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知道：一般人有怕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恐惧心，跟着就会把恐惧心扩大，而生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四海，这是孟子立说的本旨。恐惧是自己怕死，不能说是仁，恻隐是怜悯他人的死。方能说是仁，所以下文摘去恐惧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没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恐惧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的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恐惧二字，把凡人有怕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恐惧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
但是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就是物，从母亲口中夺出是感于物而动。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惑。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头，只是赤裸裸的怕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于是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什么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没有外物来引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什么道理？继而又醒悟道：怕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就是人，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说：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怕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掩盖它了，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成为孔孟，成为尧舜。天理是什么？是恻隐之心，就是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的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的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在高石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怕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恐惧，存恻隐”。试想：恻隐是恐惧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恐惧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儒子何有？我既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恐惧”的工作。门人中有个叫吕原明的。乘轿渡河坠水。跟从的人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宋，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符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说：“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随从、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恐惧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所以戴东原日：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恐惧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怕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培养仁义二字，平日专用培养仁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培养仁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全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怕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也不动心。孟子的不动心，从积极地培养仁义得来；宋儒的不动心，从消极地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恐惧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是我，其也是我，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难道不是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继承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整个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不到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奋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的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等到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离儒家更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
杨子拔一毛而有利天下不做也，极端尊重我字，但杨子同时尊重他人的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所以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但由杨子的学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的关联，所以被孟子所驳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要点是损已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选择的人是我，故日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所以孟子极端排斥之。但墨子的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的我，不知自己的我，这是菩萨心肠。其说只能行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的宗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为什么呢？因其失去图一图二的中心点。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是什么？是中心点。
墨子的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人所能够干预的；墨子善守，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御之，我不想自损，他人固无如我何也。墨子摩项放踵，与“腓无跋，胫无毛”的大禹有什么区别？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的孔子有什么区别？孟子极力贬斥他的原因，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但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门之学，推己及人，宋儒也推己及人，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于是希望天下的妇人，皆饿死以殉夫，我甘诛死以殉君，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仁不如墨子，义不如杨子。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使见宋儒，未知作何评语？
综而言之：孟子言性善，宋儒也言性善，实则宋儒的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其区分之点在于：“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字，宋儒之学说，损伤我字。”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去私是怎么一回事？也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韩非原文：“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作厶，画一个圈。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就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称之为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自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他不牵引地球，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就立即消灭了。
我们这样的推想，就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治？回答说：这是有办法的。人心的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的私就是了。本章第五图，与第二章一、二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秩序井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秩序井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
孟子全部学说，就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扩而充之，层层放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儒的学说，恰与之相反，不但想除去一己之私，而且想除去众人之私，通于万有引力，欲去之而终于不可去，而天下从此纷纷矣。读孟子之书，霭然如春风之生物：读宋儒之书，凛然如秋霜之杀物。故日：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
善恶之间：告子的人性论
人性本来是无善无恶，也就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哪方面考察，都是符合人性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的变化，就是力的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2000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它包括尽了。
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思是说：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这种说法，就是《大学》上“尧舜倡导仁义，人民就仁义，而桀纣推行暴政，人民也变得恶劣”的说法。孟子的驳论，是一种诡辩，宋儒不体会孟子的错误，极力贬斥告子。请问上引《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人民的本质是喜欢好的品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在尧舜桀纣几句话之下，却续之日：“皇上的命令，违反了百姓的喜好，百姓就不听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喜好好的品德，那么桀纣施行暴政，是反其所好，人民应该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人民的本质是喜欢坏的品德”？宋儒极力批判告子，而对于《大学》却不予驳正，怎能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惟独“性善”二字，理论上不圆满。宋儒的伟大处，在于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研究心，以孔氏之法研究社会，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发现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何以反而极力贬低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怎么会误信孟子？那是由韩愈造成的。
韩愈说：“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传不下去了。”这本来是无稽之谈。这是由于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看《五灯会元》一书，就知韩愈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好像是说：“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想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不同，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给子思，转授孟子，所以《大学》上的话，虽与告子相同，也不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