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厚黑学(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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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厚黑学原理解密(2)

孟子知道:一般人有怕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恐惧心,跟着就会把恐惧心扩大,而生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四海,这是孟子立说的本旨。恐惧是自己怕死,不能说是仁,恻隐是怜悯他人的死。方能说是仁,所以下文摘去恐惧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没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恐惧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的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恐惧二字,把凡人有怕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恐惧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

但是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就是物,从母亲口中夺出是感于物而动。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惑。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头,只是赤裸裸的怕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于是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什么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没有外物来引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什么道理?继而又醒悟道:怕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就是人,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说: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怕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掩盖它了,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成为孔孟,成为尧舜。天理是什么?是恻隐之心,就是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的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的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在高石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怕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恐惧,存恻隐”。试想:恻隐是恐惧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恐惧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儒子何有?我既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恐惧”的工作。门人中有个叫吕原明的。乘轿渡河坠水。跟从的人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宋,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符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说:“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随从、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恐惧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所以戴东原日: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恐惧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怕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培养仁义二字,平日专用培养仁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培养仁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全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怕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也不动心。孟子的不动心,从积极地培养仁义得来;宋儒的不动心,从消极地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恐惧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是我,其也是我,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难道不是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继承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整个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不到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奋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的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等到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离儒家更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

杨子拔一毛而有利天下不做也,极端尊重我字,但杨子同时尊重他人的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所以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但由杨子的学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的关联,所以被孟子所驳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要点是损已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选择的人是我,故日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所以孟子极端排斥之。但墨子的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的我,不知自己的我,这是菩萨心肠。其说只能行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的宗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为什么呢?因其失去图一图二的中心点。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是什么?是中心点。

墨子的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人所能够干预的;墨子善守,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御之,我不想自损,他人固无如我何也。墨子摩项放踵,与“腓无跋,胫无毛”的大禹有什么区别?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的孔子有什么区别?孟子极力贬斥他的原因,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但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门之学,推己及人,宋儒也推己及人,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于是希望天下的妇人,皆饿死以殉夫,我甘诛死以殉君,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仁不如墨子,义不如杨子。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使见宋儒,未知作何评语?

综而言之:孟子言性善,宋儒也言性善,实则宋儒的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其区分之点在于:“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字,宋儒之学说,损伤我字。”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去私是怎么一回事?也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韩非原文:“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作厶,画一个圈。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就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称之为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自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他不牵引地球,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就立即消灭了。

我们这样的推想,就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治?回答说:这是有办法的。人心的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的私就是了。本章第五图,与第二章一、二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秩序井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秩序井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

孟子全部学说,就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扩而充之,层层放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儒的学说,恰与之相反,不但想除去一己之私,而且想除去众人之私,通于万有引力,欲去之而终于不可去,而天下从此纷纷矣。读孟子之书,霭然如春风之生物:读宋儒之书,凛然如秋霜之杀物。故日: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

善恶之间:告子的人性论

人性本来是无善无恶,也就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哪方面考察,都是符合人性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的变化,就是力的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2000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它包括尽了。

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思是说: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这种说法,就是《大学》上“尧舜倡导仁义,人民就仁义,而桀纣推行暴政,人民也变得恶劣”的说法。孟子的驳论,是一种诡辩,宋儒不体会孟子的错误,极力贬斥告子。请问上引《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人民的本质是喜欢好的品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在尧舜桀纣几句话之下,却续之日:“皇上的命令,违反了百姓的喜好,百姓就不听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喜好好的品德,那么桀纣施行暴政,是反其所好,人民应该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人民的本质是喜欢坏的品德”?宋儒极力批判告子,而对于《大学》却不予驳正,怎能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惟独“性善”二字,理论上不圆满。宋儒的伟大处,在于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研究心,以孔氏之法研究社会,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发现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何以反而极力贬低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怎么会误信孟子?那是由韩愈造成的。

韩愈说:“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传不下去了。”这本来是无稽之谈。这是由于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看《五灯会元》一书,就知韩愈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好像是说:“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想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不同,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给子思,转授孟子,所以《大学》上的话,虽与告子相同,也不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