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无须将自然之爱——我曾说过的节制之爱——弃与揭露者。自然无法满足她所激起的欲望，无法解答神学问题，也无法神化我们。真正通往上帝的路途，需要我们不断地背离自然；黎明时，穿过霞光照耀的田野，到达空间狭小的教堂，或者（可能是）前往东伦敦教区工作。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自然之爱始终是一种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开始。
我无须说“始终”。实际上，那些仅仅把自然之爱当作起始的人们，似乎正是那些意欲保存它的人。这也是人们应当期待的。当这种爱成为一种宗教，就演变成神——也沦为魔鬼。魔鬼从不信守承诺。
自然将从那些试图为爱自然而活着的人们身上“消失殆尽”。
诗人柯勒律治沉于对自然的麻木不仁，华兹华斯终于对逝去荣耀无尽哀叹。清晨，花园中，潜心祈祷的你，毫不理会晶莹的露珠、欢唱的小鸟和妩媚的花朵，而离去时，征服你的将是那儿的清新馥郁和怡然自乐。假如你是由于无以复加的渴望才来到园中，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十有八九你终将一无所获。
现在，我要谈谈对祖国之爱。这里，无须费力赘述鲁日蒙的格言，我们现在都知道这种爱一旦成为上帝即沦为魔鬼。一些人开始认为，这种爱从来就不会是任何其他之物，而只能是魔鬼。但是，那样的话，他们不得不废弃半数的高雅诗歌，还有半数的民族英雄事迹。
我们甚至无法保留基督对耶路撒冷的哀伤，因为基督也表达了对自己祖国的爱。
让我们来限定一下范围。这里无须对国际伦理道德长篇累牍。
当这种爱变得如魔鬼般时，无疑会引发邪恶之举。但是，其他更加巧舌如簧之爱，也许会说国家之间的行动才是邪恶的。我们现在仅仅考虑的是情感本身，希望能将无辜与邪恶的情形区别开来。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国家行为的有效因素。因为，严格说来，活动于国际舞台上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国家。国民身上魔鬼般的爱国主义——我只为国民写作——使统治者更易于做出邪恶之举。健康的爱国主义也许会阻碍他们的行动：当统治者邪恶之时，他们会通过大肆宣传来激发我们情感中魔鬼般的状态，为的是争取到我们对他们邪恶行径的默许。如果统治者是善良的，他们会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个人应当小心翼翼地警惕我们对自己祖国的爱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一个理由。这正是我要论述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多么矛盾的情感，这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做出判断：即没有哪一位作家比吉卜林和切斯特顿两位作家更强有力地表达了爱国主义。假如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成分，那么两个这样之人是不可能同声歌颂它的。实际上，爱国主义包含许多成分，其中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