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封德彝，所以能够有幸成为蒙蔽李世民的大奸臣，除了他“多揣虑之才”外，还得益于他的“附托之巧”，即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治投机。
隋炀帝时，权臣杨素病死后，封德彝投靠在权臣虞世基的门下，为他“密为指画”，教他“谄顺主心”。虞世基成了炀帝的宠臣，他也随之成为炀帝面前的红人。但当炀帝、虞世基等人困守江都、坐以待毙之际，封德彝却早有打算，一头扎进隋炀帝的“男妾”宇文化及的怀抱，成为江都兵变的积极参与者。
他唯恐宇文化及信不过自己，所以总想露上一手，以博得新主子的赏识。隋炀帝被抓获后，封德彝不待宇文化及吩咐，就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指着炀帝开口欲骂，谁知炀帝抢先发问道：“卿是士人，何为亦尔？”意思是说，你是一个读书人，为何也这样趋炎就势，这么无耻呢？
做贼心虚的封德彝顿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赧然而退”。但不管怎样，总算给宇文化及留下了好印象。
封德彝跟着宇文化及没有多久，便看出此公难成大气候，于是找了个借口，拉着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转而投向反宇文化及的另一个大贵族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初见他时，连讽刺带挖苦，难听话讲了一大堆，封德彝厚着脸皮洗耳恭听，“殊无愧色”，又向李渊献上“秘策”以示效忠，终于哄动了李渊，被封为内史舍人。
封德彝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大唐朝臣，但仍然恶习难改，“资险佞内挟，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热衷于狡兔三窟的投机钻营。
唐初，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各植党羽，二虎相争，高祖李渊则态度嗳昧，摇摆不定。封德彝看出这父子、兄弟三人最终将成水火之势，便采取首鼠两端、阳奉阴违的卑鄙手段，一面向李渊父子三人分别表示效忠和亲附，一面在三人之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最初，他曾向李世民“效进忠款”，很快就骗取了李世民的信任。但他又看到李世民亲党太多，担心自己将来不受重用，于是暗中向李建成大送秋波，并在李渊面前竭力维护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的紧要关头，封德彝依然不肯放弃投机立场，居然一面力劝李世民抢先下手争取主动，一面则在李渊面前大肆攻击李世民“不服居太子之下”，鼓动李渊早下决心，除去李世民；同时又对李建成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挑动他及早动手。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但像封德彝这样胆大妄为的无耻之人，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冒险投机，正在于其自恃“所为秘隐，时人莫知”。
李世民夺取帝位之后，把封德彝当作功臣行赏，提拔他为尚书右仆射。封病死，李世民还“深悼之”，为他废朝三日，直至贞观十七年时才被迫劾其罪。以李世民之英明，尚且蒙受封德彝的欺蔽，“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
民国时期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是一个善于隐蔽立场、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军阀。阎锡山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结合当时一些流行的思潮，提出所谓“中的哲学”。
1912年3月，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为讨好袁世凯，阎便任命袁的门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让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任民政长。这时，袁世凯对阎锡山还是不放心，打算把阎锡山调任黑龙江省都督。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连忙派人进京，重金贿赂袁的亲信梁士诒，向袁转达他对袁的忠诚恭顺之意，总算打消了袁世凯将他调任的念头。
1913年3月，袁世凯主谋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开始，阎锡山既不敢得罪袁世凯，又不愿脱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于是便双方都不得罪。他先是主张以所谓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又与黎元洪联系，请黎出面调停南北纷争。在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他还发电报给袁世凯，把袁世凯吹捧成英雄。等到战事爆发，阎锡山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便立刻抛开了中立的面目，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不过，他在依附袁世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整顿军队，积蓄力量。
为了取得袁世凯的信任，阎锡山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为了向袁世凯表示自己绝无二心，让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到北京居住，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开开眼界，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放在袁世凯眼皮底下。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投向日本人，共产党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阎锡山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在这桩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装备，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对各方采取什么态度，则完全取决于他生存及利益的需要。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
隐藏真实意图
君主身边常有小人，往往还深得宠幸。如何清君侧？这是一个问题。你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装作与小人利益一致，使他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掘坟墓。
宋真宗时的王钦若是有名的奸相，为人阴险奸诈，而又善于逢迎献媚，深得真宗信任。他常常在真宗面前进谗言，中伤其它正直的官员。而被中伤者却为他的假心假意所蒙蔽，多数不知自己已被他所中伤。
契丹逼进北宋时，王钦若借口局势危急，力劝宋真宗向江南逃跑，到他的老家去建立小朝廷。寇准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指挥若定的雄才，坚决挫败了王钦若的逃跑主义，簇拥真宗亲征，直抵前线。由于王钦若也跟随真宗到了前线，仍旧在真宗面前叨咕这，叨咕那，事事掣肘寇准，干扰他抗击契丹的军国大计。这个奸相从真宗身边赶走，以清君侧。
有一天，真宗正在为人事安排发愁。他对寇准说：“现在，契丹直逼城下，天雄军被隔绝在敌后。天雄军若有不测，河朔全境便会沦入敌手。你看，该让谁去镇守天雄军呢？”寇准回答说：“当前这种形势下，没有什么妙计可施。古人说，智将不如福将。参知政事王钦若仕途顺利，长得白白胖胖，真是福星高照。让这样一位有名的福将去镇守天雄军的话，定会吉人天相，可保万无一失。”
真宗历来看重王钦若，今天难得寇准也这样看重他，心中特别高兴，便欣然同意寇准的意见，命令寇准草拟诏书，通知王钦若上任。当寇准把真宗的旨意传达给王钦若时，王钦若吓得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他原本是个胆小鬼，只会溜须寇准一直在捕捉机会，想把王钦若拍马，挑拨离间，哪有深入敌后去固守孤城的本领？此去准是白白送死。
寇准见他可怜兮兮的模样，便对他说：“国家危急，皇上亲自挂帅出征，你是皇帝一贯倚重的执政大臣，现在正宜体贴皇上心意，为国效力。”并说：“护送你上任的部队已经集合待命，皇上指示免去了上朝告辞的礼节，让你马上出发，不可耽误军机。”说罢，举杯为王钦若饯行，祝他早日奏凯归来。
王钦若没法，只得硬着头皮到天雄军去上任。他来到驻地一看，田野全是契丹兵，王钦若哪有退敌良谋？只好堵死城门，固守待毙。
赶走了王钦若，上下齐心，一致对敌，迫使契丹退兵求和，解除了宋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天雄也因契丹撤军而得以解围。
恕人即是德
宋英宗在位期间，虽没有大的作为，却是人心归顺，天下安定。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处在高位的人，他的人格力量可能比他的才能还要重要。
北宋英宗赵曙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当时，宋仁宗没有子嗣，便在宗室子弟中挑选皇位继承人。
有人推荐了赵曙，仁宗问道：“赵曙有什么特殊才能吗？”
推荐他的大臣摇头说：“没有。”
仁宗不满道：“治理天下者若无大才，何能称职呢？你的推荐太轻率了。”
大臣平静地说：“君主当以仁德为重，这样才能感召天下，治民化民。倘若君主自恃才高，随便施威，百姓不敬爱他，天下也不会太平啊。”
仁宗点头微笑，口道：“这么说赵曙必有大德了，你可说出一二，朕自有判断。”
大臣高声说：“赵曙性情诚实，对人怀有赤诚之心，虽为王子，但从不罚人树威。一次，有人借了他的金带，却还了他铜带，主事官吏想惩罚那人，不想赵曙却说：‘这确实是我的带子’。此事看似很小，却见赵曙恕人的美德。而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
仁宗细细品味，肯定道：“天下得失，皆因天子仁与不仁而起，仁德之君不滥用权力，不滥施惩罚，这确是保有天下的法宝啊。”于是任命赵曙为皇子，做自己的继承人。
诏书下来之后，赵曙却惶惶不安，他对自己的老师周孟阳说：“我无德无能，难堪大任，请师傅代我推辞吧。”
周孟阳拒绝道：“王子仁德忠孝，不必自谦，王子若不奉诏，定会教皇上和百姓失臣绝不干这种大违人心的事。”
于是赵曙亲自上书推辞，奏书上了十多次，仁宗也没有准许，仁宗说：“皇子之位，哪有人会像赵曙这样多次谦让的呢？仅凭此节，他的仁德就可见一斑了，朕更加相信他了。”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去世，赵曙即皇帝位，是为英宗。有的大臣为了讨好他，草拟了一些新政，恳求他实行，大臣说：“陛下初立，不能不树立自己的威严，否则，臣担心有人会对陛下不敬啁。”
英宗把奏书扔在地上，未看一眼，他出口道：“朕未使百姓感受到一点仁德，哪里想到树威呢？你太不了解朕了，朕是要教化百姓，以仁为政。”
治平二年（1065年），京城下了大雨，造成了水灾，死于水灾的有1580人。有的大臣据此上奏英宗说：“京城长官防灾不利，有失职之责，陛下应予重惩。”英宗没有同意，他说：“天灾难测，京城长官也是尽力了，朕不能加罪于他。”英宗下令赐给死者家属金钱，安抚慰问，一时人心大定。
不久，京城再遇水灾，损失惨重。有人再次提议重惩京城长官，说：“陛下即位不久，连遭水灾有失陛下威信，如不惩处京城长官，陛下实难自处。京城长官有责在身，惩处他并不为冤。”
英宗见书不悦，他对群臣说：“朕若靠罚人立威，何异于暴君？天灾乃是上天惩戒朕的失德，与别人无关，朕不能推卸责任啊。”于是下诏书自责，把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
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感佩英宗的真诚，无不称颂他的仁德。英宗在位期间，虽没有大的作为，却是人心归顺，天下安定。逢迎之术
明代嘉靖年间的严嵩可谓是一位大大的名臣了，但何以为名呢？不在其功业，不在其才学，不在其韬略，而在其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为奸之道。
严嵩的为奸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一般特点之外，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套奉迎方法，使得他人阁二十年，擅权二十载，直到八十七岁高龄才因病死去。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地说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倍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兄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亦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这时的严嵩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反对者势力强大，世宗未能成功。一年之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且专门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还积极主持策划制订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人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这个仪式得以高质量高标准地实施。世宗对严嵩青睐有加，不仅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上了他。
这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这事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大有文章，对世宗来说，经过这么一搅腾，有许多朝臣借机求宠，世宗的羽翼也就开始丰满了。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太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着严嵩的歌颂文章，耳里听着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相同。
其实，在这以前，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只是成绩不够突出，未受重视而已。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入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高兴，严嵩不久就升了官。
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竞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进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留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