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地不能行中庸之道，长久了就会毁灭，就没有今天人类社会。从太阳系的各颗行星来说，都要走在适合自己的运行轨道上，这个轨道只能有一条，不能有二条。如果有二条，行星的运行就不符合规律，天地的秩序就会发生改变。所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日月、星辰，分秒不停地运动在有规则的变化中，它达到中，达到一，达到至善。万事万物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则能和能成。
孔子说："舜帝真可算得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人了吧！他喜欢向别人求教，而且善于对那些浅近的话进行仔细审察。听到不合理的恶言便包涵起来，听到合理的善言便加以表扬，他度量人们在认识上两个极端的偏向，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他们。这就是虞舜之所以能成为舜帝的原因啊！"这是说舜用最美好最高尚的道治理百姓。
《大学》中说："《大学》的原理，在于使天下的人显露美德，在于使天下的人革故鼎新，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所以说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这里的得，就是"一"。《道德经·三十九章》中说："曾经得到过道的有：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宁静；神得到‘一’就英灵；河谷得到‘一’就充盈；万物得到‘一’就生长；侯王得到‘一’就成为天下的领袖。"这里的"一"也是"中庸"。"一"就是道，"一"就是中，而"中"只有一，没有二。阴阳相交产生万物，而阴阳相交必须符合中庸之道。能达到"一"，也就能达到至善。达到"中"，达到至善，也就能适当。适当就能中和，中和就能产生万物。所以庄子认为道通于"一"；又认为只有通达的人，才通于"一"。
《易经·系辞篇》中说："天下万物的一切活动，也本着同一的道理，那就是瞢则吉，恶则凶的常道。"《商书》中说："不是天私自给我商代的天下，只是天保佑着德行；不是我向百姓求助，而是百姓都归依德行。德是惟一的，活动就吉祥；德如果有二有三，活动就会危险。现在继承王位的天子惟一的使命就是惟新惟德，始终如一。这样，时代就会发展变化。"
因此说，万物得到"一"就生长，国家得到"一"就大治，人类得到"一"就诸事和顺。
世事如棋局局新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庸"的含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最能体现中国人整体和谐艺术的东西--围棋，来加以说明。围棋的棋盘纵横各十几道，共有361个交叉点。棋子分黑、白两种颜色，黑子共181个，白子共180个。按规定，执黑子者先行，轮流将棋子下在交叉点上，以占领多于所规定的交叉点的一方获胜。
围棋仿佛我们的人生，步步充满了矛盾冲突。然而，围棋界重量级大师吴清源先生却说："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内涵。日本围棋评论家江崎诚致对此解释道："围棋若是黑白双方保持和谐进行，那么先出手的一方就占有优势，只要中途不贪得无厌，不畏首畏尾，不是不合情理，那么一定是黑棋获胜。因此围棋的本质与其说是竞争更应该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破坏，形势的动摇，人们不可能企求完美。也正因此不一定都是黑棋获胜。而人呢，只不过是把这种结果定名为胜负罢了。"由这段话可知，能够在对弈的过程中超越胜负，而去追求棋局本身和谐的人，才算是最高段位的弈手，自然也是胜率最高的棋士。人们常说，"世事如棋局局新"，根据"和谐相依，方成棋局"的认识，处世的艺术除了"中庸"之外还有什么呢？
庄子在《南华经·外篇·在宥章》中，叙述了以"中一"为主体，以礼法仁义为枝干，以民物为根本，以无为为实用的经世治国的无上经典。庄子说："低贱然而不可不依凭的，是万物；卑下然而不可不依随的，是人民；隐藏然而不可不做的，是事情；粗略然而不可不陈述的，是可效法的言论；相距很远然而不可不增多的，是礼仪；顺依其性然而不可不敬重的，是道德；本于一统然而不可不变化的，是大道；玄妙莫测然而不可不顺应的，是自然。所以圣人观察自然的玄妙但不予协助，成就了品格的修养但无拘无束，行为出自道但不是事先的思考，符合仁义的要求但不依靠，靠拢了道义但不积不留，应合礼但不回避，接触琐事但不推辞，成功于法度但不任意妄为，依靠人民但不轻率地役使，遵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不偏离。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也就不会有纯正的品格；不通晓道的人，则无事可成。不通晓道的人，真可悲啊！什么叫做道呢？道有天道，也有人道。无所作为而处在崇高地位的，叫做天道；有作为并且功勋卓著的，叫做人道。君王，是天道；臣下，是人道。天道与人道相较，相差太远，必须觉察。"庄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天道与人道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是"道"。道就是一，一也就是道。一生于中，却得到了"中一"之道，这样就能顺应万物的天性，顺应人的天性，所以说"道"是无为的，仁义礼法都要措施适当。所以庄子又说："君子如果不放纵情欲，不炫耀聪明，寂然不动而灵活如龙，深沉静默而震动如雷，行动如神而合乎自然，从容无为而万物如风吹尘土一样自然运动，又何须我来治理天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文功卓卓，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超。在当时特别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作法。中国人甘心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虽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及"东方不亮西方亮"充满密智、哲理性的通俗民谚，但自有文字记载，中国人就追求持续的、永恒的平衡。中国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时一地的损失。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土遭受过列强铁骑的践踏，我们的肉体遭受过坚船利炮的创伤，但是我们在与强盗、土匪的搏击中炼就了坚强的民族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们巍巍如长城而屹立不倒。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平衡。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生存法则，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落到了每个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吸引与排斥、正流与异化、割裂与归流、改良与保守、激进与稳健、功利与平淡、盲目与清醒、堕落与升华、停滞与跳跃，等等，都将在这种"行动"中走向中庸。
我们的肩上承载得很多很多，重量使我们的脚步沉稳，不容易失去平衡。再加上我们本身的潜能是无限的，因而，我们的生活不只是现在中庸，在未来更要中庸。
以达观的态度看世界
生活中某些人在自我狭隘的天地里专心于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表演，他们虚张声势和小题大做只会使人感到可笑。人生所有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一旦曝光在平心静气、朴素淡雅的心情之时，立刻就变成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心底宽宏旷达的人，对眼里的一切。是喜怒哀乐也罢，是辛酸苦辣也好。都给予淡淡一笑。如果过于现实，城府太深，对所有的事情都脱离不开利益恩怨的算计，这种人便毫无快乐可言。倘若在心境上能稍稍超越世俗功利的陈规陋见，胸怀自然清新坦荡。
就整个宇宙的无限空间而言，我们居住的地球只不过犹如一粒尘埃，可见地球上的小小生物与无边的宇宙相比，真是小的可怜；就漫长绵延的无限时空而言，我们的躯体只不过犹如短暂的浪花泡沫，可见那些比生命更短暂的功名利禄，如果和万古无尽的时空相比，真似过眼烟云。因此，一个人能够安天乐命，守住自己的本分，则无处不逍遥；一个人能够以达观的态度看世界，则无处不潇洒。
《山房随笔》记载：隋朝年间，龙门县有个叫王通的人，曾写了一部《太平十二策》，特地送到京城献给皇帝，可是皇帝没有用。王通回家后当了教师，门下有很多弟子，其中许多是从很远的地方慕名丽来的。当时朝廷重臣杨素听说后，非常看重王通，劝他出来当官。王通说："我不愿意当官。为什么呢？我的祖先留下的破草屋足以遮风挡雨，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足够喝粥充饥。读读书，和弟子们议论议论治国之道。我自己感到很快乐。希望你能刚直、公正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祥和，丰衣足食，我也可以得到很多恩惠呀。"这是王通的自足自乐之处。
《玉堂丛语》记载：薛瑄，明永乐十九年中进士，宣德年间授为御史，英宗正统初年被举为山东提学佥事，英宗天顺年问进入内阁参予机务。后来面对石亨、曹吉祥等人乱政，他心中愤懑不平，借口有病要求辞官。石亨前来探望，并对薛瑄说："先生如果实在不愿意留下，我可以为你启奏皇上，给你一份皇帝的‘敕书’，有了它就可以在家设立学塾，教导子弟，还可以靠它来维持生活。"薛瑄说："过去许衡离开朝廷时，元世祖亲自赐予敕书让他去教书，而许衡却把它挂在屋里房梁上，始终没有给别人看过，等他死后人们才发现。我要是靠它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不辞官岂不更好？"几个月后，一次朝廷中议论要派遣使节到西域去寻求狮子，他很不赞成，上奏不被采纳，又见石亨这样的人在朝中窃权乱政，自己不能有所作为，于是再次以疾病为理由恳请辞去职务。英宗虽然重视他的学问，但看他年事已高，就批准他退休。退休获准，薛瑄立即出城。当到达直沽准备登船时，遇上风雨，舟不能行。他们被困在那里，粮食也没有了，到了中午全家人还吃不上饭，而薛还在那读书不停。他的儿子薛淳说："人家都在那好好做官，没人要求，退职，而你偏要退，现在困在这里怨谁呢？"薛埴听了儿子的埋怨不以为然，很冷静地说："我的身子虽然被困，但我的心情却得以通达顺畅了。"这是薛瑄悟出的通达的人生观。
白居易做诗说："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嫌家贫活计微；大有高门空锁巷，主人到老不曾归。"这是一份乐观的心态，一点泰然的境界。庄子说："古时候的真人，不知道喜悦生存，不知道厌恶死亡；出生不欣喜，人死不拒绝；无拘无束地去，无拘无束地来罢了。不忘记自己从何处来，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事情来了欣然承受，忘掉死生任其复返自然，这就叫做不用心智去损害道，不用人的本领去帮助自然，这就叫真人。若这样，他的内心忘掉了一切，他的容貌静寂安闲，他的额头宽大恢宏；冷肃得像秋天，温暖得像春天，高兴或愤怒如四时运行一样的自然，对任何事物都合宜相称而无法探测他精神世界的真谛。"仔细推敲起来，庄子说的"不用心智去损害道，不用人的本领去帮助自然"，也有安时处顺、乐天知命的意思包含在里面。
人力固然胜天，可是成功有时也有机遇成份在里面发挥作用。做人做事一方面积极追求，努力奋斗；另一方面，当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时，要学会"安守天命"。人不在活得富贵，而在活得顺心遂意。有成就时，适当地高兴一下未免不可，不得志时却不能心怀忧郁。志存高远，不怨天，不尤人，安分守己，这样对万事万物就都通达乐观。
静里乾坤大，闲中日月长；若能得安分，都胜别思量。荣辱纷纷满眼前，不如安分且随缘；身贫少虑为清福，名重丘山长孽缘。淡饮尽堪充一饱，锦衣那得几千年？世间最大惟生死，白玉黄金全枉然。生命固然是人之所贵，但生命又非贵之所能存；幸福当然是人之所爱，但幸福并非爱之所能增。人想要的不一定能得到，人不想要的却往往推不掉。乐天知命的人，对生活既没有自矜之色，也没有惭恨之心。面对世事的崎岖坎坷，都能"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进而漠然置之，泰然处之。人到了这样的境界，多少算是知天命了，可以称之为达人。
事情不可以做过头
每个人都可能有环境不好，遭遇坎坷，工作辛苦的时候。说得严重一点几乎可以说，在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以前，就被注定了要背负起经历各种困难折磨的命运。孔子德不在别人之下，却半世颠沛流离，无奈之余，他也只得承认，"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为什么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要到50岁方才懂得命运的力量呢？唐代人卢重玄在《列子叙论》中解释说，孔子"历国应聘而思执鞭之士，是不忘力也。"原来孔子50岁之前一直很相信人力的作用，所以"罕盲命"，凡事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但是，当他遇到向魅这种无赖和碰到类似于匡地那种险境，他还是不得不拿天命来做自我安慰。这不失为一种应付人生的妙法。
台湾著名作家罗兰说："我常把人生看做一次旅行，辛劳和苦难算做是我们所不能不花的旅费。而在这一趟旅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五色缤纷的经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可以当做那是我们在旅途中的涉水跋山、走狭路、过险桥。而当我们快乐的时候，那是我们到达了风光明媚的处所，卸下了行装，洗去了风尘，在欣赏留连。也正如旅行一样，不在某一处风景区永远停留，而只能在驻足一阵之后，就又该背起行囊去寻觅另一处佳境。因此，人间的苦苦乐乐，我们都该把它看作理所当然。做生意顺利的时候，财源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是顺境。一旦遇上风险，逆境来临，就又要过一过节衣缩食的苦日子。不够坚强的人当逆境来临时，就难免会匆匆结束这次旅行，提早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假如我们够坚强，就该明白，我们就是为经历这些风险而来。"
无论我们遭受何种命运的不幸，或者遇到什么难忍的痛苦，只要一想到这是命运的安排，是命中注定的必然结果，一颗万针穿刺的心顿时便可安逸平静下来。正如唐伯虎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巧，机心争似道心平。"为人处世息心机，息人算，就会产生浑厚、圆融、祥和的气象，人就会活得清闲，自在，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