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人，都笑了’鲁迅先生也笑了，在笑声还未了时，鲁迅又对许钦文说：“那不要紧！你更应该送她。为保持你的利益起见，我这里一本，可不必送了，反正我总得买。”
在钦文与某氏他们走后，我问先生对于钦文的小说意见，先生严肃地说：“在写学生生活这一点上，我不及他。”
因为先生不肯轻易赞许人，但也不肯轻易指责人。所以对于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从来没有板起面孔，写长篇大论的批评，某人如果有一点可以指责，先生就指责那一点，某人如果有一点可以赞扬，先生就赞扬那一点。曾忆《莽原》时代，先生所赞扬的几个青年，如高长虹、李遇安、黄鹏基、韦丛芜、向培良、韦素园等等，先生就分别地，曾讲出他们某一点的可取来。而当时先生所嫌恶的几个青年作者：如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欧阳兰、张友蛮、黎锦明等等，先生也曾指出他们的思想上、态度上、技术上种种的不正与缺点。然而，先生并不是死抱成见的人。在高长虹出著《长虹周刊》表示要独霸文坛的时代，先生也不容情地起来打击他了。而沈从文一到与丁玲办《北斗》的境况，先生也从旁赞助他们了。倘使志摩现在犹生，如果他跑到前线，能将大别山或者中条山的血淋淋的战斗事实，用他的大笔，写成历史式的纪念碑——《史诗》，那鲁迅先生也许真要称他为诗人了。
但先生是疾恶如仇的。一个人不大公正的态度，倘不改变，先生是老记着他，因为先生不是神仙，是人’他有一切人们的感情与生活。他处在落后的中国社会，他接触着社会各种黑暗现象。他的思想，行动，当然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下面几件例，是可以看出的。
先生的第一集小说《呐喊》出版后，创造社的成仿吾，曾给了不大公正的批评。——听说仿吾在延安一次讲演里，曾声明取消了他那批评，主张对鲁迅再认识，可惜鲁迅已死于地下，不知仿吾之声明了。——虽然先生的不肖弟周岂明，在某一篇文章里，也回敬了成仿吾一下，指出成仿吾的客观与主观的两用法的错误。但先生并不能因此而释然于心，我们晓得，先生与创造社人往来，是非常之少的，除了郁达夫外，其余可说很少了。成仿吾那一次不很客气的批评，使先生耿耿于心者，达至十数年。无论谈话里。文章里，一提起创造社人，总有些严厉指摘或讽刺。虽然这指摘或讽刺，另有他的社会原因在，但仿吾那篇批评，却在先生的脑筋中一直记忆着。记得民国十八年春天，我到上海去看先生，当时有人通知先生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先生立刻兴奋了，在问明了开会时间之后，一到吃过中饭，先生便说：“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
于是先生及他的爱人许广平，还有乔峰和我，一同走进创造社的楼上咖啡座去，刚巧，咖啡座在屋中间摆起长台子，先生就邀我们坐到长台上，而且还说出任什么人来也不让的话来。
幸而，坐了整整一下午，来客虽是川流不断，但并没有说明，要长台子开会，教我们迁出的话来。于是，在电灯已亮，要吃饭的时光，我们才在笑声里，走出了创造社咖啡座，在归途中，先生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0”
可是，计算时间，离成仿吾批评《呐喊》时，已有五七年之久了。
还有一件，是北京《京报副刊》，向全国学者发出征求指示青年必读书。当时应征的，当然是很多的。有的劝青年人读经，有的劝青年人读几何学，真是洋洋大观，美不胜收。而鲁迅先生的应征，则竟说：“我劝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因为……”
他虽然在因为之下，还说了外国书多是人世的，而中国书多是出世的理由。但有人反对了。开始发表意见的，是一个中国大学名叫熊以谦的学生。由熊开头，接着维持世道人心的国粹家都出来了。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好几个月。先生勤奋地应战，一直没有表示休息的样子，因为据先生当时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在此事过后的四五年中，我在上海一个友人处，忽然碰到那笔战挑动者熊以谦，高高的个子，紫红色的脸，讲话总是慢吞吞，看样子，倒是非常老成的青年，于是在碰到鲁迅时，便把我看见熊以谦的事，告诉了他，不料先生竟说：“你说他老实么？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中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可惜，我当时没有带熊以谦去看先生。否则，不知道先生要怎样教训他一顿呢。
再有，类于此的事，就是先生对于他的朋友胡适之博士，总是抱着反感，无论写文章或谈天，对胡博士的态度总是不敬，两人虽然也常常开玩笑，但先生的话，却是带刺的时候多。就如先生南下教书，由厦门而广州，而上海，其间巳有五六年，他们未曾再见面，但先生忽然跑回北平省亲去了。在北平，还又到处讲演起来。在一个场合中，他们两人相会了，胡博士说：“你又卷土重来了！”
鲁迅先生答：“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
弄得胡博士只能说：“还是老脾气呵！”
而鲁迅则答：“这叫至死不变！’，
因为当时胡博士忽而反对国民党，忽而又预备做官。鲁迅便不客气地讽刺了。
避难在北平
自从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巳痛感政治环境不特可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连整个民族的命脉，都系在政治环境上。因此，遇了政府有措置失宜的举动，青年人再不像以前，低头读死书了。总是揭起惊天动地的大运动。到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北上，更觉醒了青年对政治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在北平的学者，如李大剣、李石曾、徐谦等等，当时又都是热心此种运动者，以此，全城大游行咯，天安门群众大会咯，都随着政治的波动而常常举行。为了大沽口洋船事件而举行的示威与请愿，终于演成“三.一八”不过是青年过问政治运动中的一件事而已。
但这一事件，却不同于其他事件。
一、这次群众跑到执政府门口，说明是请愿。
二、段执政不特不出来对青年作负责的答复，反而令卫队开枪。
三、当局残杀了青年之后，反诬蔑青年，说青年是准备暴动，请愿时带有煤油、手枪、木棍等武器。
这曾激起北平各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的愤怒，于是杂志报章一致的反对政府的暴行。鲁迅先生便是反对这次暴行的最有力的一个，他不特写了那有名的悲愤文章（纪念刘和珍女士之死》（即《纪念刘和珍君）编者注）发表到社会上，他还与李石曾、马叙伦等教授们，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集会。商讨怎样应付及怎样反对那种暴行。
这一来，执政当局的真面目，终于拿出来了。不特颁布明令，严禁一切集会，还开了51个教授的名单。要军警一律缉捕，手无寸铁的教授们不得不暂为躲避起来。鲁迅先生的避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51个教授的名单，还没有传到军警手里，大多数的教授们，已经晓得了。当时第一个通知鲁迅先生的，是北大哲学教授徐炳昶。再其次，是周作人托人转达。鲁迅先生便动了离寓的念头。
先生避难的第一个去处是北平西城，锦什坊街九十六号莽原社。当时莽原社仅有两间房子。我住一间，另外一间，作会客、办事、吃饭之用。先生在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来到了。于是我便将自己住的一间，让给先生住，我移到外间去。我每日仍照常上课，去报馆编社会新闻。先生便在家看书，写东西。到晚上，先生总要出去到东城转一趟，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我不在社，而来人又不认识鲁迅先生。先生便故意装得像个乡巴佬，说他一切都不懂，非等我回来，无法答复他们的疑问。访问者悻悻而去了。先生疑心那些访问者，是侦探改装的假学生。深恐他们再来找麻烦。于是在第四天极早极早的早晨，先生装着病人，我携带着先生随身的零星用品，将先生送往石附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先生不知为什么，在山本医院住了只有四五天，在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巳经留条子而去了，并要我到德国医院去一趟。
我第一次到德国医院。先生真的病起来了。独自住在一个很小病房里，床前茶几上摆着药瓶，据说是肠胃病，消化不良。每天就只吃医院给病人所规定的无盐无油的淡饭、麦粥、牛奶和莫名其妙的蛋糕，先生说：这种饭，即使没有病的人住下去，也会吃出病来，他实在不能下咽了。要我代他买些有盐的东西来。东西，当天就给他照买了，记得当时所买的四块火腿面包，先生一下子全吃完了。
第二次去医院访先生时，先生已脱离病房，与其他避难的教授们，同住在一间大房子，我去时，房里人乱轰轰，正在围听有人刚由外面带来的新消息，似乎是说：当局计划搜查被缉的教授们的家庭。这消息，当然是一个打击，先生当时也很为着急，于是听了当时在场的戴应观之劝，交给我五十元，要我把他老太太及太太暂接出寓所躲避，我在东长安街东安饭店里，代定了一个房间，然后将周老太太及太太接送到饭店里。同时，受了先生嘱托，又将先生存在家里的书籍，检査一遍。幸而先生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所以各种主义书籍还不大多。略微抽出一部分，连同一些必要保留的信件，一并送到一个熟识的米店里暂存。然而，周老太太又怕家里两个女佣人出毛病。结果，我晚上就代他们看家了。但搜査的事，并没有实行。所以本来住不惯旅店的周老太太及周太太，在听说没有什么事故发生时，几天就要回家去了。但先生本人，这时却又由德国医院转到法国医院了。为的是德国医生们不大赞成无病的人在医院多住。大家只得另找安稳地了。
法国医院是比德国医院自由得多。避难的教授们，在树下、花前散步看书；李石曾与马叙伦等在屋中下棋；至鲁迅先生，则正爬在一个小桌上，写答复上海友人的来信。这时节，有人传出消息，说不特执政府对于教授们不愿追究了。连奉军当局，也表示不愿追究了。于是胆大的教授们，便开始向东交民巷以外的地区走动了。鲁迅先生因神情不安，难于工作，再加以经济上无法支持下去（先生因避难巳借贷数百元）。便决定仍回到西三条胡同的本寓去。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放出红光，先生巳由东交民巷赶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碰碰碰”在打自己的大门了。
教书时
一个江浙籍的人，如果能在北平呆长久时间，对于北平话再肯留意，那他讲起话来，虽不及老牌北平人讲话清朗、干脆，但后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又很真切，听起来也是满好的。鲁迅先生i井话，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是一个人要有幽默感，如果一天到晚，板起面孔，无论对于什么人先拿出致谢的态度，或者仁义道德的讲空话一堆，大抵听的人，也会头痛的。而鲁迅先生就刚刚取了相反的态度，不论讲什么，他是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用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便会起一种兴味感。
再者，就是鲁迅先生是博学而又多能。他受过军事训练，学过采矿和医药。研究的是文学与艺术。他作过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当过长久的政府官吏。因有此种种经验与实生活。所以无论他讲什么，不管是引证或比喻，那材料要格外丰富而生动。
因有以上三种条件，鲁迅先生在学校教课，便获得空前的成功了。
先生教课，是从民国九年开始的，当时教育部职务甚清闲。北京大学马裕藻要周作人去讲中国文学史，周作人又转推先生。先生慨然应允了。但先生因有教育部职务在身，不能作教授。便担任了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名高等师范）的讲师。在这两个学校里，一直教到十五年离开北京时为止。其间十二三年又担任了女子师范大学及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讲师。到十四年，更担任了中国大学的讲师。以后，燕京等大学，虽曾托人请先生任教，但先生以时间交通的关系，终未应允。
十五年因环境关系，不能在北京安居了。应了林语堂之请，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因学校当局不肯拿出已答应过的设备及计划与夫人事上的不调，先生乃走广州，刚好朱家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帮戴季陶校长忙，乃请先生担任中山大学之文科系主任，在先生应允之后，又以教务主任相托。与在厦门大学一样，先生因不满学校当局之措置，立刻辞职。后来到上海，先生便灰心于教育事业之不易作，便决计不教书，记得在上海时，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劳动大学等等，皆曾请先生教书，先生以时间及健康为理由，统通辞谢了。在先生本身，不教书，当然可免去时间浪费之苦，但有许多敬仰先生的青年，竟因此而失掉听取先生独到的伟论的机会，亦不能不说是大部分青年的悲哀。
在厦门与广州，先生在校所教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大明了。在北平各大学，先生所教的，是他有特殊研究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先生所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先生当时所用的讲义稿，根本不曾要各校印过。是给先生出版的印刷所，依照了所排的板本样，用中国出产的水廉纸，单面印起来（水廉纸正面有亮光，背面粗糖）。先生在上讲堂之前，交由学校教务处散发。可是先生的讲义数目，是依照学校选科人数散发的。而听讲者，无论在哪一个学校，都有非选科的学生自动来听讲。甚至在北大，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连校外人都有许多去听讲。讲义不够是小事，校外人将课堂常常坐满，而选先生课的学生，反无座位可坐，亦是常常有的事。而学校其他学院或其他学系的学生，有时来了找不到座位，找不下站位，坐在窗台上，又是常常有的事。先生对于青年的感召，可见一斑了。
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曾忆有一次，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郎斯（即阿纳托尔？法郎士——编者注）所作的《泰倚思》（今多译作《黛丝》）的例，先生便将《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时间虽然长些（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连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特别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讲授时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