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这里不能作草名理解，《本草纲目》讲：王孙即牡蒙或旱藕，也叫黄耆，是一种药材。如把药材比成小人，岂非笑话？其实在诗文中，“王孙”本是贵族子弟的通称，除了前边已举过的诗中用来指人者外，还有《史记·淮阳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隐》释：“言王孙公子，尊之也。”在唐诗里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如王维诗：“随意春风歇，王孙自可留。”“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又杜甫的《哀王孙》把王孙又作王子皇孙解。即从白诗原文看，“王孙”也应指人，“又送王孙去”，草，岂能“送”乎？
白居易诗集中，在长安做的诗有好几首。这首《古原草送别》诗，当是初至长安之作。全诗从草引起，又以草喻别情，最后又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
“离离”，写出草的形态，分披繁茂，密而难分。“原上”，点明送行地点，乐游原上，想来当是诗人与这位友人常游之地，今日在此告别当更牵惹情思。这草色的荣枯，至少两位友人已经历过一个春秋了，它是友情的见证，也是友情的标志。即景抒情，由平淡下笔。三四句陡然升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离离的原上草不只能经受自然的风霜雨雪的考验，由枯而荣，而且还不怕“野火”摧残，因为春风会吹得草芽重生，叶绿新荣。我们这样牢固的友情还有什么外力能使之中断呢？随着送行一程又一程，终于分手自兹去了，友人踏上古道了，经过多少驿站，几多关山，荒野城镇，但是，这离离的野草啊，却生满原野，生满天涯。芳草连天，古道已看不见了，只有翠碧光泽映照着城关生色。最后两句，点明题意，又送走我一位好友远去，这野草茂实实，密层层，更显露出一片送别之情。这情思绵绵如野草，风雪不能使之枯，野火不能烧之尽，它是无时不在，无往不有的，在古道的旅程中，在荒村的野店店中，触目皆是，心心相连。这是谁的情？难道不是诗人的深厚的至诚之情么？
可是，古人写别情离绪的诗很多，好诗也不少，为什么这首诗却超出一般水平而受到顾况的赞赏，得到千古传诵呢？考察一下白居易以前的送别诗，只是抒发离情别绪而已。即以诗人长安时的另一首送别诗《长安送柳大东归》来看：
“白社羁游伴，青门远别离。浮名相引住，归路不同归。”
也只是说柳大一心要回洛阳，诗人只好在长安的青门送行。过去因浮名而相交，旅寓长安，今日分别却走的不是一条路子了。全诗只不过是感叹朋友的聚散无常，再聚首很难罢了。别无更深含意。而这首《古原草》则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不只情浓义重，至为感人，而且读了“野火”、“春风”二句，还会引人联想到少年诗人的壮阔胸怀；雄心勃勃，不怕压，不怕苦，乘长风而显生机，更要远天芬芳，晴空凝翠，志满中华，是自励也在励人。含有至深至切的人生哲理。
顾况是当时朝廷的著作郎，是文学界的权威巨魁，他欣赏白居易这首诗，也决不会因为诗中以草喻小人当道或送别多情，而是从心底里赞赏这位少年才志超人，出语不凡，声遏行云，情动人心。这就是白诗在长安“声名远振”的原因。《尧山堂外记》甚至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壁；白诗名动阊阎，每需冰雪论筐取之，不复偿价，日日如是。”难怪后人总好借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抒发青春向上的情怀。鲁迅先生的著名散文集《野草》不就是借用这两句诗意而题名的吗？
§§§第19节王安石《泊船瓜州》的“绿”字探——对《宋词选注》的异议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被神宗任命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大力缓和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围攻，中途一度辞相，最后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罢相，新法也就在他死的前一年（1085）被废除了。新法实行的时间虽不算长，历经种种阻挠，但是成就还是可观的。且看他六十一岁元丰元年（1079）写的《后元丰行》：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黏稻），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获筍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此时他虽罢相归里，但是新法仍造福广大农村，千里禾稻一片新绿，家家有干鲜菜肴，物价低廉，人心欢畅，载歌载舞，即平时也如过节一样。
在他罢相归里途经瓜州时写了《泊船瓜州》：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京口即今之镇江，在长江南岸，瓜州与之相对，是当时的渡口。诗人停船在瓜州渡头待度，眼望京口与瓜州只剩一水之隔了，故居外山（今南京紫金山）也只有几重关山就到了。展望江南大地，明月呀，你什么时候才送我到故里家园呢？
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载：“王荆公绝句……吴中人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十几个字哪个也不如这个“绿”字形象鲜明，遂成为推敲用字的范例，传为文苑佳话。后世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近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有些想法。《选注》指出：用“绿”字在王安石诗中还有，如“除却春风沙际绿”《送和甫寄女子》。钱氏考证：“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待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闻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写诗受前人用字的启发而借用前人的诗句，或从前人诗句点化而来的情况是不少的，但也不能说用个前人用过的字就都是沿袭前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就以这个“绿”字来说，即使从唐诗中还能找出若干个用“绿”字的诗句，恐怕也难代替王安石在这个“绿”字：“麦行千里不见土”，他用的这个“绿”不单指自然界的草绿、树绿，更主要的是麦禾黍稌的绿，是人们在新法下生产积极性提高后用双手描画出来的新绿。
如果我们读一下熙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写的废湖造田奏折，可能会更有启发。
“臣切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丁字河源，泄去余用，泱沥微波，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贫民得以春耕夏种，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建康志》）
诗人在这前一年既有这样主张，那么这次罢相归里，当然要急于看看钟山下这片新田新绿在春风中的喜人景象。因此这个“又绿”的“又”字除含有年年绿之外，是不是也含有又增一片二百顷的新绿这层意思呢？或许是承上次辞相曾见江南绿，这次罢相又见江南绿了。从这个想法考虑，所以认为这首诗是写于后一次归里为宜。
正因为这个“绿”吸引着他，要赶快回乡看看自己倡导的成果，虽距家咫尺——“一水间”、“数重山”，也嫌其远。“何时”二字道出了诗人的急切心情，恨不立刻在明月抚照下回到绿满大地的钟山脚下，看到昔日儿时所见之苦，如何变为今日之甜，也就衷心欣慰了。又《书湖阳先生壁》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入青来。”这个“绿”字，更明显，是指稻苗的新绿，此又一证也。
第四句有的本子讲成：明月何时照我回朝呢？倒也有意思，说明王安石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还想东山再起，以达夙愿。但是，这样讲，和头两句就脱节了。头两句明明说是离家乡近了，第三句又说家乡美，怎么第四句却背道而驰回朝廷呢？还乡的急切之情明明贯穿全诗，怎么末句会与全诗矛盾呢？
§§§第20节南辕乎北辙乎？——再议《泊船瓜州》
王安石一首《泊船瓜州》不知惹出多少歧说异解来。本来据洪迈《容斋续笔》所述，王氏原稿“又到江南岸”经十几次修改始定为“又绿江南岸”，大家都认为“绿”字改得好，比“到、过、入、满”形象有生机，近年偏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唐诗有很多人已用过“绿”字，王氏是忘记了唐人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这一连串的“呢”，简直把王氏的“绿”字贬得一钱不值，与“绿”字褒贬不一的同时，又出现去向问题，头几年有人说这是写王氏罢相还乡之时，但末句的“还”字，不是指还乡，乃是自问何时能再还朝，“东山再起”重掌相印。最近又有人说这首诗不是写罢相还乡，而是写再度拜相离乡之情，“还”字是指别乡时自问何时能重返故乡。这些说法，根据诗人生平事迹，都不能说没有依据。王安石在朝时既有回乡之想，罢相时也有再起之思。“绿”字在唐诗里确有大量实例，而王诗也不是第一次用“绿”字。遇到这种分歧见解，我们不妨再细读原诗，再多翻翻王安石的有关诗文，参考对照一下，自然会受到启发，从而得出较正确的解释。
先从诗题说起，瓜州在长江北岸，与南岸的京口相对，乃古代大运河至长江的终点渡口，由北来的行船都要停泊瓜州以待过江。王诗正是停船瓜州待渡的。
再看诗中写的京口、钟山、南岸，已明明点出此船的去向是在江南，正扣到末句的“还”字上。“一水间”写京口与瓜州相距之近，“只隔数重山”一个“只”字即说相距之不远了。而“又绿江南岸”之“绿”更吸引着诗人的神思向往之情。故“何时照我还”已明确地写出迫切还乡之情。“何时”强调“泊船”延搁时日之烦恼，“还”归故乡之饥渴。如果是写别钟山的，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感情呢？离家只能叹惜越来越远，绝不会有越来越近的感觉吧？
再说这个“绿”字，论者所举的“已绿湖上山”、“已绿瀛洲草”、“主人山门绿”，都写的是“春到人间草木知”的“绿”。而王安石的“绿”却另有新意：是“一水护田将绿绕”，水浇稻绿，是“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黏稻）”的农田之绿。王安石力行青苗法，又在罢相前一年奏请废玄武湖造田，一心盼望农田禾壮苗肥，绿满川原，对家乡的“绿”当然是更渴望的了。“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不就是想见江南的“绿”么？
再看这个“又”字，不只说江南年年绿，今年又绿，同时也含有重见江南绿之意。他上次辞相还江南曾见过江南绿，这次还江南又一次将见到包括二百顷玄武湖变成稻田的新绿。这个“绿”更吸引着他，要赶快还乡看看自己倡导的成果。虽距家咫尺，“一水间”、“数重山”也嫌其远；“何时”，急切地恨不立刻在明月抚照下回到绿满大地的钟山脚下。看到昔日儿时所见之苦，如何变成今日之甜，也就衷心欣慰了。
“一”、“只”、“又”、“何”把还乡渴望见“绿”的急切心情，鲜明地贯穿全诗表现出来。而一个“又”字又将时间坐实，确是在第二次罢相还乡时写的诗。
现在某些古诗词赏析文章，未及仔细推敲，更没有去翻检前人研究的成果，也未参考今天的研究信息，便妄自造说，潦草成篇，于是南辕北辙、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如王之涣《登鹤鹊楼》“白日依山尽”，本来是登楼西望隐约的华山、秦岭，却不顾地理条件，误说是望楼东的中条山。卢纶《塞下曲》写雪夜雁飞，有人也不顾塞下风雪无时，却说大雪无雁，月黑雁也不飞。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我们读古诗词时不能不加以鉴别。
§§§第21节“闹”字入词有何不可？
宋祁《玉楼春》：
“东城渐觉春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清代艺术理论家李渔对这个“闹”字持否定态度：“若红杏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见之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谓‘闹’字，极粗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近日词中争尚此字，皆子京一人之流毒也。”（《窥词管见》）
可是，清末的文学理论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却盛赞此“闹”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宋词鉴赏辞典》也反驳李渔的说法，认为“争斗有声‘因可’之谓闹‘争斗无声，为什么不能’之谓闹‘呢？在宋祁之前，金人元好问咏海堂诗早用过’闹‘字了：’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至于说’闹字极粗俗，从《诗经》以来的优秀诗歌中，用俗字俗语的真不知有多少！”
李渔之说应驳，王国维之说应作具体阐发，《辞典》虽驳李说，却因有误，驳得无力。元好问是金末元初的诗人，较宋祁晚生一百二十九年。宋祁是不会袭用元好问用‘闹’字的，相反的元好问是受宋祁影响而用‘闹’字的，用李渔的话说正是受“子京一人之流毒也。”
先驳李渔说。李是最懂诗词曲令的理论家，何以对此“闹”字大动肝火？原来这个“闹”字本义也确实不雅。闹原不从门，应从鬥，闹者，扰也，猥也，不静也，喧嚣也。用它组成的词汇，如闹事，妄起风波也；闹房，新婚夜群饮狂哮，对新婚夫妇以丑言丑行恣为谐谑；闹天宫，《西游记》的孙悟空甚至打到天宫去；在唐诗里有：“门巷不教当闹市”，“红尘热闹白云冷”，“闹”也都是嘈杂烦人的意思。可是李渔没有考虑到“闹”字到了宋代已逐渐和热烈、红火、活脱生动融合起来，另生新义。如晏殊的“宿蕊斗攒金粉闹”就表现的是花蕊繁茂攒动的样子。晏殊比宋祁年长九岁。此后在宋代名家诗词中出现过很多“闹”字，如写灯闹的：“繁灯闹河塘”，“马行灯闹，凤楼帘卷”，“车驰马逐灯方闹”，“华灯闹，银蟾照，万家罗幕香风透”。写花树闹的：“水南梅闹雪千堆”，“满园桃李闹春风”，“艳桃浓李闹长堤”，“风吹梅蕊闹”，“闹花深处层楼”，“海棠闹日不曾来”。写酒花闹的：“瑶瓮酥融，羽觞蚁闹”，“最爱杯中浮蚁闹”。写闹春的：“春光闹，鸳浴垂杨沼”，“记长堤画舫，花柔春闹”。以上例句中的“闹”字，都属于“无声争斗”吧？又哪个有“粗俗”之感？又唐宋诗词中还有些带“闹”字的装饰品及玩具，如“闹装鞍辔青骢马”，“闹蛾儿簇小蜻蜓”，“闹竿儿挑着葫芦”，也都是美的表现。因此李渔说“闹”字不能入诗词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