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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爱情为什么不科学? (1)

第三节 爱情为什么不科学? (1)

中国人说中医好话的人居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说它是国粹也不为过。但光说好话其实并不客观,在中国或者全世界,指责中医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没有真正继承中医

“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这大约是对中医最严厉的指责。当然这话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窝里斗,文化大革命时,整知识分子最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个传统。在对中医的批判中,来自国内的声音最多也最高。

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大体如此,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德国慕尼黑大学M?波尔克教授指出:“中医的科学核心和实质有被取消的危险。在验证中,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混乱。”这一说法,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

平心而论,中医确实有让人说道的地方。我们先不说它是否科学,但最现实的是,我们搞不懂它,我们最怕别人问为什么,一问就露馅。咱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要问远志为什么可以治疗痈疾,老先生们肯定摇头晃脑地说:“苦泄热,温行气,辛散郁。”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可细琢磨,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再比如,如问水蛭和虻虫为什么有活血化淤的作用,他们肯定说:“水蛭咸苦,虻虫味苦,一飞一潜。”虽然言之凿凿,但顶如废话一句。

这就是目前的中医,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药理无记载,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医理论的描述依然有效,他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针对中医理论存亡,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

一派人认为,医学主要看治疗效果,理论有没有并不重要。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说:“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不责其言有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在如何对待中医理论问题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或者说蛮不讲理。其实这也不能怪章先生,都是让这无人能解的中医理论给闹糊涂了。

一派人认为,中医理论实在是画蛇添足,没有它反而更省心。上世纪30年代时,有一人名陆渊雷,此公竭力主张:“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国医之胜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之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还有一派人就更不客气了,他们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理论。“五四”运动时,有一人名余云岫,此公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理论是封建迷信。1917年余云岫写了《医学革命论》,说“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怪诞,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而已”,“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更荒唐的是,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碍障”的提案。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听到“中医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太粗糙”、“应该抛弃前理论”等等的言论。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搞懂《黄帝内经》在说些什么。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呢?

客观地说,许多人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罢了。其原因就是研究难度太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师,反反复复,体会着、琢磨着、感悟着、诠释着,并将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然而最终所有的人会发现: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座大厦中转悠,并没有为这座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如此一来,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放弃了理论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医学著作7661种,其中理论性著作仅有354种,占不到二十分之一,在五十多年里没有一篇有创见的理论作品问世。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奖25项,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一项。近几十年来,一共有四百多项中医成果获部级以上奖,但理论成果却一直是空白一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家中医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理论研究的不足一半,而在这一半中,真正从事理论研究的又占少数,大多数所谓研究者不过是些古籍整理者,校刊一下文字,梳理一下版本。《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综述,它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在这部多次获奖的图书中,释名、版本、校勘、训诂、词义、音韵、修辞、语法等占了435页之多。而在其他理论层面,综述古代人研究成果的,又占了绝大部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成果几乎等于零。许多人都在“炒冷饭”,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重复。

据统计,全国五十多万中医药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范围,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极少,而具备全面胜任《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者,更是寥若晨星。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中我们也可看出问题,中医名家成才的年龄平均在59.8岁,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在37岁,人员严重老化,超越了最富有创见性的年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中医要“继承和发扬”,后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我们高举着这面大旗走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V2火箭,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53年第一次提出DNA双螺旋理论,到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完成,大约用了五十多年;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相对论,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可这五十多年里,我们的中医药是个什么状况呢?至少很难说让人满意。我们一直在继承,但却很少发扬,就拿每年报批的中药新药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很少有发明创新。中医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不断注释《黄帝内经》,但对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却绝少有创见。难怪有许多老中医在感叹:这继承何时是个头呢?

科学不是唯一解释世界的方法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它们是对立的,没有互融性。英国李约瑟曾经总结说:“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领域。”

“眼见为实”虽然不是一个科学观念,但它的确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古老的格言化为一条条科学的定律,从而构建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大厦。

根据这一原则,现代科学认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离不开解剖学,解剖学可以提供人体器官的准确位置和基本功能。因此,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人体解剖,到目前基本上搞清楚了五脏六腑的准确位置,也知道心脏像一个强有力的水泵一样,不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渐渐地,人们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体生命结构只有一种,那就是西医学证实的那一种。于是,医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个戒条:凡是在解剖刀下存在的,都是真实的;相反,凡是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的,都是虚假的。

但中医告诉我们的人体结构,却与解剖学大大地不同。

首先,中医里有西医从来没有提到的生命结构。例如经络,它是人体中确实存在的生命现象,也是人体生命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想破了脑袋,也只能证实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再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三焦”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指明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并称六腑。但三焦在哪里呢?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却无论如何找不到。

其次,中医有些人体器官的位置与解剖学明显不符。

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个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

另外,中医发现了比西医更多的脏器关联。

现代解剖学在证实器官位置的同时,也在证实器官间的关联,比如心脏与肝脏就有密切的关系,胃与大、小肠也有密切的关联。器官的位置与器官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中医里的器官联系比西医多得多,绝大部分超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出现便秘,痛苦不堪,于是他来到医院求治,无意中碰上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接下来的对话就很有意思了:

西医说:便秘嘛好治,不就是大便太干燥吗?可以搞进去些润滑的东西,就如同汽车上润滑油一样。要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手去抠吧。

中医说:你这是肺火太大,我给你开个方子,清清肺火就好了!

西医对中医说:弱智!解剖学告诉我们,肺与大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肺是呼吸系统,而大肠则属于消化系统,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清肺怎么能治疗便秘呢?

中医对西医说:你真是不学无术!《黄帝内经》上明明写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我清肺治便秘,那是治根。你润肠或手抠,那是治表。

结果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便秘治好了。但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医学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人体器官间更多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在中医里绝非孤证,而是比比皆是,比如眼病治肝,鼻咽病治肺,口腔病治心治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耳病治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