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作文，喜欢独造。程颐说：“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日：“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韩昌黎的话，连程颐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的学说，有不少破绽。
程颐立意要寻“孔子传给孟子”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于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于六经，忽然得之。请问程颐所得，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程颐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一种新理。是为三教的结晶体，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程颐不知自己创获了至宝，反而拿起来归功于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表自己所获的新理，这是宋学全部的真相。宋儒最大功绩在这里，其荆棘丛生也在这里。
孟子谈性善，还举出许多证据，如孩提爱亲，孺子入井，不忍衅钟等等。宋儒则不另寻证据，只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满纸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等名词，闹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云。我们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单看他内容的实质，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说相合，就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我说：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荀子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二人之说，难道不是一样？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50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由此可知：孟荀的争论点，只在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至于对人性的观察，二人并无不同。
根据宋儒的解释，孩提爱亲，是性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未免流于穿凿。孩提爱亲，并不是爱亲也，爱他哺乳我罢了。孩子生下地，就交乳母抚养，就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喜欢少女、喜欢妻子，心理原是一贯，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说：“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喜欢少女、喜欢妻子，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告子又说：“生存就是性。”
告子观察人生，即是这样，则对于人性的处置，又是怎样呢？告子比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说：人性如同柳木，仁义如同柳木做的杯子，说人性就是仁义，如同说柳木就是柳木做的杯子一样错误。告子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就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我们制为碗盏好了。这种说法，真可以说合孟荀而为一了。
宋儒称人心为人欲，大概指饮食男女而言，称道心为天理，大概指爱亲敬兄而言。朱子中庸章句序说：人都有形体，所以就是圣人也不能没有人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恐惧而无恻隐。假如不是这样，小孩生下地就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长大后，看见井就会跳下去，世界上还有人类吗？道理本是对的，无奈已侵入荀子范围去了。并且“人生而静”数语，据后儒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文子》一书，有人说是伪书，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著，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然而宋儒错了吗？我说不但没有错，反而是宋儒最大的功绩。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反而看不出宇宙真理，正因为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而实质上恰好与诸人融合为一，才足以证明老荀告诸人的学说不错，才足证明宇宙真理确实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说：“一定要仁道心成为人的主宰，人心才会听命于道心。”主是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是圣贤之心，人心是好货好色之心；听命是仆人职供奔走，只有主人的话是听也。总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继承孟子道统，不得不拥护性善说。一方面要顾真理，一方面要顾孟子，以致触处荆棘，愈解释，愈迂曲难通。我辈厚爱宋儒，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里面的精义，自然出现。
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于食色二字，没有一句说到，可见“食色性也”之说，孟子是承认了的。他对齐宣王说道：“王如好货，与民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民同之，于王何有？”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只叫他推己及人，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的私念。后儒就不这样，王阳明传习录说：“无事时，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从孟子学说看，未免大相径庭了。
阳明研究孟荀两家学说，也不彻底。《传习录》载阳明的话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我们试拿孟子所说“怵惕恻隐”四字来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恻隐，怵惕是“为我”之念，恻隐是“为人”之念，“为我”扩大，则为“为人”。怵惕是源，恻隐是流。荀子学说，从“为我”二字发出，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且不深论，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头，我们也不必深考，只有孟子所说“恻隐”二字，实在不是源头。阳明说出这类话，也是由于读孟子书，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的缘故。
《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到了晚年，他的说法又不同了。《龙溪语录》载，钱绪山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说，“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当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于是问他。阳明说：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傅心秘藏，颜子问道所不敢言。今既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到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教，阳明说：“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第二年广西平定，阳明归来，死在途中。龙溪所说，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因此知道：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正色斥之，并非说他错了，乃是恐他走入歧途。言性，也说无善无恶，与告子之说相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虽不相同，而结果是相同的。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终于倡出“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话，仍走入告子途径。儒家为维护门户起见，常说“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这又流于诡辩了，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无善无恶，是为至恶”呢？
有人责问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人之性。一个言心之体，为什么混为一谈？我说道：性就是心之体，有阳明之言可证。阳明说：“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性就是心之体，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所以我说：阳明的说法，就是告子的说法。
我国谈论人性的人很多，以告子无善无不善的学说最为合理。以医病喻之，“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疗之方。孟荀杨墨申韩诸人，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有喜用热药的，有喜用凉药的，有喜用温补的，药方虽不同，用得合适，都能起死回生。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种治疗技术都学会，看病情如何变，施以何处治疗就是了。
治国的人，首先用仁义化之，这就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如治水的人，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的祸患。但人的天性，义叫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破坏一切。就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孟子言性善，是劝人为善；荀子言性恶，是劝人去恶。为善去恶，原是一贯的事，我们融合在一块看就可以了。
持性善说的人，主张仁义化民；持性恶说的人，主张用法律约束人民。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但他又说道：“只有善不能统治人民。只有法律也不完备。”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不过在讲学方面，想独树一帜，特标性善二字以表示特别罢了。我们读孟子书，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骂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其全部学说都很糟。
世界学术，分三大支，一中国，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学术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相推相荡，经过一千多年，程明道出来，把他打通为一，以释氏的说法研究心，以孔子的方法研究社会，另成一种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不过这种学说刚一成立，而流弊跟着发生，因为程颢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颐）朱，一派为陆王。程颢早死，程颐享高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概属乎程颐这一派。
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朱子发现了一个道理，不敢说是自己发现的，只好就《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种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阳明发现了一个道理，也不敢说是自己发现的，就将《大学》“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道：朱子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弄好，必须每一动念，就自己考察，善念就存着，恶念就克服掉，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相同的。但是念头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道理融会贯通了，以后任何一事，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道：不须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何一事，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于整个道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论，就成为对峙的两派，这就是门户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的信徒，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子在2000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性”一语，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符合告子所说“生之谓性”。
中国的哲学家不这样，告子“食色性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子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子对于食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色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点，就截然止步，随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食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没有西洋学说的流弊。
古今中外，讨论人性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说法，证以印度佛氏之说，是合理的。他说：“生之谓性。”从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看是合理的，从马克思信徒“生存为历史重心”之说看，也是合理的。至于他说：“食色性也。”现在的人，正疯狂地向这二字奔去，更证明他的观察没有错。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而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水的变化，就是力的变化，我们这条臆说，也逃不出他的范围。性善性恶的争执，是我国2000多年未曾解决的悬案，我们可下一断言说：告子的说法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