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人生谋略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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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立身不败——韬光养晦有方(5)

事后,那位太监对陆挚说:“皇上爱钱,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人们怕招来灾祸,都不敢言,你为什么要惹恼皇上呢?你太不识趣了。”

陆挚谢过太监,认真地说:“如果计较个人得失,那么我是不会犯险的。现在情况危急,百姓受难,我们做臣子的都不出头,朝廷还能存在吗?为国为民,都值得我冒死进谏啊。”

德宗皇帝后来变本加厉,他竟暗谕各地藩镇给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

宰相李泌认为德宗荒唐,他劝谏德宗无效,伤心地对陆挚说:“皇上财迷心窍,看来是不可救药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陆挚心急如焚,道:“我不能眼见江山一步步走向消亡,我还要死谏。”

李泌摆手说:“我和皇上争辩几句,皇上便大为不快,何况你呢?我们是无能为力,还是不去惹祸的好。”

陆挚心潮激荡地说:“我能位列朝班,辅助天子,图的不是个人富贵。时下皇上处处胡为,我不进言规劝便是小人一个,这比杀死我还要难受。”

陆挚谢绝了所有人的劝阻,他当面对德宗说:“让皇上不高兴,绝不是我的本意,可让皇上自坏根本,就是不忠的小人了。皇上命藩镇进贡,藩镇势必会加紧榨取百姓,百姓被逼急了,他们没有活路,只能走上造反一途,难道这是陛下所希望的吗?”

德宗无法作答,只是拂袖而去。朝中奸小想借此铲除陆挚,他们进谗说:“陆挚和陛下作对,表面上是为了朝廷,可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捞取名誉啊。他对陛下不敬,不能让他如此嚣张。”

德宗总算没有彻底糊涂,他止住了进谗的人,意味深长地说:“陆挚几次险遭杀身之祸,为了名誉谁会这么干呢?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朕也拿他没有办法啊。”

陆挚担任宰相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为讨取德宗欢心,竞谎称从粪土中挖出银子13万两,献给了德宗。

陆挚找到裴延龄,怒斥他说:“你身为朝廷大臣,为了升迁竟欺君害民,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裴延龄说:“让皇上高兴,也是臣子的职责,你为何认真呢?”

陆挚写了篇《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七大罪状,准备呈给德宗。陆挚的亲友一致反对说:“裴延龄若没有皇上撑腰,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件事极不光彩,你若揭发,皇上为保颜面,一定会加罪于你,此事凶多吉少,断不可行。”

陆挚坚定地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纵有万险,又有何惧?”

陆挚毅然上书,结果德宗大怒,将他贬为忠州别驾。陆挚并不后悔,他说:“我最看重君子的名声,我视之为生命,如今所幸生命犹在,其他的不足虑也!”

完美的本相

有缺陷是世界的本相,这就决定了追求完美不仅不智,而且不会成功。处处追求完美,无异于枷锁缠身,人是难得自由的,生命也会随之枯萎了。

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但他的勤勉却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崇祯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常常焦劳成疾。

崇祯即位之初,朝廷内外都被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17岁的崇祯不露声色,暗中运作,一举铲除了魏忠贤及其阉党,赢得了天下臣民的称颂。

当时明朝已走向末路,乱象横生,兵祸不断,崇祯决心治乱,他对群臣说:“世之祸变,全在用人不当,治心不切。朕不会容忍你们骄纵无为,无心国事,朕是有过必罚的。”

朝廷积弊已久,群臣也懒散惯了,对崇祯的话并不放在心上。

一日,崇祯亲自到朝房中巡视,发现有一位大臣没有当值。崇祯大怒,立即命人将那位大臣抓来斩首。有人求情说:“陛下图治,也不能操之过急,何况此人平日勤勉,实属偶犯。”

崇祯没有听从,又将求情之人杖责痛打,他恨恨地说:“你们事事辩驳,难怪有诸多祸难,朕不想当亡国之君,首先要清除你们这些亡国之臣!”

崇祯二年(1629年),天下大旱,崇祯忧心更重,他对群臣说:“上天降灾,必是你们有过所致,你们还要推托吗?”礼部侍郎钱象坤上奏说:“天有天灾,人有人缺,这并不奇怪,陛下不要过于深责了。陛下当务之急乃是设法救灾,惩治大臣只会人心浮动,更不利于成就大事。”

崇祯训斥钱象坤一顿,遂命群臣自我反省。群臣心中不服,私下议论说:“皇上苛求于人,揽功推过,他是要求我们人人都是圣贤啊!朝廷祸患已非一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对群臣心存猜疑,谁也无法让他满意。他常哀叹无良臣可用,以致极有才干的袁崇焕也得不到必要的信任和权力,最后蒙冤惨遭杀害。

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对于他频频换人,有的大臣曾劝谏说:“治乱非一日之功,陛下不要对大臣要求太高了,各方面都完美的人并不存在,陛下如果这样求贤,那么只会误事,无人可用了。”

崇祯自大独断,坚持说:“朕求治心切,岂容庸人久占禄位?现在是多事之秋,非大贤难以救之,朕不敢有所疏漏了。”

群臣惶惶不可终日,都在苦思明哲保身之策。

一日,前方战事紧急,崇祯召集群臣问计。崇祯连问数遍,群臣并无一人作答。崇祯于是大怒道:“国有危难,刻不容缓,你们就是这样尽忠吗?”

群臣回答说:“臣等愚钝,一切还请陛下明示。”

崇祯怒不可遏,只得自作主张。事后,崇祯身边的太监对崇祯说:“陛下从来对群臣不满,他们哪里还敢说话呢?陛下若能得群臣相助,还应对他们宽容一些。”

崇祯冷笑道:“臣子无能,是国之不幸,朕只好自挑重担了。

崇祯至死都在责备其大臣,他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277年之天下,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四、容人忍事不树敌小心驶得万年船

身处困境的弱者孤立无援,很容易产生极端的想法。他们处处受制,央告无门,一旦情绪失控,违法乱纪的事便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在困境中不生邪念,不是圣贤难以做到,但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让它泛滥成灾,有理智的人都能为之。

西汉时,朱建曾是淮南王黥布的相国,黥布准备谋反时,朱建一再劝他说:

“汉皇帝刘邦待你不薄,我们的实力又远比不上朝廷大军,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大王一旦反叛,不仅会落下不仁不忠的名声,还会有性命之忧。”

黥布不听,说:

“刘邦步步紧逼,无端猜忌,我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与其坐以待毙,何如倒戈相击呢?”

朱建流泪说:

“正因我们处境艰难,大王才要事事慎重,勿起反念。倘若大王举旗造反,不是正中了刘邦的圈套?大王若能请罪表忠,刘邦便没有了剪除我们的借口,这对我们更有利啊。”

黥布执意反叛,结果兵败身死。

朱建因为劝谏在先,汉高祖刘邦便没有治罪于他,反而封他为平原君,让他迁至长安居住。

朱建有职无权,是个闲差,又兼他为人正直,不置家财,所以日子十分清苦。

一日,朱建的亲友从家乡到长安来看他,见他每日食粥,惊讶地说:

“我以为你当了大官,必定是锦衣玉食,怎会是这个样子呢?”

朱建回答说:“官与官不同,你用不着大呼小叫了。我能大难不死,已属万幸,还求什么呢?”

朱建的亲友说:“既然为官,总要讲究体面,否则会让人笑话。”

朱建叹气说:

“我也有过不好的念头,但一想关乎名声,牵扯乱法,我便只能不敢为之了。穷困可以捱过,犯罪却是难逃,还是平安无事的好。”

朱建的母亲死时,由于家贫,朱建竞无钱发丧。他对天大哭,自责不已。

辟阳侯审食其同情他的遭遇,送他黄金百斤,让他为母亲治丧,且说:

“你穷不丧志,不贪不占,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敬佩你的君子之风,请务必收下我的一点心意。”审食其是吕后的宠臣,名声并不好,朱建有些犹豫,咬牙说:“谢谢大人的关心,我虽穷,但终有办法的。”朱建不要审食其的馈赠,审食其有些急了,大声说:“我并不有求于你,也无一点私心,你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你是大孝之人,难道忍心不为老母亲办丧吗?”

朱建见他至诚,遂打消疑虑,接受了他的黄金。

这件事让朱建永不敢忘,他常对家人感叹说:“我安于贫穷,不想欠下了审食其的人情,我们不能不还啊!审食其人多非议,可这件事我们能不感谢他吗?”

后来,审食其和吕后的奸情被人告发,汉惠帝大怒,准备杀掉他。危急时刻,审食其派人来见朱建,求他设法相救。

朱建不肯与来人相见,却登门求见汉惠帝的宠臣闳籍儒,说:“皇上宠幸于你,天下皆知,如今太后的宠臣审食其下狱,都说是你进谗言的结果。如果审食其被杀,太后会饶了你吗?倘若你主动出面营救,太后必会感激你,如此,皇上、太后都对你垂爱,你就再无忧虑了。”

闳籍儒一听有理,连忙去向汉惠帝说情,审食其得救了。

审食其当初听说朱建不与他派去的人相见,曾骂朱建忘恩负义。后来他知道朱建用计将他救出,顿感羞愧。他亲自登门向朱建致谢,问道:“先生做事如此神秘,为什么呢?”

朱建沉重地说道:“我一个穷困之人,若让人知和大人结交,岂不让人猜疑?我救你是报恩,我是不想救你不成,反遭灾祸啊!”

要有仁恕之心

宽恕他人必须发自内心,不能抱着功利的目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才能换来他人的将心比心;对他人的真正理解,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身处困境不应成为不能恕人的理由,此时不失仁恕,尤能助人摆脱困境,获得意外的惊喜。

南北朝时,西魏的权臣宇文泰掌握朝政,文帝元宝炬只是个傀儡。时任大行台左丞的苏绰是宇文泰的心腹,他协助宇文泰治理西魏,进行了许多变革,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给他加了不少罪名。

宇文泰相信苏绰的为人,对所有人的控告不加理会,他对苏绰说:“我是信任你的,你如果想惩治他们,我一定为你出气。”

苏绰开口道:

“变革举步维艰,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个时候惩处反对我的人,只会使人心惶惶,发生动荡。我请求宽恕他们。”

宇文泰摇头说:“你太仁慈了,这只能让他们越闹越欢,增加对你的诬陷,你甘心这样吗?”

苏绰平声道:“我以仁恕之心待人,不是向他们示弱,而是想感化他们啊。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为难他们,我这样做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

苏绰没有任何报复举动,大出反对他的人的意料。这些人相信苏绰此举不是假做,遂生愧疚之心。

一天,一位反对苏绰最强烈的大臣拜见苏绰,对他说:“你不和我们计较,可见你大人大量,难道你真的不记恨我们吗?”

苏绰道:“我非圣贤,生气总是有的。不过我能宽恕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大臣连连陪罪,不解地问:“你太客气了,你给我们恩典,如何是为了自己呢?”

苏绰诚恳地说:“我报复你们,你们必记恨在心,寻机泄忿,如此冤冤相报,无尽无休,只能是两败俱伤。我现在得势,你们奈何不了我,一旦我失势,你们还会饶了我吗?眼下我们不结仇怨,我也没有担惊受怕的那一天了。”

大臣听完更受感动,他对其他大臣说:“苏绰有心宽恕我们,却毫不居功,他这样大仁大义,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作对吗?”

反对苏绰的人一时纷纷反正,成了苏绰的坚定支持者。

夹缝中生存的投机家们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

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三个乱世奸雄相继登台表演。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倾轧。一些卑劣厚黑人士乘时而出,因缘竞进,在三奸勾心斗角的混战中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大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政局的混乱。吉温正是这些卑劣厚黑人士当中表演最为充分、也最为丑恶的一个。

吉温是个手辣心狠的酷吏,而这又与他贪图功名且急于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权势之欲太强,所以他才会沦落成为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成为一个不问是非、不计亲疏、见风使舵的小人。

天宝初年,吉温担任了万年县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辖境之内。当时高力士经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宫还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里,吉温必然要亲往其府拜访探望,极尽殷勤。高力士对他十分喜欢,两人“握手呼行弟”,又“爱若亲戚”。吉温靠着高力士的关系,不仅化解了与顶头上司的旧怨,而且还被“引为首官,荐之于林甫”。

吉温依附李林甫之时,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阶段。他扮演着李林甫的心腹亲信与打手的角色。当时李林甫起大狱,诛逐贵臣,收张其势,吉、罗二人治狱案,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靠了这样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对他“掩以爪牙”。

吉温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他以为,只要抱紧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将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马后辛苦了几年却官职依旧,他既对李林甫不肯“超擢”自己而深怀怨恨,更为自己升迁太慢而忧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换门庭、另寻靠山的念头。当时杨、李二人“交恶若仇敌”,相对虎视,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吉温见杨国忠日益贵幸,步步高升,便毫不犹豫地“去林甫而附之”,成为杨国忠手下的一员战将。吉温反水之后,立刻就竭尽全力去为杨国忠建功立业。他一面“教其取思”,借玄宗之力压迫李林甫,一面协助杨国忠四处搜寻证据,接连把李林甫的党羽治罪贬官,赶出京城,使李林甫丧失了心腹亲信,元气大伤。他还出面游说安禄山,让安氏与杨国忠联手,诬告李林甫谋反。他的这一番活动,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动境地,在忧愁恐惧之中死去。由此,吉温就成为杨国忠跟前的大红人。

不过,吉温这次投靠杨国忠可与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边与杨国忠打得火热,一边又对安禄山暗送秋波,与安氏“约为兄弟”,呼之“三兄”。天宝十载,安禄山又加任河东节度使,吉温曾与他密谋说:“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此计后来虽然因故未行,但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安禄山因此宴请玄宗,委任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河东事悉以委之”。

吉温脚踩两只船,本是出于狡兔三窟的考虑。他同时受宠于杨、安二主,也曾经自以为得计,高兴一时。但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又成不能两立之势。杨国忠为了拢住吉温,便将他召回京师,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温却不领情,他以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宠,加上重兵在握,将来一定能取代杨国忠。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与杨国忠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安禄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天宝十三年正月,反心已决的安禄山入朝,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吉温的内应作用,他又奏请玄宗任命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杨国忠由此而知吉温已经叛他而去,又恼又恨。安禄山离京师不久,杨国忠就借故将吉温罢官,贬出京师。天宝十四年正月九日,吉温被杨国忠杖杀于狱中。这个一生都在梦想高官显禄的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最终也没有实现他出将人相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