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预测未来成为了很流行的事情。预测某些未来当然是可能的。比如，人们常常预测彗星什么时候重返，也预测人必有一死。在头痛时，人们预测说：“吃了阿司匹林就会好些啦。”之所以能预测这些事情，是因为存在基本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解。
不过，据说有根有据作出的，但最后却落空的预测也是有的，比如，大概几千年前，有人预测自己开创的王朝会万世长存；再比如，大概几十年前，有人预测我们在十年八年内就能超英赶美。这样的预测一旦成为了时尚，就使预测变作了一个信任问题。最后，连真的科学预测，也会引起一片怀疑，以致大家最后都去相信“吃阿司匹林头痛会更厉害”。这是一个大问题，容易引起秩序和行为的混乱。所以，现代社会都很重视对预测的管理。剑桥大学的科学史教授西蒙·沙菲尔说，每一种文化都赋予一批精选的占卜者以特权。一种文化选什么样的一批人，大致能体现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在。因此，这是一个让谁来操纵据称可以信任的未来学机器的问题。预测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它一般由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作出。
这批人都面临理论究竟能否完全解释现实的问题，或者，理论能否自圆其说。因此，预测其实是一个难题。社会一方面需要辨识和抵制那些夸大其辞的预测，同时要使合乎情理的预测不被耻笑和冷落。20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中国未来学会会员的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对中国许多问题提出预测或者预警，比如干部的执政水平低下、科技难题、生态危机、城乡差距、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工业转型的困难等等。这些都是如今中国的热点话题。但是，在何博传提出它们时，许多人却认为是危言耸听。
当然，预测者本身也要注意谦虚。对未来的精确预测往往有难度，错误在所难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就世界范围而言，经济制度大都不完善，市场随时出清。预测者无法知道事件牵涉的所有函数形态。所以，对于太过细致的结论，公众多半要打个问号，不值得欣喜若狂，但也不必悲观绝望。那些有关几十年后收入可以达到多少元的预测，多半掺入了愿景，不必把它看作是定论或者宿命。
预测者也有责任向公众说清楚预测的前提和条件。比如，某种蓝图的实现，是在不发生大的战争、灾害等情况下得到的。你也不能仅仅测算经济增长率，而不告知人们其他的方面。比如，你增长9%创造了2000亿美元，但人家增长3%可以创造4000亿美元，这个事实，大可不必隐瞒。在描述一片光明时，预测者也要把困难向人讲清楚，才能激励大家去奋斗，而不是坐享其成。最近看到有的新闻说，建设新农村很快就能实现，这种预测是忽略了一些东西的。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预测未来只比占卜者强一点。这可能夸大其辞了。一般的看法是，预测也是有好处的。它一可以检验理论，二可以为行为和决策提供参考。因此，预测总是要进行到底的。不久前，《新财富》杂志报道说，未来学家正在成为企业的座上宾，鼓吹预测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文中提到，30多年前，皇家荷兰壳牌在著名战略师皮埃尔·瓦克的带领下，开发了“情景规划法”。壳牌开始也认为未来无法预测，但它规划的情景的确包括了一些重大事件，比如1974年石油危机和苏联解体。这些规划帮助公司在事件发生时，迅速作出了反应。文章指出，预测的一大任务就是把企业高管从自我感觉良好的观点中撼醒，这样他们就能为意外作好准备。高管必须探究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未来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