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认同作用相当复杂的联系入手解决出现在神经症症状的结构中的认同作用。我们假设，一个小女孩（此刻我们将要专门讨论她）产生了与她母亲同样的痛苦症状——例如，同样令人苦恼的咳嗽。这种情况可能以各种方式出现。认同机制可能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在这种情况下，它代表女孩取代她母亲的敌意愿望，该症状表达了她对她父亲的对象爱。在一种罪恶感的影响下，致使她替代母亲的愿望得以实现：“你想要成为你的母亲，现在你成了——无论如何就关系到你的患病而言。”这就是癔症结构的完整机制。或者另一方面，症状可能与所爱的那个人的症状是一样的，例如，杜拉模仿她父亲的咳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描述这一事态：认同机制替代对象选择而出现，对象选择被退行到认同机制。我们知道，认同是情绪联系的最早而又最原始的形式；常常发生的是，在形成症状的条件下，也就是存在退行以及潜意识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对象选择就退行到认同作用——自我表现为对象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认同作用中，自我有时模仿他不爱的人，有时模仿他所爱的人。也必定使我们惊讶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认同作用是部分的并且极端有限的，仅仅从作为它的对象的人那里吸取单一的特性。
还有第三种特别经常并且重要的症状形成的病例，在这种病例中，认同作用完全不考虑与被模仿的人的任何对象关系。例如，假设一寄宿学校的一个女生收到她暗暗爱着的一个人的来信，该信唤起了她的忌妒，于是她以癔症的发作对此做出反应。后来，她的知道此事的一个朋友——正如我们所说——通过心理感染作用也发作了癔症。这种机制就是以把自己置于同样情境的可能性或愿望为基础的认同作用机制。其他的女孩也想有秘密的恋爱，在罪恶感的影响下，她们也在这一秘密恋爱过程中忍受着痛苦。如果认为她们采取这种症状是出于同情，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同情仅仅出于认同作用。如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类感染或模仿发生在女子学校的朋友们之间预先存在的同情心显得比通常还要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在某一点上——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在分享相似的情感上——感知到与另一人的自我有意义的类似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认同作用，在致病情境的影响下，认同作用被移置到一个人的自我所产生的症状上。这样，这种以症状表现出来的认同作用就成为在两个不得不保持压抑的自我之间有一致点的标志。
我们把从以上三个缘由中得知的东西概括如下：第一，认同作用是与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第二，认同作用以退行的方式成为对力比多对象联系的一种替代，正像靠对象内向投射到自我那样；第三，认同作用可能随着对与某些个别人（他不是性本能的对象）分享的共同性质产生任何新感觉而出现。这种共同性质愈是重要，这种部分的认同就可能变得愈成功；因而它可能代表新的联系的开端。
我们已经开始推测：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属于这类认同作用的性质——以重要的情感共同性质为基础。我们可以猜想，这种共同性质在于与领袖联系的性质。另一种怀疑会告诉我们，我们还绝没有穷尽认同作用问题，我们还面临着心理学称之为“感情移入”（empathy［Einfuhung］）的过程，它在我们理解他人内心存在的而对我们的自我又是固有陌生的东西中起着最大的作用。但我们这里只把自己局限于认同作用的直接情绪结果上，而将认同作用对于我们理智生活的意义置而不论。
精神分析研究已经偶尔触及更困难的精神病问题，这一研究也能在某些其他病例——这些病例不是直接可把握的——中给我们显示出认同作用。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这样的病例作为我们进一步考虑的材料。
大部分男同性恋的发生过程如下：一个年轻人在俄狄浦斯情结意义上不同寻常地长期而强烈固着于他的母亲。但最后在青春期结束之后，用某个其他的性对象代替他母亲的时刻来到了。情况出现了突然的转换：这个年轻人不是放弃他母亲，而把自己与她认同；他把自己转变成他母亲，现在为他自己寻找能取代他的自我的对象——他能给这个对象以他从母亲那里体验到的爱和关怀。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过程。它能像人们喜欢的那样经常被证实，并且自然完全不依赖任何有关这种突然转变的机体驱力和动机的假设。这种认同作用一个惊人的东西是其丰富的范围：它按迄今一直作为对象的模范来重新塑造自我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对象本身被抛弃——是完全还是在仅仅被保留在潜意识中的意义上，这是超出此刻讨论之外的问题。与被抛弃或失去的对象认同，作为对于那一对象的替代——将对象内向投射于自我，这的确不再令我们感到新奇。这类过程有时在小孩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不久前，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过这类观察报告。不幸失去一只小猫的一个儿童直截了当地宣称，现在他自己就是那只小猫，并因此在地上到处爬行，不在桌上吃饭，等等。
对象的内向投射（introjection）的另一个例子由分析忧郁症所提供。我们把真实的或情感上失去所爱的对象看作是忧郁症最显著的原因。这些病例的主导特征是对自我残酷的自贬，并与无情的自我批评和痛苦的自我责备结合在一起。分析表明，这种蔑视和这些责备说到底指向对象，代表自我向对象的报复。对象的阴影落在了自我身上——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那样。在这里，对象的内向投射无疑一目了然了。
但是这些忧郁症也向我们显示某些别的东西，这可能对我们后面的讨论有重要意义。它们向我们表明，自我被划分成两半——其中的一半反对另一半。这另一半被内向投射所改变，并包含着失去的对象。但是如此残酷行事的这另一半也不是不为我们所知，它包含着自我之内的良心和批判能力，甚至在正常时刻对自我持批判态度——尽管绝不是那么无情和不公正。在先前的场合，曾驱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在我们的自我中形成了某种这样的能力，使自己从其余的自我中分离出来，并与它们发生冲突。我们称之为“自我理想”（ego ideal）——按其功能我们把自我观察、道德良心、梦的稽查以及压抑的主要影响归咎于自我理想。我们说过，它是幼稚的自我从中享受自足的原始自恋的后续；它从环境的影响那里逐渐收集环境施加给自我而自我又总是不能达到的各种要求。于是，当一个男人不能被他的自我本身所满足时，仍然可能在从自我分化出来的自我理想中找到满足。正如我们进一步表明的那样，在观察的妄想中，这种能力的瓦解变得明显了，因而显露了它在优势力量（尤其是父亲）的影响方面的根源。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补充说，在这种自我理想和真实自我之间的距离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就许多人而言，自我内部的这种分化并不比儿童有多少进展。
但是在我们能利用这一材料理解群体的力比多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对象和自我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其他例子。
（第八章）爱和催眠
对于某种变化无常的实在来说，甚至语言的用法也仍然是真的。这样，它就把“爱”这一名称给予许多类型的情绪关系——我们在理论上也把这些关系都归类为爱；不过再次感到可疑的是，是否这种爱是真实的、真正的、实际的爱，以便暗示爱这一范围的现象内的整个可能性。我们从我们的观察中将毫无困难地做出同样的发现。
在某一类情况下，爱不过是性本能以直接的性满足为目的的对象贯注，而且当达到了这一目的时，这一贯注就消失了。这就是所谓一般的性感爱。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力比多的境况很少如此简单。指望重新恢复刚刚消失了的需要，这肯定是可能的；这无疑是直接对性对象持续贯注的最初动力，也是在不动情的间歇期间“爱上”性对象的最初动力。
对于这方面，必须补充另一个因素，它源自人的性生活所走过的特别显著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通常到儿童5岁时结束，他在他父母中的某一个身上发现了他爱的第一个对象，他要求满足的所有性本能都被维系在这一对象上。只是后来开始的压抑迫使他放弃这些婴儿性目的的大部分，并在他与其父母的关系中引起了深刻的改变。儿童仍然与他父母相联系，但却是通过必须被描述为“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来联系的。他从今以后对他所爱的那些对象的感情，就具有了“情感性的”（affectionate）特征。众所周知，这些早期的“性感”倾向或多或少仍然强烈地保持在潜意识中，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原初的倾向继续存在着。
正如我们所知，在青春期，出现了新的非常强烈的直接指向性目的的冲动。在不利的情况下，它们以性感倾向的形式与持续存在的“情感的”倾向保持分离。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它的两个方面都被某些文学流派如此得意地典型化。一个男人会对他深深崇拜的女人表现出痴情的迷恋，但这个女人不使他兴奋以致发生性活动，他会只与他并不“爱”并且很少思念甚或看不起的其他女人交往。然而更常见的是，青年人成功地在非性感的、神圣的爱和性感的、世俗的爱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综合，他与其性对象的关系具有了未抑制的本能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相互作用的特征。任何人所爱的深度——与他纯粹性感的欲望相比较，可以通过由目的受抑制的情感本能所包含的多少来加以测定。
就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总是为性估价过高的现象感到吃惊，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被爱的对象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免受挑剔，其所有特征比没有被爱的人或者比他本人还没有被爱的时候，都评价得高些。如果性感的冲动或多或少有效地被压抑或被阻止，那么产生的错觉就是，将按其精神上的优点从性感上爱上这个对象，然而恰恰相反，这些优点实际上仅仅是靠其性感上的魅力而被赋予这个对象的。
在这方面使判断失误的倾向是理想化的倾向。但是现在我们更容易发现我们的方位。我们看到，对待对象与对待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方式是一样的，以至于当我们处于爱的状态时，相当的自恋力比多溢到了该对象上。甚至在许多爱的选择形式中，该对象起着代替我们自己的某种未达到的自我理想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爱它，是因为为了我们自己的自我所努力追求的完善性，我们现在愿意以这种迂回的方式作为取得满足我们自恋的手段。
如果这种性估价过高和爱进一步增加，那么对这幅图景的解释就更是变得准确无误。那种其倾向是直接指向性满足的冲动，现在可能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正如年轻人的炽热情感经常发生的那样；自我变得愈益谦卑，对象则变得愈益高贵，直到它最后占据自我的整个自爱，这样，其自我牺牲就作为自然的后果而出现。可以这样说，这个对象耗尽了这个自我。谦让、限制自恋和自我伤害这些特点，出现在爱的每一场合；在极端的场合中，它们只是被强化，作为抵消性感要求的结果，它们仍然是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中。
这特别容易发生在不愉快的和不能得到满足的爱中。因为不管怎样，每一性的满足总是涉及到性估价过高的降低。同时伴随着我对该对象的“奉献”——与对抽象观念的崇高奉献不再有别，归诸自我理想的这种功能完全不再起作用了。由这种动因所激发的批判也沉默了。该对象所做和要求的一切都是对的和无可指责的。良心也不适用于为该对象而做的任何事情。在这盲目的爱中，冷酷无情达到了犯罪的程度。整个境况完全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该对象被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
现在确定认同作用和诸如可以被描述为“着迷”或“屈从”的爱的极端发展之间的差别，就容易了。在认同作用情况下，自我用对象的特性丰富自己，它把对象“内向投射”于自己，正如费伦茨［1909］所表达的那样。而在爱的极端发展情况下，自我是贫乏的，它使自己屈从于对象，它用对象取代它自己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更细密的考虑即刻清楚表明：这种解释制造出并不真实存在的对比错觉。省事地说，不存在贫乏或丰富的问题。甚至把爱的极端情况描述为自我把对象内向投射于自身这样一种状态，也是可能的。另一区分也许更好地适于发现事情的本质。在认同作用情况下，对象丧失或被放弃了；然后它在自我内部再次建立起来，仿效失去了的对象，自我本身又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被保留，通过自我并以自我为代价出现了对对象的过度贯注。但这里再次出现了困难。可以断定，认同作用以放弃对象贯注为前提吗？当对象被保留时就不能存在认同作用吗？在我们着手讨论这个微妙的问题之前，已经开始使我们渐渐明白：还有另一种选择把握事情的真正本质，即对象被置于自我还是被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
从爱到催眠显然仅一小步之遥。这二者一致的方面是明显的。对催眠师就像对被爱的对象一样，都有同样谦卑的驯顺，同样的盲从，同样缺乏评判。主体自身的创造性同样出现呆滞：没有人会怀疑，催眠师步入了自我理想的地位。仅仅是在催眠中，一切甚至更清晰并更强烈，以至于用催眠解释爱比用其他方式更为中肯。催眠师是唯一的对象，除他之外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自我以似梦的方式经验到催眠师要求或断言的无论什么东西，这一事实使我们回想到，我们在自我理想的特定功能中忽略了论述它检验事物实在性的功能。毫不奇怪，如果自我的实在性是由通常行使检验事物实在性职能的心理动因所保证的话，自我就会把一个知觉当作是实在的。完全缺乏其性目的不受抑制的冲动，进一步有助于这种极端纯粹的现象。催眠关系是对所爱的某人无限的奉献，而且排除了性的满足；而在实际的爱的情况下，这种满足只是暂时被抑制了，仍然在某一未来时刻作为可能的目的而处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