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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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2)

作为一个畏兀儿景教徒,苏马曾长期服务于伊利汗国,并曾任唐古特(宁夏)和汪古(内蒙古)地方主教。作为伊利汗派往欧洲的使者,他为蒙古汗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络,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他把他赴欧洲的见闻,都写进了自己的游记。书中,他所描绘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奇风异俗,具体而生动,被认为是中国人第一部详细记述欧洲的见闻录。

(第三节)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了自己的欧洲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

当时,罗马教廷为了配合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在葡萄牙当局的支持下,通过澳门,向中国派出了成批的传教士,以便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他们决定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并“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以上引文见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司铎”:siduo,天主教对神父的另一名称)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但他们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得多的欧洲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李约瑟语)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才济济。来华初期,他们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并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统一,藉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国的土壤。明清之际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对来华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视,不光容许他们从事正常的教务活动,还注意利用他们的才能,广泛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康熙帝就曾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上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其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一日间断。

尽管传教士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也并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各国募集来西文著作7000余部;1629年,科学家李之藻编印了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科学著作。这样,就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当然也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yi)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xi,清楚、明白)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砥:di,磨、磨练)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传入中国的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中国是农业国,因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科学首先受到重视。利玛窦生前,把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公元1575~1620年)介绍给了徐光启。熊三拔1606年来华,在北京随利玛窦学习汉语,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的。该书初版于1633年,1742年改为《授时通考》,以78卷行世。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来华,曾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后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他的机械工程学著作《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简称《奇器图说》),在王征协助下编译成中文,于1627年在北京刊印问世。该书所录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收录:切就是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就是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就是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者。此书康熙时被收人《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

曾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据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轮机》一书中提出的设想,于1678年进行了蒸汽动力试验,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火炉,用煤点燃,井用齿轮把后轮与中轴相接,以推进行走。他还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车的行走方向,从而大大改进了布朗加的设计。南怀仁还著有《熙朝定案》三卷,编录各种工程技术,极有实用价值。

明代中叶,随着耶稣会士来华,钟表便作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层流行起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Ruggieri)送给广东制台(制台,官名,制军的别称,清代对总督的称呼)陈文峰一台大自鸣钟,且把它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在利玛窦进贡北京的礼品中,自鸣钟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1613年,金尼阁曾返欧洲,其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公爵赠送的一架既能表现天体运转、又能指示时刻的仪器。1621年回到北京后,金尼阁把这架仪器进呈宫廷。

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书。该书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其第三集详论钟表制造,并附图四页。当时,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不久苏州也能制造,有“广钟”、“苏钟”之称,但发条却是进口的。

历法改革与天文学的传入明代中国使用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创制的《授时历》,到了明末,误差已经很大。崇祯年间,朝廷命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主持修订历法,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J8cobus Rho)等参与工作,终于1634年著成《崇祯历书》(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较之《大统历》自然要准确得多。但新历法却因明亡未能推行。1645年,清政府决定颁布用西法推算的《时宪历》。1678年,南怀仁、利类思(1mdovicus Buglio)根据汤若望编译的历书和M百恒年表,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名《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从此通用西历。

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来华时,都带有天文仪器。后来在华教士才加以仿制。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初称千里镜,“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1622年,汤若望又从欧洲带进新式天文望远镜一架;后来,他还负责监制了中国第一架望远镜,于1634年正式安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