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条载客小船在江中被激流掀翻了，落水旅客拼命游向岸边，一个身上背着钱袋的富商也在水中挣扎着，力气越来越不支。岸上的人向他大声喊：“快扔掉背的东西，游过来！”富人说：“钱是我的命根子”，说着一股激流把他卷走了。这个富商是极其愚蠢的，他就不想一想，他死于江中，他背的金银也就不属于他了。像这样的要钱不要命的蠢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可以见到。
有正常理智的人在生活中一般不会像那个富商那样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但是人类在生死问题上自古以来长时期地犯着类似那个富商的错误：面对死亡死死地抱着本不永远存在的东西：灵魂，想以此保住他的整个世界。
求生存是人类的本能愿望，但是人类世世代代都得面临死亡恐怖。人人总有一天要同自己的亲人永别，丢下一生中辛辛苦苦挣来的、他极其珍爱的一切，撒手而去，离开这个他已对之产生了深厚感情的世界，沉人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归于虚无。人类在很长时期内不愿接受这一严酷的结局，他们制造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来安慰自己，他们认为死者虽然形体要腐朽，但是他的灵魂继续存在，同这个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六千年前渭河流域的半坡人在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一座座圆形小屋的同时，也在离他们不远处为死去的人修坟墓，使死者也有安身之所。宗教把灵魂不死的观念发挥到极致，给有道德的人的灵魂设置了天堂，让普通人的灵魂进阴间，而给恶人则准备了让他永受惩罚的地狱。人们为了免受地狱之苦，希冀获得天堂之乐，就念佛诵经，修庙塑佛，不少人放弃享受此生应有之乐和应尽的义务，出家为僧，苦苦修行，为来世而牺牲此生。
儒家思想家很早就从人生观上揭示人们受宗教愚弄的认识根源。二程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两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所谓“以生死恐动人”并不只是说以十八层地狱的阴森恐怖景象来吓唬人，更重要的指佛教加深人们对死亡的恐怖，因为佛教也有一些宗派如禅宗，并不过多地渲染地狱之怖，但是他们的生死轮回之说、涅槃成佛之说仍然是利用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来引诱人们出家修行。应该说，二程这一段话击中了佛学的要害，使儒学对佛教的批判大大深化了。不过，说两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言过其实了。至少在隋唐之际，就有一个叫做傅奕的有名的学者曾觉察到佛教在生死观上“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强调指出“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当然，只是由于产生了理学，儒家才能给佛教的生死观以致命的打击。
儒家的主流主张无神论，否定灵魂不死说，肯定人的死亡如草木之枯萎灭亡，不可避免，但并不因此陷入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而是发展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以破除人类的死亡恐怖。荷兰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一个自由人所思索的正是死亡的问题，同时他的智慧就在于沉思生命而不是死亡。儒家人生哲学正是如此。《论语·先进》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里看起来是孔子不关心死的问题，实际上通过“沉思生命”来解决死的问题。所以程颐说：“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十二）
理学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破除人的死亡恐怖：
第一，指出人的生死是自然现象，极其自然，不必害怕。二程说生死是“常事”，是“本分事”，因此“无可惧，故不论死生”。朱熹说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世间无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因此对人的死亡不值得过分的伤感。而佛教以生死事大，“终不脱怖心”。
第二，用一“义”字破死的威力。刘宗周曾经指出，世间最难以接受的事是死亡，人们往往别的事都能对付，惟独遇到生死问题时平常的功夫都用不上。因此，人们的精神修养不到能看破死生，不算到家。但是，他又说，如若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在生死问题上做文章，终究不能摆脱死亡恐怖。他说：“如欲从生死上研磨，终如峭壁，非人力攀援所及，惟有一义，能将生死抹去，死之威力，至此而穷，化险阻而为平易”。义字指明了生命的真价值、人生的真意义所在，使人明白什么事能做、应做，什么事不能做。遇到生死问题，只要义字当头，就会义无反顾，无所畏惧，“义当生自生，义当死自死，眼前止见上义，不见有生死”。
第三，以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将一己之小我同宇宙生命合而为一。儒家认为，个人生命不是纯粹个别、孤立的现象，而是宇宙生命的表现。人们如果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完全个人的事情，眼界只限于同个人利益相关的事物，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那么，在他看来，他的生命的结束就是整个世界的丧失，因此会无比地恐怖。相反，“吾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终终始始，无有穷尽，只此是生死之说。原来生死只是寻常事”。
第四，求功业不朽、精神不朽。儒家不取灵魂不灭说，但是仍然相信人们能够做到“死而不亡”，即在死后为后人留下不朽的功业、学术、艺术、思想、精神。明朝中期学者罗伦说：“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不朽的认识。《左传》最早对不朽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士人的共识。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就是教人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以求生后不朽。《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论语·卫灵公》）指出圣人的品德、思想、精神、功业是永恒的，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并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言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的共同信念。
儒家以为，对于死亡，人们不应该感到恐惧，但是可以感到哀伤，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哀死而不患死。宇宙是大化日新的过程，对于日新而言，死是生之完成，又是新生的前提条件，因此死亡无足惧，患死是不知新陈推移的常理；然而大化重生，死亡是一生命过程的中断，又是完成者的毁灭，是爱恋者的永逝，确实值得哀伤，所以儒家极其重视丧礼。道家以为死不必患，亦不必哀，儒家则认为死虽不必患，而实当哀。王夫之说：“且天地之生也，则人以为贵。草本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周易外传》二）可见儒家的生死观同道家和宗教相关理论相比较，更合情，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