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观测研究，开元十三年（725）一行着手编订新历，开元十五年（727）新历法草稿完成，名为《大衍历》，一行也于这年逝世。后经张说、陈玄景等将新历草稿整编成册，其中包括：《开元大衍历经》1卷7篇，《七政长历》3卷，《历议》10卷，《历立成》12卷，《古今历书》24卷，《略例奏章》1卷，《天竺九执历》1卷。其中《历经》全文被录入新、旧《唐书·历志》，《历议》，《略例奏章》被摘要录入《新唐书·历志》因得存留至今，从开元十六年起，每年颁发根据《大衍历》推算的次年的历书。经过检验证明，《大衍历》比以前所有历法都更为精密，其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为后世历法所师从。《大衍历》最突出的成就是比较正确的掌握了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实际应当是地球绕太阳运动时速度变化的规律）。指出冬至前后日行最快，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前后日行最慢，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长；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之间共为88．99日，从春分到夏至之间共91．73日；秋分前后的情况与此相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大衍历》在日食计算中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也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科学，在当时《大衍历》是最先进的历法，故宋代科学家沈括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从唐朝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开元二十一年《大衍历》传入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甚大。
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贡献。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一行叔祖父张大素撰《后魏书》，未完成其《天文志》，一行续成为2卷。后人将此2卷补入魏收所撰《魏书》，成为《天象志》的第三、四两分卷；一行并助金刚智译《陀罗尼经》；助印度善无畏译《大日经》7卷（存）；并自撰《大日经疏》20卷（存）；奉敕撰《释氏系录》1卷；著《摄调伏藏》10卷；《梵天火罗九曜》1卷（存）。
1955年8月25日，我国邮电部发行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中，有僧一行一种，肯定了他的创造性成就和古代科学家的地位。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颜子，孔子高徒颜回，敏而好学，问一知十。
②灌顶，天竺国王即位时，以四大海之水灌于顶上以表祝意，佛教密宗效此法，于堪为众僧规范之高僧嗣阿閤黎位时，设坛而行灌顶之仪式。
③视运动是直观看到的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运动。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视运动，真实运动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并绕太阳公转。
史学的发展
唐代史学，有比较重大的发展，一为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为史学著作中出现新的创作。
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即已设立史官，以后帝王敕令修史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史官职守甚杂，到隋唐时所保存的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只是经政府审定认可而已。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zōngPǐ）人物者，皆令禁绝。”①明令禁止私人撰写国史，评论人物，表明中央集权的政府日益看重历史著作的作用，要将国史的编纂工作集中在封建政府手中，以便从中吸取统治理论和经验，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点，以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这一禁令成为封建政府即将实行官修史书的信号，为唐朝官修史书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而由宰相监修，自此，南北朝以来掌修国史的著作郎罢史职。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下设史馆修撰、直馆，从事编述。这一措施是中国中世纪史书编纂工作中一个重要变化，从此所谓纪传体的正史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唐初专设史馆，多人合修。由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纪传体史书，即唐太宗御撰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实为史官多人共同撰写，唐太宗只为宣、武二帝的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人的传写了论）、姚思廉所修《梁书》、《陈书》、李百药等所修《北齐书》、令狐德菜等所修《周书》、魏征监修《隋书》、长孙无忌等监修《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李延寿等所修《南史》和《北史》。
除官修纪传体史书外，唐朝出现了两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一为刘知几的《史通》，一为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祖父是史官，父曾任侍御史，他幼年即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②，十七岁时读完唐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氏族系录））200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如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乃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二二十卷。
古代名画《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休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如《六家》篇总结唐初以前史书著作的类别，六家指《尚书》家（纪言）、《春秋》家（纪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申述各家的源流兴废和优劣所在。《二体》篇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是不可偏废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不仅评论古人，也正是抒其所见。《史通》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指出修史必须广搜史料，明辨真伪，直言不讳，截去浮词；它认为“征求异论，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其《直书》、《曲笔》两篇，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篇，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篇叙述历朝正史（指官修的编年和纪传体史书）的源流和写作过程，问也有些评论；《疑古》、《惑经》等篇继承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对古代史事提出一些疑问，对儒家六经和整理六经的孔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手止六经的孔丘，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提出对《尚书》的十条疑问；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③；《杂说》等篇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些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在《辨职》篇中，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级：一是敢于奋笔直书，不避强御，彰善贬恶，如晋之董孤，齐之南史，此其上也；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此其次也；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礼部上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pián南方大木）楠（楠的异体字）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④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尤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刘知几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当的评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进而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史通》成书时，同时人徐坚见而叹曰：“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唐末柳璨于光化三年（900）著《史通析微》10卷，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明清以来流传渐广，为之作注、释、评、续者颇不乏人，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史通》是八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缺点在于它对史书体裁的评论，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所说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也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至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讥评过当”，批评往往失于偏颇。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以张鼎思刻本为基础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淑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史通通释》校点本，即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在《史通》中批判了史书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历史属于“人事”的范围，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如果用“命”来解释历史的事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主张写史书应清除神学迷信思想，对《汉书》等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斥之为“言元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进步的。但他在重视人事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神武看成起决定作用因素，这就不能不陷于以伦理和心理来曲解历史，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范畴。刘知几在《史通》中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是春秋以来的传统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生活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刘知几把历史看做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决不能按古人的标准要求今人，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在1200年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达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为杜佑编纂的《通典》。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著名史学家。他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曾开雷陂以利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50万斛。后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由于他历任财政大吏及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要职，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又好学不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刘知几之子刘秩仿《周礼》六官的职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写成《政典》35卷，宰相房瑁称其才过刘向。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以36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通典》200卷，《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742—756）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分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每一制度，必条贯古今，上自黄帝，下迄天宝，都作了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叙述和考证。《通典》取材广泛，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渚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的编撰目的既然是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12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通典》自序说明备门编次的理由说：“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着重说明首列食货的道理，当时杜佑已知经济史的重要，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见。
《通典》源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书，发展而为经济政治礼乐等典章制度的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为史书著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影响下，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再进而有“九通”、“十通”，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多今已亡佚，赖《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因而《通典》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关于唐代的，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账、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皆为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
注释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③《史通》外篇《惑经》。
④《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唐诗的成就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在丰富多彩的唐文学中最放异彩，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许多杰出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根据清代康熙时所编的《全唐诗》统计，诗人有二千二百余家，作品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