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文帝、景帝三朝都是处于劣势，不过通过和亲，边疆达到了"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书·匈奴传》）汉朝经历三代，此时匈奴单于也有变化，先是冒顿单于死，他的儿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死后，他的儿子军臣立为单于。军臣单于即位四年后，正是文帝死景帝即位的时候，赵王遂欺主年幼，联合匈奴反叛汉朝，景帝平定赵王，匈奴也没继续行动。从此以后，景帝给军臣单于恢复和亲并通关市。文、景帝先后在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52年将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西汉在"和亲"的同时也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匈奴人得到汉朝的铁铜器、丝絮、金帛等物品，汉人也从匈奴人手中换回所需的马匹牛羊等牲畜以及大量皮毛、毡球等物品。
汉武帝即位了，汉朝隐忍多年的怒火终于爆发。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武帝派细君公主下嫁昆莫（乌孙王号）猎骄靡。汉武帝对这次联姻非常重视，赠送的嫁妆极为丰厚，"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汉书·西域传》)汉武帝这次和亲可不简简单单地为了和亲，而是要联合乌孙共同袭击匈奴，为的是寻找一个战争同盟者。所以说，这次细君公主的和亲，政治性更强一些。细君公主是个多才多艺女子。据说她是乐器琵琶的首创者，另外她还做过一首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旗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鹤兮归故乡。"一位多才多艺的公主肩负着联姻的重担，看出汉武帝志在必得的坚毅心怀。皇天不负，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连战连捷，加上匈奴内部内讧不断，终于把匈奴打得主动求饶和亲了。
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因继位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籍单于、屠耆单于和呼韩邪单于），最后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按世袭制与习惯继位。而此时，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呼韩邪看到北有郅支，南有汉朝，东西属部早已叛乱瓦解，如不归附汉朝，将有两面夹击的危险，若归汉还可借助汉朝力量与郅支抗衡，徐图恢复。于是，他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便于公元前51年入汉觐见汉宣帝，表示归附中央，尊崇汉天子。宣帝颁发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承认他是匈奴最高首领，确定匈奴政权隶属于汉中央的藩属地位。此外又赐予大量的珍贵礼物，并先后调拨谷米，救济匈奴民众。
公元前33年（元帝竞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入汉朝见天子，表示愿与汉结亲。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嫁给他为妻，号昭君为"宁胡阏氏"。呼韩邪附汉是汉匈两族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结束了汉匈150年来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汉王朝"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大汉王朝除了运用和亲与战争并用的外交手段结交匈奴外，与其他各周边王国或远距离国家的外交手段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方式并存，丰富了外交实践。大汉的外交手段除军事外，主要依靠的还是政治手段，比如通过政治交往、皇室沟通、使节往来，而密切两者间的关系。大汉在西域的行政设置，派遣张骞、班超及甘英出使西域、中西亚及罗马等地，即为政治外交的例证。除此之外，产品贸易互通则成为大汉与西域、中西亚及罗马等地进行外交往来的主体。这种产品的互通有无，不仅丰富了大汉的经济生活，而且传播了中国物质文明在西方的影响，如造纸文明、纺织文明等。外交手段的多样化，便于了大国外交策略的选择权，灵活了大汉的对外战略手段。
大汉的外交史册中，最具价值的当是"汉通西域"的大事。汉朝对于西域的政策主要有联合抗匈，建立军政组织加以管制两种。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汉朝打通西域，不仅仅为自己打击匈奴寻找到了战争盟友，同时也为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打下坚实基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很好的明证。
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在历史上为"越人居住区"，秦始皇时曾在这些地区设立郡县，以加管理。但随着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对于这些南越政权，从汉武大帝时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起，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止，汉军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终于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彻底消灭南越政权。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促进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征服南越之后，则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大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疆域的扩大，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多地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经济与文化成果，推动了中华文明历史的多样化发展。而对于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开边拓疆，更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本岛、中南半岛、印度半岛等国家的关系开展提供了方便。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汉初年，由于时自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加上随后紧接着的达五年的刘项"楚汉之争"，从淮河流域至黄河流域，无论是盛世大秦的国都咸阳，还是自古富庶文明的中原，均处于兵火战乱之中，生民逃乱，田野荒芜，人畜残存，一片凄凉乱世的景象。史书记载：高祖年间，皇帝的御用马匹竟然全国难以寻找到两匹"同色之马"，三公九卿也只得乘"牛车"而行公务。由此可见当时的民生凋蔽。面对这种极端穷困，可谓一穷二白的现实经济困难，西汉王朝审时度势地制定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一改大秦的重刑思想，大行"黄老之政"。并经文景两朝的国策继承，从而增强了国力、稳定了汉室江山。大汉这种清醒面对现实国情，初立国而行仁政的治国安民之策，几乎成为中国历代开国之君统统务实借鉴的驭国方略，为各自的王朝兴起奠定初始的政策基调，以恢复战乱后的民心与元气。
刘邦立汉，后世先后承传四百多年，在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汉室儒化，逐步形成了独具大汉王朝特色的历史风尚。大汉既继承了自成周源起，并经春秋孔孟播传的王权礼制，也扶正了由董仲舒所立而容纳百家（主要为道、法两家）的新儒学，在政治制度与社会道德文明的一脉相承中，逐步使儒家政治定为正统，从而使中华政治文明自汉制即起有了灵魂。
刘邦建国之初始终奉行黄老之术。马上夺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经过战火的破坏，民穷国弱。此时的休养生息是目前惟一出路。前一个王朝--秦朝施行严厉的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确实为秦朝的迅速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天下稳定之后，法家的严刑厉法，已经不再适合一个统一国家长久发展方针。从秦朝手中走过来的汉朝臣子们，自然清楚法家思想也不适应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
而其他各家思想，在刘邦看来，儒家之中的儒生信而好古、脱离现实、清高姿态正是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统治者们所厌恶的。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起于战国，是假借老子之言和黄帝之言，一种接近于道家思想的言论。它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讲道：汉初，有胶西的盖公，"善治黄老言"，被曹参礼拜为师，"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史记·曹相国世家》）。后来，曹参入朝作了相国，黄老术也正式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汉文帝即位，其后窦氏"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黄老术作为当时国家的统治思想持续了数十年，治黄帝、老子之言的学者也正式形成为一个学派，即黄老学派，或曰道家学派。
《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
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
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
黄老之术在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之中，对休养生息起到很好作用，大汉天下出现了封建王朝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同时，接下来的黄老之术走到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汉武帝一改前辈帝王们的低调做派，积极进行外部调整。
汉武帝刘彻被立为太子时候，朝中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儒家大师辕固生同黄老道家学者黄生辩论"汤武革命"这一敏感话题。黄生说汤武夺天下是篡弑，"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驳说：桀纣虐乱，民心归汤武，民心即天命，故汤武之立本身已是受命了。"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两人各持一辞，最后还是汉景帝做了回和事佬，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此事暂告段落，可是真正的儒学观点却已经慢慢发展了。
其实早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儒生就曾经做过一次使汉高祖欢喜的事情。西汉初年，刘邦刚刚做了皇帝，对一些宫廷礼节也是漠不关心，整天还是四处散漫，君臣无度，朝廷场面杂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儒生叔孙通给刘邦出个主意，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叔孙通招募儒生，制定礼仪，训练百官，让刘邦感到做帝王的优越感，"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早在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就出现过一次尊儒活动，这年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期间丞相卫绾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由于当时遵从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健在，所以说卫绾的提法并没有真正施行，而且卫绾因此也丢了官位。
"罢免了卫绾后，窦太后任命自己的侄儿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而田、窦两人"俱好儒术"，他们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又是大怒，杀了赵绾、王臧，田、窦二人免职。此时尊儒之事还没有很好的进展。"（《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件事》）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并罢各家传记博士，成为武帝尊儒一大举措。大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解》中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公元前134年，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亲自策问。"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他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董仲舒自小攻读《春秋》，景帝时做过博士官。汉武帝继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从此，他多次给武帝上书、对策。他在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下三策"思想，宣扬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一，应尊崇儒家学说，把它作为惟一的指导理论，罢黜其他各家异说，以求统一人民思想，维护汉王朝的王权统治。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至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公元前136年(武帝建元五年)，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博士以儒家经典"五经"在太学教授弟子。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授予各种官职。命令各郡国普遍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典，选拔其优秀者担任地方各级官吏。从此以后，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