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在其著作《财富的革命》中描述的人类未来，让人多少有些不可理喻。他认为第三次浪潮将带来一种超越市场的新型“文明”，其核心是“产消合一”制度。简而言之，在这种“文明”下，我们既生产又消费我们自己的产品，自给自足，而不需要计算报酬，这不仅指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而且指一个社区、一个组织。这是一种从以生产为中心，向消费为中心的复归。托夫勒说，那些产消合一、共产共享的集体或者产区，是第三次浪潮时代的隐形经济的领导者，以对应于传统的货币经济。托夫勒还认为，产消合一将消弭贫穷，弥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鸿沟，冲垮官僚制度的桎梏，彻底超越市场，甚至不再需要市场。
这无疑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的预言，其实中国人并不陌生，几十年前，我们就在现实中进行过类似的产消合一的社会实验，比如“五七”干校。毛泽东希望在那个乌托邦里浪漫一把，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消灭商品交换，取消市场。所不同的是，托夫勒的“实托邦”是建立于技术高度进步特别是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另外，托夫勒很小心，他没有完全否认货币经济，而是承认产消合一经济推动货币经济的发展，从而两者一起构成现代财富体系。但毛泽东是打定主意要消灭货币交换的。
托夫勒和毛泽东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托夫勒认为，分工达到极端的时候，每个人的生活反而变得非常的片面了，人本身也被割裂了，搞科学的不懂技术，搞技术的不懂艺术。这样，很多问题就产生了。这与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想法，是有共同之处的。毛泽东希望在他的“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他早就看清了，现代社会分工向深层次发展，将会带来的弊病。但他那个时代的条件限制了理想的实现，而下面的执行者根本不懂他思想的精妙。毛泽东一定是20世纪最痛苦的领导人。但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我们也有很多痛苦。
关于未来，托夫勒还提出了一些奇思异想，比如：
——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证明，传感器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完整的新工业。
——分析未来的时候，必须分析技术的聚合作用。不能简单地对某种技术的发展进行线性分析，需要看到的是互联网与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以及基因技术的交叉，结果是我们将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向前展望20年或者30年，我们将看到重重叠叠的网络：一些是互相覆盖的，而一些毫无交集。最终，网络将会与生物世界、人类身体甚至是大脑衔接起来。
——很快我们只需100美元就可以拥有一台便携式电脑，然后可能只需50美元。事实上价格还会更便宜。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科学，我们需要更好的科学。
——贫困的产生不是由于低生产率，而是由于运输和储藏农业产品的基础设施不足。
——上下班往返是员工所做的最没有效率的事情。这是一种浪费，尤其是能源的浪费。
……
作为一名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我特别赞同“上下班往返是员工所做的最没有效率的事情”的判断。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但对于中国传统的中央决策型的组织而言，要引进哪怕一点点比较宽松的员工管理措施，领导都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这跟节约能源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