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它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洪秀全虽然已对外姓人有猜忌疑惧的私心杂念，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大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从广大群众说，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
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也是他组建洪氏集团控制天朝政权的开始。接着，他又“专用安、福王”，使“主军政”。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实际上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已无法实现匡国辅政的志愿，石达开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怎样对待洪氏集团的挟制和谋害，他的面前有这样几条道路：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石达开和他的亲信将领，对当时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深知他们不可能以“愚忠”来取得洪秀全的谅解和信任。有谋士劝他从刘邦诛杀功臣韩信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建议，但石达开以“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坚决予以拒绝。在当时敌我双方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解甲归田，洁身引退的路也是难以走通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唯其妖灭尽，予志复归林”。至于叛变投敌更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最后只好率军远征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另辟根据地，剿除妖魔，开疆报国，这实在是石达开这个农民英雄在无力解决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惟一出路。
对石达开的出走，因限于资料，说法甚多，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不顾大局，私自离京搞分裂活动，是另树一帜，另立“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出走引起了清王朝的关注，清廷驻安徽的头目四出侦察打听石达开的动向，并及时向清廷汇报。他们认为石达开“意欲自成一队”，“似欲另立旗帜”。咸丰七年（1857）七月十一日，《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中有“现据探称，该逆自与洪逆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疑义”。苏州博物馆藏有咸丰七年（1857）六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何桂清致自娱主人书中，有洪秀全“在金陵惊慌无比，求石逆回救，不惟不允，且回文改号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与以上福兴奏中“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一致。这说明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并非孤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认为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的观点，而是主张“太平天国”与石达开毫无关系。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石达开在无为州和皖南青阳县所贴告示都未署“太平天国”。在安徽省有关方志中均无“太平天国”的记载。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只是孤证，实难令人信服。第二，石达开出走后，虽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进行更改，但始终应用“太平天国”国号，遵守太平天国的正朔。始终自称洪秀全亲封的“翼王”、“本主将”，其部属一贯呼其为“翼殿”、“翼府”、“五千岁”、“殿长”等等。另外从石达开本人及其部将遗存的文物、文告、文书来看，也说明石达开虽然分裂出走，但所承担的反清历史使命与洪秀全一直是一致的。直至晚年，石达开一如既往拥护太平天国革命宗旨，信赖尊敬洪秀全，毫无私自立国，与太平天国分庭抗礼的意思。第三，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官书中对石达开的评价都没有变。天王不忘石达开的开国立功。天王、幼天王在后期所颁的诏旨中，仍对石达开亲切地称呼为“达胞”、“达叔”。可以说，石达开出走主要是出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也就是，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
上述观点各执一词，那么石达开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要想解开这一历史之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石达开大渡河畔遗物
翼王石达开可谓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猜忌被迫分兵出走，被困大渡河，英勇就义，成为历史悲剧。然而，石达开也在大渡河畔留下了让人至今未解的众多的谜。
翼王石达开（1831—1863），可谓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满清无道，腐败滋生；祸国殃民，百弊横行。洪秀全金田起义乃“替天行道”，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石达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到洪秀全的麾下并为“天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后转战广西、湖南、云南等省，并于1863年5月进入四川境地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打算在四川自立一国。但因由于河水陡涨等原因，石达开部被清军部队及民团、彝兵等围困于此，苦战月余而不得突围，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于1863年6月25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石达开英勇就义，在临死前侃侃而谈，毫无怯懦，“英杰之气溢于眉间”。石棉的百姓怀念他，至今当地人仍传说当年在成都赴死者不是石达开，而是石达开的替身马某。那石达开哪里去了呢？老百姓说上当地的大洪山修道去了。在石棉县的大洪山上曾建有一座百姓自发修建的祖师庙，据当地百姓相传，庙中那位耳阔口方的“祖师”颇有当年石达开的风范。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与石达开有关的实物在安顺场被发现。1980年5月，一个当地农民在当年刘湘挖掘的窖藏附近的松林小河里拾得一个九两重的银锭；2000年8月，人们又在安顺场的一户农民家中发现了一把太平军的军刀……
（一）翼王遗诗之谜
翼王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他的诗歌及文采也是颇为令人称道的。其中，他的一首七律诗不仅广为传诵，而且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1953年，作家鄂华随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往石棉安顺场收集红军长征的史料。一夜，鄂华和同伴小赵返回时迷了路，投宿一小庙，疑为祖师庙。当他们在搬动庙里的石槽作枕头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柄铁伞，伞柄中一卷棉纸竟书有八句外界传为石达开所作的一首七律诗：
革命慷慨在中原，不为仇雌不为恩。
只为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髻悲赢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蹄痕。
借此，鄂华创作了长篇小说《翼王伞》。鄂华在小说的序言部分称，这首诗的棉纸他曾保存在近现代史研究所的档案室里，可惜被“红卫兵”在文革中焚毁。
这首诗历来存有争议。在长篇小说《曾国藩》里，这首诗又成了石达开与曾国藩在长沙激战时，翼王的即兴之作。已故的文史专家郑逸梅则认为：这是民国初期一个文人的伪托之作。是真，是假？至今无解！
（二）翼王剑，你在哪里
洪杨内讧，石达开被怀疑和限制，负气出走，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事总令后人扼腕浩叹。但在石棉，百姓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早便在城边石儿山上建起“翼王亭”以资纪念，并留下了诸多神奇而有趣的口头资料，这其中口头故事之一当属翼王剑的传说。
据传说当年翼王携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及幼子石定忠在被押赴凉桥清军大营时，途中遗失了随身佩剑。以后这柄宝剑“阴差阳错”竟被安顺场士绅赖林学获得，这柄宝剑长二尺四寸，可卷舒，寒气逼人，削铁如泥。六寸长的剑柄着金株，沉香木的剑鞘饰着紫金庵铜，方圆数十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观剑。赖林学考查诸多史籍，方知此剑名叫“雄精如意”，乃翼王心爱的佩剑之一。赖林学将其视为传家之宝，后来交到他的儿子赖进学的手里。民国13年（1924），赖进学因战乱举家迁往雅安避难，又不慎将宝剑遗失。从此，此剑杳如黄鹤。
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张二的先生在《重修越西县志西路调查草案》之四中写有一首《雄精如意歌》，这是关于这柄宝剑至今惟一可见的文字资料，歌云：
勒鞋入关明统绝，皇皇华胄无遗孑。
同胞被压百余年，七世咸丰火益烈。
草泽英雄石达开，金田起义造天德。
如意随军祝如意，宝剑臂左助杀贼。
一呼响应天下分，长江据险画南北。
七王争斗势支离，误走山街来紫地。
秃鹰桀犬八面围，子规春暮楚歌泪。
宝剑如意寻主人，遁迹福门赖氏寄。
埋隐光芒那计年，不闻理乱与休戚。
宝剑忽忽生翼飞，展翅边关杀敌去。
我作长歌如意听，行藏聚散须明析。
莫因好友吐长虹，便欲登朝奸佞击。
寄语主人善什藏，免惹圣明山仙取。
然而，张二先生的美意终成空望，翼王剑最终弄丢了。翼王剑，如今你到底在哪里？
（三）翼王信之谜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进军四川，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冀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然而，罗尔纲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十分怀疑，他认为信应该是写给骆秉章的。因为石达开信中写的“肩蜀巨任”只能是针对四川总督骆秉章，而不可能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的唐友耕的。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然只是推测，还有很多的疑点，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