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畏兀儿景教徒，苏马曾长期服务于伊利汗国，并曾任唐古特（宁夏）和汪古（内蒙古）地方主教。作为伊利汗派往欧洲的使者，他为蒙古汗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络，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他把他赴欧洲的见闻，都写进了自己的游记。书中，他所描绘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奇风异俗，具体而生动，被认为是中国人第一部详细记述欧洲的见闻录。
（第三节）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了自己的欧洲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
当时，罗马教廷为了配合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在葡萄牙当局的支持下，通过澳门，向中国派出了成批的传教士，以便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他们决定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并“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以上引文见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司铎”：siduo，天主教对神父的另一名称）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但他们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得多的欧洲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李约瑟语）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才济济。来华初期，他们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并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统一，藉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国的土壤。明清之际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对来华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视，不光容许他们从事正常的教务活动，还注意利用他们的才能，广泛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康熙帝就曾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上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其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一日间断。
尽管传教士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也并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各国募集来西文著作7000余部；1629年，科学家李之藻编印了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科学著作。这样，就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当然也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yi）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xi，清楚、明白）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砥：di，磨、磨练）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传入中国的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中国是农业国，因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科学首先受到重视。利玛窦生前，把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公元1575~1620年）介绍给了徐光启。熊三拔1606年来华，在北京随利玛窦学习汉语，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的。该书初版于1633年，1742年改为《授时通考》，以78卷行世。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来华，曾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后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他的机械工程学著作《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简称《奇器图说》），在王征协助下编译成中文，于1627年在北京刊印问世。该书所录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收录：切就是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就是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就是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者。此书康熙时被收人《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
曾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据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轮机》一书中提出的设想，于1678年进行了蒸汽动力试验，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火炉，用煤点燃，井用齿轮把后轮与中轴相接，以推进行走。他还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车的行走方向，从而大大改进了布朗加的设计。南怀仁还著有《熙朝定案》三卷，编录各种工程技术，极有实用价值。
明代中叶，随着耶稣会士来华，钟表便作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层流行起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Ruggieri）送给广东制台（制台，官名，制军的别称，清代对总督的称呼）陈文峰一台大自鸣钟，且把它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在利玛窦进贡北京的礼品中，自鸣钟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1613年，金尼阁曾返欧洲，其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公爵赠送的一架既能表现天体运转、又能指示时刻的仪器。1621年回到北京后，金尼阁把这架仪器进呈宫廷。
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书。该书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其第三集详论钟表制造，并附图四页。当时，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不久苏州也能制造，有“广钟”、“苏钟”之称，但发条却是进口的。
历法改革与天文学的传入明代中国使用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创制的《授时历》，到了明末，误差已经很大。崇祯年间，朝廷命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主持修订历法，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J8cobus Rho）等参与工作，终于1634年著成《崇祯历书》（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较之《大统历》自然要准确得多。但新历法却因明亡未能推行。1645年，清政府决定颁布用西法推算的《时宪历》。1678年，南怀仁、利类思（1mdovicus Buglio）根据汤若望编译的历书和M百恒年表，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名《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从此通用西历。
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来华时，都带有天文仪器。后来在华教士才加以仿制。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初称千里镜，“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1622年，汤若望又从欧洲带进新式天文望远镜一架；后来，他还负责监制了中国第一架望远镜，于1634年正式安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