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官僚。
崇祯元年（1628）冬，在推荐内阁大臣人选时，温体仁因声望轻而没有参与，呼声很高的周延儒也被排斥在候选名单之外。温体仁猜测崇祯帝心中必有疑虑，于是上疏发难，攻击钱谦益说是在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巧于为奸结党。崇祯帝久已怀疑朝臣结党，看到他的这番言论后很合心意，于是对他大加称赞，由衷赏识。第二年，御史任赞化揭发温体仁娶娼受贿、夺他人产业等不法之事，崇祯帝非常生气，贬职一级。温体仁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并讲：“近来因为钱谦益的原因，排挤打击我的人不断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庇护我，我的孤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崇祯帝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于是反而体谅起温体仁的“孤立”、“无党”，批评各位大臣是不忧虑国事，挟带私情互相攻击。三年六月，任命温体仁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温体仁借助周延儒的力量进入内阁辅佐朝政。但是当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于是开始图谋取代周延儒的首辅位置。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又是自己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崇祯六年（1633）六月，温体仁暗中帮助宦官王坤、给事中陈赞化攻击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支持。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内阁首辅。最初，他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八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温体仁辅佐朝政后，善于察形辨色，迎合皇上心意，受到特别的宠信，于是更加固执专横，自己想推荐的就暗中叫人提议，想排斥陷害的就故意宽容而让皇上去猜疑，所引荐和同位的人都是平庸之辈，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巩固地位。崇祯帝询问军饷的事，他就谦逊地说：“臣从前凭文章在翰林院任职，皇上不知我驽钝，提拔为宰相，盗贼一天比一天多，确实是万死不足以尽自己的职责。不过，臣虽愚昧无知，但是在起草圣旨时不敢欺骗军饷之事，望皇上裁决。”崇祯帝认为他朴实忠厚，更加亲信。温体仁执政已久，揭发他的奏章不可胜数，崇祯帝还全然不醒悟，反而更加相信他是孤立无党，那些指责他的人甚至有被拷打致死的。
崇祯十年（1637），他秘密奏报复社结党，并请求惩治大宦官曹化淳。没想到崇祯帝竟然把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使案子完全事与愿违。至此，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他进退不得。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一下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奏章刚呈上去，崇祯帝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做内阁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都没有任何计策。但他善于逢迎，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温体仁做官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因而被写入《奸臣传》。
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采取什么政策
在清军入关之初，清王朝并没有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统一全国的意图。主要原因是清军兵力有限，而满族人口稀少，难以及时补充足够的兵员。另外，在山西以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实力尚存，对清军构成的威胁要大于南明弘光政权。因此，清王朝最初的意图是与南明弘光政权相勾结，合力剿灭大顺“流寇”，从而实现南北分治。弘光小朝廷也认为“联虏平寇”是皆大欢喜的上上之策，于是频频派出使臣同清王朝谈判。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王朝对弘光政权也很快改变了政策。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是南方不断上升而超过北方，清王朝就认为如果实行南北分治，根本无法建立经济上的相对平衡，以后会对自己一方不利。次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降清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担心一旦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自己将来就会同故乡的亲人分属于两个政权，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于是竭力鼓动清军继续南下，统一天下。第三个原因在于清军进攻的顺利势头和弘光政权表现出的龟缩畏惧，使清王朝坚定了统一全国的决心。在弘光元年（1644）七月二十八日，清王朝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史可法，明显地暴露出清王朝的野心。但是，史可法不能敏锐地洞察清王朝在改变了对弘光政权的政策后的新意图，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并在回信中反复强调要“连兵西讨”，导致弘光小朝廷的迅速覆亡。
弘光朝为什么越来越腐败
弘光朝廷建立以后，企图“借虏平寇”，君臣一味享乐，毫无振作之意，朝政荒废，越来越腐败。
朱由崧（1607～1646）酗酒好色，不以国事为念，把军国政事全部委托给马士英。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宦官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索民间绝色闺女。更荒唐的是，他还派宦官四处捕捉蟾蜍，配制春药，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大宦官屈尚忠之流乘机四处敲诈勒索，黎民苦不堪言。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中饱私囊。阮大铖就公然以行贿作为理财妙方。有一首词《西江月》就写的是当时现状：“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职地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那些自命与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在风雨如磐之时，弘光君臣置军国重事于脑后，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不急之务，粉饰太平。比如给二百多年前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被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
弘光朝廷的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君臣只是满足于偏安江南，不图恢复，一味苟且偷安。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安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旦清兵南下，弘光朝便立刻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南渡三案的详情如何
朱由崧取得帝位以后，围绕皇权发生的勾心斗角的事件层出不穷。弘光立国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发生了三件著名的惊天大案，即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和“童妃”案，历史上合称为“南渡三案”。
其一为妖僧“大悲”案。弘光元年十二月，一个名号为大悲的和尚来到南京（今江苏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战乱中不得已而削发为僧。弘光君臣发现他语言前后矛盾，形迹可疑，经再三盘问，大悲终于承认自己在苏州（在江苏苏州）为僧，实际是个骗子。大悲冒充亲王，最终落得被处死的下场。
其二为伪太子案。同样是在弘光元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内衣织有龙纹的少年。该少年自称皇太子，经常招摇于众，人们议论纷纷。经仔细辨认，弘光君臣一致认为北来“太子”纯属假冒。但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散布流言，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一片哗然。直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此事方告平息。
其三为“童妃”案。弘光元年初，河南一童姓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日金哥”。朱由崧严厉指斥童氏所言的虚妄，宣布童氏为假冒。从史实与明朝典制来看，童氏确系假冒。史籍记载，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发现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
“童妃”案与大悲、伪太子案之所以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兴风作浪。这三个案件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实际上却反映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弘光政权是怎样瓦解的
弘光小朝廷成立以后，仅围绕着帝位继承，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弘光小朝廷的稳定，而清朝廷连续发动的军事进攻更使弘光君臣手足无措。为苟且偷安，弘光君臣对“联虏平寇”情有独钟，先后多次派人与清朝通好，但都遭到拒绝。弘光小朝廷的大学士、督师史可法害怕与清军正面作战，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弘光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初，史可法派高洁率军北上，河南总兵许定国秘密与清军勾结，假装设宴为高洁接风，将他灌醉后杀害，率部投降清朝。史可法为了保全实力，退守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军将领左良玉也为避免与清军作战顺长江东下，四月初病死于舟中，部下也叛变了。与此同时，清军加紧南下，不断进攻明军。随后，清军分三路齐头并进，意图一举摧毁南明弘光小朝廷。在清军的强大军事攻势下，南明军不断有将领不战而降。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难。清军占领扬州以后，统帅多铎以扬州军民不听招降为由，下令进行屠城，居民几乎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消息传到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君臣顿时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五月初十，弘光帝仅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未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开南京城逃亡。当逃至芜湖（今安徽芜湖）后，被田雄等人出卖，活捉后献给清军。在不断的党争和严重的腐败等因素作用下，南明弘光小朝廷最终土崩瓦解了。弘光帝被俘以后，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涝虽就任监国，也是胸无大志，不图恢复，不久便降清了。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朝廷以“图谋不轨”为借口，将他与其他的明朝降臣一起处斩。
弘光帝是怎么被俘的
隆武元年（1645）四月底到五月初，清军先后攻下扬州（今江苏扬州）和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1607～1646）见形势危急，急忙与马士英及少数宦官商议后，于五月初十日凌晨仓皇逃出南京。他们本来想逃到杭州（今浙江杭州）去避难，但在混乱之中走散了。弘光帝先是由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卫着投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太平府的官员不明白实际情况，拒绝打开城门放他们入内。他们只得转往芜湖（今安徽芜湖），准备投靠靖国公黄得功，而马士英则护卫皇太后前往杭州。
清军统帅多铎听说弘光帝逃跑，急忙命令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下作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勘等领兵向芜湖追赶。黄得功的部下田雄、马得功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下决定投降，而黄得功对此却毫不知情，一怒之下，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亲自率兵出战。田雄的叛军趁黄得功不备，突然发箭射中他的喉部。黄得功身负重伤，拔剑自刎。很快，田雄等人也捉住了弘光帝。田雄背着弘光帝，而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抓住双脚。弘光帝哀求田雄放了自己，田雄瞪着眼说：“我们两人就想凭这点功劳博得功名，怎么能放掉你，别做梦了！”弘光帝恨得咬牙切齿，趁田雄不备，突然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沾湿了衣服。田雄虽疼痛无比，但还是牢牢地背着不放手，把弘光帝献给了清军。
潞王监国以后为什么降清
弘光二年（1645）五月初，清军攻陷扬州（今江苏扬州），逼近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与马士英等臣子心惊胆战，仓皇逃出南京，在途中被冲散。不久，因田雄等叛变降清，弘光帝被俘。马士英听说后，感到没有什么指望了，就与在杭州（今浙江杭州）的官员商量推举潞王朱常涝监国（代管国事）。六月初七日，众臣朝见邹太后，奏请潞王监国。开始的时候，朱常涝还坚决拒绝。因为想到一旦答应出任监国，将马上成为清军打击的对象。在邹太后声泪俱下地恳求后，涝才勉强答应。次日，朱常涝尽管就任了监国，可一心想着苟且偷安，并无进取之意，而小朝廷的实权仍然掌握在马士英一伙人的手中。所以，在出任监国的第二天，朱常涝就按照马士英等人的授意，派陈洪范前去与清军讲和。
与此同时，清军抓紧向杭州进逼。陈洪范也很快回到杭州，劝潞王投降。朱常涝贪生怕死，为保全性命，决定降清。为表示诚心，在总兵方国安率领明军与清军正浴血奋战时，他竞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更令人痛恨的是他在被挟持到北京（今北京）以后，上疏向清廷所提供的物质待遇表示感激涕零，甚至祝颂清朝皇帝“圣寿无疆”。即使如此，他和其他那些被清军俘获的明朝官宦一样，最终都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第二年五月，朱由崧、朱常涝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
隆武政权是怎样建立的
隆武元年（1645）六月初，听到潞王朱常涝决定投降清朝的消息，唐王朱聿键（1602～1646）非常愤慨，而黄道周、郑鸿奎等文武官员提议由朱聿键担任监国。朱聿键在血统关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照礼法规定，轮不到他监国。但是，黄道周、郑鸿奎等大臣还是极力拥立他为监国，其中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当时崇祯帝的叔父、兄弟们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而南明的政治中心是在东南，潞王降清以后，为了尽快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只能就近从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的藩王中排选了。其次，明朝的唐王封地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这里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兴起之地，在黄道周等大臣看来，可谓是“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似乎预示着复兴明王朝的前景。第三，唐王朱聿键尽管出生在王府，但从小就身经百难，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使他受到了磨练，增加了见识。这对于在危难之际兴复明朝是大有帮助的。
在黄道周等人的再三奏请之后，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初六日，郑芝龙等人迎接朱聿键到福州（今福建福州）。第二天，正式就任监国。二十七日，正式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都城，改福州府为天兴府，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起改为隆武元年。这就是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小朝廷建立后，颁布诏书到各地，很快得到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政府的承认。由于隆武帝既没有足够的名分，又缺乏自己的班底，从即位起就不得不依赖于拥立他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等，又为笼络人心，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所以，很难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