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苏北乡间最普通的一所学校。1979年夏天我走进她的怀抱，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六年的中学时光。1989年夏天我再次走进她的怀抱，又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初六年的教书生涯。我人生两个最青涩也最灿烂的年龄都交给了那所非常宁静也非常落寞的乡间学校，今天想来既欣慰又酸楚。在我珍藏于心间的有关那所乡间学校的记忆里，王中原老师是无法抹掉的人。
他是一开始就在了那所学校里，还是后来由别处调入的，我不清楚，反正在读中学的最后一年我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中等个，瘦瘦的，看上去很和气，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走路，不慌不忙地说话。我注意到他的存在时，他是学校打上课铃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铃，他每天总是拽着细细的线绳催我们起床、出操、上课，告诉我们下课、吃饭、熄灯。他的铃声一如他的说话，不紧不慢，节奏匀称。有时候，他还会在上课的铃声里笑着对急忙忙冲向教室的学生喊：“慢一点儿，别磕着！”
这是我做学生时对王中原老师仅存的印象。告别那所学校四年后，我又回到了那里，只是身份已经由学生成为老师。与四年前相比，他一点未见老，只是眉眼间更显慈祥。这种慈祥是当年就有呢，还是岁月相赠？我说不准。因为我当年是学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特别注意他，如今我做了教师与他常常面对面地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就看出了他独有的善良来。起初王老师并不知道我还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有一次无意中说起，他很惊讶地问：“是吗？不容易啊！”我一直不明白他说的“不容易”是什么意思。
他依旧是学校的打铃人，铃声与四年前相比没有变化；他依旧是瘦瘦的，走路慢条斯理，说话不慌不忙。做了教师后，我知道他做的工作远不止打铃。除了日复一日地为学校打铃，他还分发全校的报纸杂志，油印学生的讲义，传接电话，有时候也刻钢板。那个时候，打铃表面上看着轻松，实则不然。这是一件要时时刻刻想着的事，每天从早晨六点钟的起床铃到晚上九点半的熄灯铃，一天要打26次，到点就得拽铃绳，容不得马虎，而且要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在工作后，我几乎天天看见王老师跟着收音机为自己的老钟表校对时间。如今人人讲职业倦怠，那时拉拽了那么多年铃绳的王中原老师整天笑眯眯地边打铃边跟人打招呼，从未说过天天打铃真烦这样的话。
除了按时打好铃，我最常见的情形是他坐在教务处的油印机前印学生的讲义，手一推一抬一翻，再一推一抬一翻，周而复始。全校学生的讲义都要靠他一张一张地推出来，虽然偶尔也会有老师帮忙印一印，但多半是王老师一人在干。冬天的时候，我们都用砖块砌的炉子烧煤取暖，王老师几乎每天都打煤饼，因为去教务处的人很多，砌的炉膛大，用的煤也多，他就天天打煤饼。去的人多，话多，动作也多，有一次终于有人不小心把王老师放在旁边准备油印的一张蜡纸给烧着了，一声惊呼间蜡纸就成了灰烬。那是一位数学老师放在这里准备第二天要用的讲义。“咋办？”惹了麻烦的人问王老师。他只说不要紧不要紧，下午再找谁谁要了题来重刻。下午，果然看见他趴在办公桌前咯吱咯吱地刻钢板，刻好油印好准时把讲义送去。从始至终，一句躁话没说。
年的冬天下过一场大雪。我记得那场雪一连下了几天，学校虽天天组织学生扫雪，但校园里仍然没有路眼。那天午饭后我刚刚躺在宿舍的床上准备休息，门被敲响了，王老师在外面喊我的名字，问在不在。我高声答应着，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有电话，从县城来的。我打开门，顶着随风打脸的雪花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向教务处接电话，王老师跟在我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那时，学校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每个教师有外来电话都是王老师到各个办公室去叫人，如果遇到非上班时间，他就要跑到教师的宿舍去找人。我的宿舍离教务处还算近，约有两百多米远，多数老师的宿舍离教务处都有三四百米。那些年，王老师从未拒喊过一个老师，不管刮风下雨，不论酷暑寒冬，他都是要到办公室或宿舍找人的。如今，如果我们还是那样的通讯条件，还会有人像他一样地为了一个电话去喊人么敲钟、油印、传呼电话、分发报纸，这样的工作王中原老师一直干到退休才算终了，那些年间，他的铃声接起来有多长呢？他打了多少块煤饼子谁能计算得清？他喊过的电话谁还能记得？他在钢板上刻了多少张蜡纸谁又能晓得？那一推一抬一翻一张讲义的动作重复过多少遍？在那所乡间学校里，他就像一个守夜的人。
数年后的一天黄昏有人告诉我，王中原老师走了，病根是抑郁症。我很难过。那样的一个好人，谁见了都觉得亲啊。前些时日，与先前的同事在苏州喝酒叙旧，不经意间就说到王老师，说他待人的真诚，说他干活的实在，说到他的好，两人禁不住又欷歔感叹了一番，恍惚耳畔又传来那所乡间学校课间响起的铃声，不紧不慢，节奏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