964、1965年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当中，有相当部分人乃是各个学校成绩最拔尖、表现最好、工作能力最强的学生，是班长、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委员，学生会主席、干事等等。他们之所以落榜，完全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是因为一个荒悖不公的社会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长当时都没有话语权。
落榜之后我们面临着人生最困难的选择：是自愿下乡还是滞留在城市当“社会青年”？由于多年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这些人接受了从保尔·柯察金到雷锋和邢燕子、董加耕的一系列榜样，接受了舍己为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当中很多人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向往崇高，仰慕英雄，期盼轰轰烈烈的献身机会。我们甚至接受了自己由于父母的“过失”而低人一等的荒唐逻辑，怀着一种朦胧的原罪感。这样，下乡也成了我们“脱胎换骨”、参加革命的朝圣之路。由于真诚和单纯，我们当中一些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把弟妹都带到农村，为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献身来实现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1964年刊载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首关于董加耕的长诗。那首诗不仅歌颂了一个聪明而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而且浪漫地美化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国内低迷的经济状态和几乎不存在的就业机会。对我们这帮心高气傲、不耻于在城市吃闲饭，甚至不齿于干售货员、售票员这样的行当的人，农村成为一了百了的归宿。根据“文革”当中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安办看到的材料，特别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知道政府为了掩盖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矛盾，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政策。所以，虽然我承认“下放”对于“文革”
前知青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但是却想指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注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徘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命运预示了后来的新知青的遭遇。两个群体虽然感受不同，其命运之间却有着某种历史的逻辑关系。
韩子渝在他的散文集《山月心影》中对自己下乡的情况做了简练、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描述：“勤俭楼和红专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中的大校门大打开，街上许多人都涌进来看热闹，十几辆大卡车整齐地停放着，下乡的人被父母领着，对号上车。”对他落榜的原因，韩子渝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他轻描淡写地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他的祖父还是一个地主。这样看来，无论韩子渝成绩多优秀、表现如何出众，都注定没有上学的机会。这是未曾被我们认真探讨过的共同遭遇。
其实，如果我们的《巴山知青丛书》能够启动，我想写的题目之一就是自己在毕业前后的经历：我在毕业前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慷慨陈词、我在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感到的天塌地陷般的失望和将近两个月的精神炼狱，亲朋好友，包括老师对我的劝慰，以及自己拿着户口到街道办事处下户口路上的那一片思想的空白。
我想很多老知青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人的经历比我的还要戏剧化，还要精彩、还要令人扼腕叹息。而这种经历是新知青大多不了解，甚至难于理解的事情。
我还想指出，作为上山下乡的先驱，老知青在许多问题上也是先知先觉。《知青一代》的作者在区别两代知青的经历时写道：“当“文革”中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大批知青则在造反要回城。”这种说法首先有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不少“铁杆”老知青在所谓知青“回流”期间没有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没有离开农村（林、茶场），甚至在社办林、茶场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仍然抱成一团，死守阵地。1967年初，我在北京上访期间，结识了一些其他省的老知青，知道他们当中能人不少。其中，辽宁省的一个名叫“山里红战斗队”的知青组织特别活跃，在中央安办、农垦部张贴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大字报。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些成功的人，他们也许跟我们有类似的想法，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再说，1967年初，在红卫兵们跟随伟大领袖稀里糊涂地到处糟踏圣贤的时候，遭受不公待遇的老知青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上访请愿、争取返回城市，不正表明他们的人权意识的觉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的英勇抗争？当时的红卫兵们不仅不理解、不同情老知青的正当要求，反而轻蔑地称老知青为“户口兵”。他们哪里预料得到：不到两年时间，下乡的厄运会同样落到他们的头上！这岂不是有几分讽刺意味？
实际上，由于老知青被社会打入另册，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往往看得见许多其他人看不见的问题，有新知青所不具备的对生活的感悟，有英文里的“underview”（低视点）。在许多新知青面临农村的“cultureshock”（文化休克）而不知所措时，老知青们已经饱经沧桑，能够笑看人生了。这样的经历，在任宗景的《情窦初开的时候》中反映得十分生动。谁说老知青没有对“文革”的体验？正是因为老知青的存在，中国农村里的文化大革命才别有一番景观；也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老知青才完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一课。这种经历虽然在任宗景的中篇小说里（或其他的文学作品中）被描写得回肠荡气，但从整体上讲，至今还没有对它翔实的文字记载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