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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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铭心往事(19)

那天我去中心校开两天会,回来见我住的角楼板壁遭到破坏,进屋一看,室内东西被盗窃一空。我着急了,以为是有人为我和善容的事捣蛋。这时公社韩书记、武装部李部长和大队会计冯廷学、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熊付兴来了。当晚召开全队社员大会,会上分析案情,强调指出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要一查到底!第二天天刚亮,发现被盗的东西全部被丢在山坡上,大家急忙帮着抱回来。逐件点物清理,发现少了70元钱和140斤粮票。早饭后,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又组织召开了社员大会,经过分析和排查,会上点了富农分子儿子的名字。重压之下,这人只得承认了罪过,从公房厕所的石板下拿出了钱和粮票。

过了两三天,熊付兴邀请我去他家。他是一个苗族,对人忠厚,办事认真,我应邀前往。

刚走到苗寨洞坪上,就遇见了苗族教师韩宗成夫妇。他们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的老婆在熊支书家等你。”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这一喜讯,有些害羞脸红了。到了熊支书家,他热情向我招手,请我进火炉房里喝茶。一进房,果真见到了我思念已久的恋人。我们双方叙说了别后十多天的内心话。当晚,熊支书准备了丰富酒宴,为我们祝贺敬酒,也就算为我们订婚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感激。

第二天在支书家吃过早餐,双双把家还,拜见她的父母。父母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特意为我们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希望我们恩恩爱爱,建家立业,白头到老。她的二叔、三叔、幺叔知道我们订婚的消息后,都为我们高兴。二叔的儿子周善伦和我耍得最好,还特意邀请我去他家。他家在羊子坪,坐落在很高的一个大山坡上。记得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满山遍野一片洁白,道路很难行走,但为了爱情,哪怕刀山火海也敢闯。来到善伦家,嫂子送来了热茶和洗脚水,我烫了一个舒服的脚,用完晚餐,善伦叫善容到他房间里同我们畅叙,情深意切,我感激万分。

就在我们准备回富顺过年的时候,一天天还未亮,周大姐叫醒了我。看到她着急的样子,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她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唐老师,你快跑,郑家抢亲的来了,他们人多,要打死你!”我急忙起床,穿好衣服,不慌不忙洗了脸,端了一盅水带上牙刷,故意走到公房那边抢亲的人看得到的地方刷牙。

抢亲的那伙人约有四十余人,个个手持木棒,气势汹汹,高声叫喊:“就是他,把他拉过来,打死他!”

刷完牙,我慢步走向公房,边走边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当我一走到公房,就上来几个山野汉子抓住我的双膀,其他人手挥木棒不停吼叫:

“捆起来,打死他!”此时此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派来的,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法律就要枪毙他!”拉我双膀的山野汉子急忙松了手,论理说道:“你违反婚姻法,捆你到我们云南黄河公社去!”我说:“违反婚姻法的是你们,你们搞包办婚姻是犯法的,我们是自由恋爱,不犯法。”这时又有几个人上前拉我,女知青吴椒玉慌了手脚,急忙上前阻挡,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说:“她是女知青,怀了孕,你们推倒她,是犯罪!”此时熊支书、冯会计、韩老师闻讯赶来,善容也露了面,他们的媒人上前抓住她,叫人把她拖起走,我跑上前去,不允许他们抢亲。我说:“她已经是我的人,谁敢动她,我就同谁拼了。”

这时大队干部把他们叫到一边,通过算账、调解,赔了他们订娃娃亲的彩礼,这场风波才算得到了平息。

第二天,亲友们送来了山货,亲切祝福,我和善容告别父母,终于双双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回到家里,父母和妹妹们都非常高兴,大舅和舅娘全家也从南部县来了,全家人一起团团圆圆过了年。1968年正月初四,在父母和亲友们的关怀下,我们正式办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

知青跟当地青年的婚姻,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原因,成功并圆满的其实很少。袁光荣,是我们同一天落户老君山麓水龙五队的知青,他同周祥熙、陈从惠、张佑仁、邹绩志一个组。他是个孤儿。他到齐心村知青农场后,常到我这里来玩,性格很开朗。

我见他这个人本分老实,就同善容商量,给他介绍一个山村姑娘,当上门女婿。他们见面后,双方一见钟情,完全同意,女方父母要求要“三回九转”,按封建礼节办理。这一来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后来招工,由于他出身好,又是孤儿,被自贡大安盐厂招收为工人。

从此,这门亲事也就罢了。

跟我要好的知青还有张润生,他和我同天插队。有一天我们赶场归来爬坡到半山腰时,已累得口吐青烟,寸步难行。突然,我们看到路边有座茅草屋,高兴起来,准备讨口茶喝,歇脚纳凉。进屋后,一个穿着素雅的姑娘请我们坐,给我们一人送来一大碗凉苦丁老杆杆茶,一股清香的茶味扑鼻而来。喝下整碗苦丁香茶,顿时觉得全身轻松。我们向姑娘道谢后,离开茅草屋又上路了。出门不远,张润生突然高声感叹“嘿!太美了,茅草屋里出西施。”这时我才深深感到,这位山村姑娘确实非常美丽。但后来一打听,这位美人已经是名花有主了。

漫长的农村生活平淡而艰辛,那时的生活确实苦,买什么都凭票,计划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我和善容结婚后,她年年都要喂几头大肥猪,除了卖,就是杀来自己吃。她除出工挣工分外,还要打猪草,做家务,带孩子,晚上等孩子睡了,还要打缝纫机,太辛苦了。当时杀猪要毛猪票,我的二叔(岳父的弟弟)是个杀猪匠,他一字不识,但办事很认真,不见毛猪票不给你杀猪。有一次,我挖好了土灶,三水锅里的水都烧涨了,他来了不见毛猪票,说什么也不杀猪。没办法,我上街花了50元钱买了一张毛猪票,他见了后,才给我们把猪杀了。等杀完猪,吃了年猪肉,我又将买来的毛猪票卖了,收回了花去的50元钱。周祥熙和刘亚丽结婚后,也喂了一头大肥猪,想杀来过年,带些回富顺老家去,但没毛猪票,杀不成。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请来我的叔伯舅子周善伦(会杀猪)来到高桥四队周祥熙住地,等夜深人静后便开始杀私猪,几个知青一起牵出猪,捏住猪嘴,不让叫出声。杀完后,打整出来,砍成一块一块的,当场弄了些来吃,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好开心哟。

有次我到社员周吉科家推包谷,推累了,就到他家火炉边歇气。只见他家几个孩子围坐火炉边,数九寒天没衣穿,光着身子烤火,个个满脸满身是黄黑黑的灰土。火炉上烤着一些粑粑,那时我肚子也有些饿了,就试探着问娃娃们:“这是什么?能吃吗?”大一点的孩子约有七八岁,望着我笑着说:“是仙米粑。”我真觉得奇怪,他们过的是神仙日子哟!

那大孩子又开口了:“你吃一个吧,不要咬久了,咬久了就是沙沙。”我就顺手拿起一个,热乎乎的,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做的,他们说是白泥巴。我惊了,山区的泥巴也能吃!大孩子又开口说话了:“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吃仙米粑,要少吃点,吃多了拉不出屎。”我感到心悸,骇然不知所措。

对比之下,在这样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的一家之所以活得像个人,完全是爱的支撑。在此,我深深感谢我的这段天赐姻缘,感谢我的夫人-周善容。我把我1968年正月初四为她写下的《山乡情歌》,录在这里,以飨大家。

妹妹穿双绣花鞋,腰间系条红飘带。

瓜子脸蛋白又嫩,抿嘴一笑逗人爱。

哥哥下乡远方来,插队落户登讲台。

哥哥爱妹好勤快,妹妹恋哥长得帅。

哥哥妹妹情意长,就像高山金凤凰。

敢破封建结连理,恩爱夫妻受赞扬。

作者简介

唐生伟,1942年出生。大专文化。1961年在四川富顺县市管会工作,1964年志愿申请上山下乡落户四川筠连县蒿坝镇水龙村。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15年。1979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历任副乡长、乡长、巡司区文化干事。1992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受训结业。

梦绕魂牵大小凉山

叶维智

l964年4月8日,阳光透过人行道上法国梧桐茂密的枝叶洒满蓉城街道,急急奔走的人们大多是街道待业的城市青年,他们从各个路口汇聚到坐落在后子门的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场,参加市政欢送知青下乡去凉山的欢送大会。体育场四周看台上坐满了年轻人,锣鼓喧天,红旗满天飞舞,歌声欢笑声响彻全场。我们坐在东看台的是来自成都市北大街、白家塘、西安路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百余名男女青年,胸前戴着比碗口大的大红花和一枚红底金黄绕边的上山下乡纪念章,有的还戴着印有“到农村去”字样的草帽,扎着雪白的毛巾,脸蛋上红扑扑的,一个个天真烂漫,群情激奋地喊着“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帜,与其他看台上同样亢奋的年轻人遥相呼应。

刚满18周岁的我也在这群激动而淳朴的青年中,即将告别生活了18年的城市。当环顾四下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筑物时,我思绪万千,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别之情还是解脱的自由。我1963年初中肄业于成都二十五中学后,在家待业,加入了社会青年行列。母亲去世早,父亲还在市土产公司上班当会计,我跟着哥姐读完中学,渴求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参加社会劳动,获取劳动报酬养活自己。但待业近一年,等来的是上山下乡动员,而且被告知:“不去的,今后18年不调工作!”就这样,我在街办动员会上签名下了乡。

在高昂的《我们年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勘探队员之歌》等歌声和欢呼声中,市政领导将一面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字的红旗,授予即将开赴农村的一名高个子男青年手中。大个子激动地双手紧擎红旗,在头顶上呼啦啦晃动。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嘹亮的歌声响彻体育场上空!在那面大旗和巫方安、孙传琪的引导下,东看台的一百名城市知识青年列队,背着简单的行李,率先冲出了体育场,在后子门至人民南路广场上,我们在沿途夹道欢送的干部、市民们的掌声中,登上一辆辆停在市政府(皇城)门前的解放牌大卡车,告别亲友,告别父兄,告别市民,告别生养自己的故乡,从此踏上人生漫漫路。

车轮滚滚,4月8日宿五通桥沫川,9日在雷波西宁农场过夜,10日晚住美姑县城招待所,11日车队终于进入凉山昭觉县境内。上午十时左右,队伍来到竹核区温泉山附近,同路到达的彝族向导和汉族干部向知青们介绍了这里温泉的情况,并引导青年们宽衣解带,脱了个光溜溜,一丝不挂跳入温泉池中,沐浴温泉水,洗去征程土,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准备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城。

1978年以前,昭觉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过去曾有人说“不到昭觉不算到凉山”,昭觉位于大凉山的核心地带,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我们102名成都青年来到这古朴神秘又十分向往的地方不多久,接来送往和合影留念的欢乐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旅途的辛劳也已恢复,我和知青们都在思考着下哪个乡?插哪个队?乡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从成都出发一直是个谜……正在知识青年们猜想不定时,州、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宣布了知青下队分组名单:

南坪大队三个小组共49人(其中南坪一、二队小组20人,三、四队小组21人,五、六队小组8人);塘木大队小组25人;跳坝大队小组17人;乃拖大队小组11人。

并宣布任命了各组组长、副组长。孙传琪、巫方安任大组长并兼任南坪三、四队小组负责人。担任各个小组负责人的还有:陈保清、高永智、黄达砺、徐孝清、邓云芳、钟履端、陈泽谦、张恩宇等人。

我与其他20人分在南坪三四队小组,是知青人数最多的组,而且还与孙、巫二位名人在一个组,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知青们各自归队归组,相互认识结伴,跃跃欲试要去自己的新家,去新的知青生活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当即,招待所会议室的正墙上就有与众不同、政治敏感性强的人,张贴悬挂出了十多份“决心书”。

4月14日,我们三四队知识青年按组先去了专门为汉族青年修建的知青屋-三室一厅的住房,男女各住一室,住房内是靠墙的通铺。中间是过厅用来放劳动工具,并作学习和开会用,房头有一小屋是厨房,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春夏秋冬。

刚放下行李我们又被彝族社员分别领走了,领走我的是四队的一家彝族青年男子。

一路上,他在前我在后,语言不通,路上只能用“手语”沟通。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他告诉我他叫阿尔木火,23岁。论岁数,我小他大,我就叫他“阿木哥”。

我被阿木哥带进彝族式瓦板房后才明白,这是要按照民族风俗喝安家酒,吃坨坨肉。

阿尔木火家在紧靠机耕路的瓦板房里,只见三个石头支起的大铁锅里热气直往上冒,“这叫三锅庄。”-木火轻声比画着说。灶膛里熊熊火苗映红了宽宽的屋子四周,这才看清屋内有一木质大粮柜很显眼,头顶上有低低的楼阁,楼阁下面有一半是牲畜圈栏,另一半就是烧锅吃饭用的空地了。屋内没有床,据说主人都睡在饭后熄火的“三锅庄”旁边。木火阿哥热情招呼我席地而坐。在火光中,眼前除了锅灶外,还有摆在灶边地上的碗盆勺和筷子,碗里是飘香的白酒,盆里是拌好盐、辣椒、花椒的有男人们拳头大小的猪肉-这就是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坨坨肉”。还在锅里煮的是彝族同胞家家都会做的“都拿巴”-就是彝家女主人用黄豆泡水推石磨,再用石膏或卤水“点”出来的像汉族的豆花一样的东西,再放些头年煮好晒干的元根叶子,既是菜又是汤,起锅后用“马食子”(彝家的勺)捋起就着辣椒水吃。再放些像干树枝一样刮成粉末的“味精”-木浆子,其味道真不比豪吉鸡精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