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1591年~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明朝末年南明弘光时期臭名昭着的大奸臣、大贪官。他经科举步入了官场后,靠贿赂朝官往上升迁。他与为人奸狡、心狠手毒的阉党人物阮大铖勾结在一起,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索取贿赂,贪污军饷,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最后落得个四处逃亡、死有余辜的可耻下场。
一
马士英自幼家里贫寒,其父靠做小买卖为生,祖辈与官宦无缘。他从孩提时就羡慕当官的。长大以后,他知道自己出身寒微,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发奋读书,靠科举取得仕途。在当时有很多想经科举谋取功名的人,而马士英却是这些人中的幸运者。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到北京城里参加会试,又过了三年,居然顺利地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南方户部主事。做了地方官的马士英,不是尽职尽责为百姓谋福利,而是一心想着升官发财。为了达到目的,他做事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对朝廷的官员投其所好,阿谀奉承。功夫不负他的野心,天启初年,他做了郎中,后又多次升迁,历任严州(今浙江建德境内)、河南、大同三地知府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崇祯三年(1630年),又升迁为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做了右金都御史兼宣府的巡抚官。上任刚一个月,他就大着胆子拟写了征用银子的文书,并私自从府库中取出大量公款,贿赂朝廷的权贵,不料,这件事被当时的镇守大监王坤告发了。因此,他被罢黜了官职,定罪后发配到边疆去充军。为寻求复出的机会,不久他悄悄地跑到南京去了。
寓居南京后,马士英无事可做,就想办法与同他一起中会试的阮大锨取得了联系。当时阮大铖的名字列在朝廷的逆案中,早已丢掉了官职,闲居在南京。阮大铖是明末时期朝内的一个擅于专权弄术的阉党人物。他机敏狡诈,心狠手毒,人们都恨透了他,甚至“三尺之童见其过市,必唾骂之”。当时朝廷内部的党争非常激烈,阮大铖依附于宦官头目魏忠贤,成了魏忠贤的心腹干将。朝内的大臣中,有些是东林党人,他们对宦官擅权、政治腐败不满,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因此成了魏忠贤、阮大铖的死对头。崇祯皇帝继位后,想消除党争,振兴朝政,就对魏忠贤及其阔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并定为逆案,重的处死,轻的终身不予任用。狡猾刁钻的阮大铖没被处死,但被列入逆案削职为民。马士英和阮大铖结识后,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密谈朝中的事情,感叹官场的失意。因他俩都是被逐出官场的,所以越谈越投机,一来二去,成了挚友。马士英曾说过:“我若操朝政,必先自用大钺始。”
光阴似箭,马士英在南京一晃几年过去了。事有凑巧,崇祯十四年(1641年),马士英的命运意外地发生了转机,原来朝里有个叫周延儒的奸臣,被贬黜首辅官位后,回到乡间,不几年工夫,以他狡黠的手腕,竟然得到了东林党许多人士的谅解与同情。崇祯皇帝也忠奸不辨,良莠不分,居然又把他召入内阁任首辅。马、阮闻讯后,就打点了二万两银子,让阮大铖前去拜访。周延儒见到阮大铖送上的银子,笑逐颜开,但听到阮大铖要官做时,却皱着眉头为难地说:“我这次重新上任,全靠东林党人的推荐,你的名字列在皇帝定的逆案里,我若提拔你,能行吗?”阮大铖考虑了很长时间,又问:“瑶草可以吗?”周延儒答应了他的请求。也该马士英走运,就在第二年,凤阳总督高斗光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得大败,接连丢失了五座城镇,被逮捕治罪。于是马士英暗地里买通了礼部侍郎王锡衮,让他为自己说话,王锡衮得了马士英的钱财,就在朝廷面前极力推荐他,吹嘘他有旷世之才,如何如何等等。周延儒也就顺着王锡衮的提议,做主让马士英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卢州、凤阳等地的军务。马士英一步登天,春风得意,日夜盘算着如何在这个高位上玩弄自己的权术。
二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起义军向北京进发。不久,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城。三月十九日,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上自缢,东宫太子不知去向。
大顺军进北京推翻明朝后,明朝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非常恐慌,仓促地商讨起另立新君的事,图谋复明。此时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涝为了躲避起义军都逃到了淮安。立谁当国君,大臣们分为两派,以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张慎言、詹士姜日广等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拥立潞王从为福王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不可立”的罪名。潞王贤明,应当立为国君。然而,马士英私下合计,福王昏庸无能,只知吃喝玩乐,又与东林党人有世仇,若让他当了皇帝,以后的大权就会落在自己手里。于是与阮大钦等密谋策划,一定要使迎立的新君出于自己的定策,这样方可窃弄权柄,铲除异己。马、阮等与江北地区兵权在握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烈良佐等勾结在一起,将昏庸的福王弄到手中,居为奇货,用兵力做后盾,抢先一步送往南京。因马士英握有兵权,南京的文武大臣人人惧怕他,谁都不敢再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也被迫同意,率领百官前去迎接。崇祯十七年五月二日,福王在南京监国。以史可法为首辅,主持朝政,马士英因拥立有功,被升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总督凤阳。但是,一心想独霸大权的马士英对于得到的官职并不满足,他眼看凯觎已久的大权没能到手,不由得大怒,便由凤阳带兵入朝,摆出了一副与史可法见个高低的阵势,并拿出史可法写给他的福王“七不可立”的信上奏给福王。福王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朱常询的儿子,当年万历皇帝曾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询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结果来常询被出封为福王。因此,福王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从内心就是既疏远又戒备的,再加上马士英的挑拨离间,更加深了福王对史可法的不满。马士英还不放心,又让他的亲信高杰、刘泽清等上了一道奏章,督促史可法去前线督师,阴险狡猾的马士英终于把阻碍他独揽朝权的拌脚石史可法挤出朝廷。五月十五日,福王登基称帝,年号弘光。
福王当了皇帝后,升马士英为首辅,主持朝政;命史可法驻扬州督师。至此,马士英终于抓到了朝中的大权,但也遭到世人的唾骂。当史可法被马士英排挤出朝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城里一片哗然,“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传遍了朝野上下,老百姓把马士英比成秦桧式的祸国奸臣,把史可法比做功臣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