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吃苦，重利守义
现代中国商人当首推浙江人、广东人和福建人，山西人名不见经传，但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则是叫得响的。晋商不仅精明勤奋，更重要的是睿智、诚信、团结。他们用自己的劳动，通天下货，谋天下财，利天下民！他们拥有一种宽阔的胸怀，一种从容的心态。曾经辉煌一时，富甲海内的晋商不愧为一代大商人。
1．“自强”与“勤俭”托起一代晋商
许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俭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山西商人实居全国商人之冠。
山西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司马迁《史记》里那位富比王公、名扬天下的猗顿，就是山西人。西汉时期，河东商人依靠盐铁之饶，贸易四方，开辟了通往欧洲的商路；唐宋以后，长城内外的物资交流大都经由山西商人操纵；到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发展为国内商帮之首，与徽商号称天下双雄，引领风骚500年，以至世界经济史学者把山西商人与驰誉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相提并论，足见山西商人地位之高。
山西商人经营项目多，从食盐、粮食、绸缎到茶叶、典当、票号，无所不经营，尤其是票号，完全为山西商人垄断经营。
山西人人言商。许多家长将上等人材送去经商，至中材以下方许读书应试。经商发财在山西蔚然成风。
山西商人富甲天下。明代宰相严嵩之子严世蔷曾数说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17家，其中山西就占了3姓。至清代，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临汾人亢氏家资号称数千万两，亢老板报牛气，自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一个地处黄土高原的内陆省份，竟然造就了众多重量级的商才，实属不易，更是奇迹。自然，山西商人的成功，必有它内在的因亲，即晋商精神。
提起山西，人们自然会把它与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也自然会想到那里的“天寒地瘠，生物鲜少”。山两地处黄河中游的东端，北依万里长城，与内蒙古相邻。俗话说：“～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商生于黄土高原，长于黄土高原，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铸造了山西商人不畏艰难、勤俭吃苦的品行。
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帮商人对万里行贾习以为常，他们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清人何秋涛也云：“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山西人跳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观念下形成的“商人卑贱”情结，把解救他们于贫穷困苦之中的“商”与“农”视为同样的本业。
山西人穷则思变，利用“天时”所赐的历史机遇，“地利”所踢的区域优势，凭借其生生不息的自强拼搏精神，走出穷乡，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纵横捭阐。
山西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的创业者——王桐卿，早年因生活逼迫，被迫在清军服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后来合伙经商，在塞北要遭——杀虎口创业起家，很快由康熙时肩挑背担的小商贩发展为垄断外蒙市场的大富商。成功之后，为了不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大盛魁商号一直承传着掌柜率领学徒挑担下乡做生意的习惯。
商场如战场，险象环生。商人们不仅要克服天气之险，还要常常遇到生命的威胁。
清代嘉庆朝以后，社会日益****，盗贼四起，商人经商随时面临着教杀伤抢掠的危险。但是山西商人并未因此而退缩，四处经商仍然照旧，毫不畏惧。
山西民风淳朴，一贯保持着勤俭的作风，山西商人也不例外。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古老的训诫。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说的就是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兴衰中的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到大富大贵的富贾时代，他们一直遵守着老祖宗的遗训，克勤克俭，留下了晋商勤俭持家的美誉。
山西商人向来以“守财奴”著称。虽然这往往被赋予贬义，但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勤俭持家的好品质。
明清时有一个笑话，说扬州有两个闲人在打赌，两闲人说：“来往的客商之中，你若能知道他是哪里的，我请你到酒楼里吃一顿。反之，你请我。”
张闲人说：“我不但知道他是哪里的，还知道他是哪个省的。如果我没有猜中，我请你吃一顿。”
李闲人不相信，指了一个人说：“那人是哪里的？”
张闲人说：“那是晋中的。”
李闲人跑过去问，果然是晋中的。他大为不解。对张闲人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晋中的？”
张闲人说：“晋中商人最节俭了，即使家财万贯也不会穿什么好衣服，你到集市上去看，那种穿得最不好的商人就是晋中来的。”
这个笑话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是反映了山西商人节俭的特点。
古往今来，凡成功的商业大贾，都十分注重节俭，厌恶奢侈浪费。虽然他们家财万贯，但勤俭是持家之正道，也是创业精神的另一种体现。究其原委，山西商人认为“勤俭为黄金本。”
除了“俭”，山西商人还很“勤”。
山西商人认为，在激烈的商战之中，敬业精神是很重要的，敬业的第一条就是要勤劳。山西商人有一句商谚：“人勤业盛”，在这个问题上，商号的东家对员工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要求员工要做到四勤：嘴勤、脚勤、手勤、心勤。譬如说伙计接待顾客，要很快地帮顾客提东西，递水倒茶、抹桌子，除此之外，还要记下顾客的姓氏、相貌，当这位顾客第二次来的时候，要能叫出他的姓来。对于常来的顾客要记得他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肴。
与徽州商人相比，山西商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非同寻常。
“无徽不成镇”，正当徽商以沿口、沿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另辟蹊径，默默地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大盛魁，这家专做蒙俄贸易的商号，全盛时有员工6000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贸易总额年达千万两。他们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踏出了数千里长的商路。夏季酷暑，他们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人烟；冬季朔风，途中冻僵而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风沙骤至，天昏地暗，填路埋人。正是通过这些复杂艰难的旅程，艰苦卓绝的劳动。中国的茶叶，由山西商人之手源源输往蒙古，直至沙俄，人们喜欢谈论丝绸之路，但这条“茶叶之路”也实不让丝绸之路专美于前。
许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俭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山西商人实居全国商人之冠。
山西商人凭着这股精神，足迹遍及天下。山西商人经营地域广，西至阿拉伯国家，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山西商人足迹遍及天涯。他们骄傲地自称：“凡是在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2．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是取利
——晋商乔致庸经商之道
山西商帮的诚信为本、“义制利的商业信条，经过几百年来的代代相传，成为了一种集体意识，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人都在践行着这一信条。
经商的目的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就不成其为商人；而若重利而不讲义，既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又损害公众的利益，就长远而言，无疑是饮鸩止渴，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所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在处理义与利的矛盾上，山西商人是成功的典范。
“商业同行相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这是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对山西商人的高度评价这也同样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所要表达的思想。
自古以来，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贾，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贾，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掺杂使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贾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而山西商人则属于前者，是一个重信义的群体。近代名人梁启超就曾经说过：“晋商笃守信用。”
山西商人认为经商一定要以道德诚信为标准，无论是对待顾客还是商家，都要以诚相待。买卖商品时，绝不短斤少两。如果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贻害顾客。他们深知，只要讲信用，重商德，不欺不诈，顾客就乐于与他们交易。为此，山西商人总结出了许多有关诚信经商的商谚，如：“宁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稳固的商业地位。
在山西商人群体中，讲诚信经营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例如祁县富商乔家大东家乔致庸总结经商之道时说：“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调运了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器利，在油中掺假。这件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下令停止销售，并追回已售的麻油，代以纯净无瑕的好油。这样做商号虽然蒙受了一些损失，但信誉因此昭著，商业越发繁盛。
山西商帮的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业信条，经过几百年来的代代相传，成为了一种集体意识，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人都在践行着这一信条。
山西商人除了恪守“信”，还恪守“义”。而且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和一贯的。
“大德通票号”是乔家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清末社会混乱，辛亥革命改朝换代，因为时局艰难，许多票号纷纷倒闭。资本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在历史的风浪中摇摇晃晃走到了1926年。这一年，乔家大德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将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的任务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中，遭此劫难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几乎一蹶不振。但这还不是致命的打击，1930年中原大战，大德通才真正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行的一种钞票叫晋钞。阎锡山战败以后，晋钞急剧贬值，最后几乎快成了一张废纸，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
这种状况下，如果大德通信守承诺，百姓来取存款的时候，大德通以新币来兑换旧币，那么它就会破产；如果大德通背信弃义，以晋币来兑换旧币，它就可以趁机发一笔大财。
大德通的决策者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
本可以乘机大发横财的大德通，最终还是选择了舍利取义，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币兑换，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这开业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被彻底击垮，造成了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大德通关门歇业。
事后，许多人认为大德通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大德通的决策者真的不知道这样下去会关门倒闭吗？
据说，在开会做出决定时，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对他的手下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我们也不至于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会威胁到他们的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议程在悲壮的气氛中束了。
据古代商史专家说，乔映霞之所必这样做，与他的商业思想有关，他认为商业是要造福于人的，如果靠损人利己的方式谋取利益，商业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商号也失去了它的价值。乔映霞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商业经营的范畴，体现出他对战乱中挣扎的百姓的怜悯之心，这是一般商人很难选到的精神境界。
从中，可以看出乔映霞对“大信大义“的坚守。
有人认为坚守信义会像乔映霞一样，最终会破产，非也。乔映霞的事例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战乱，如果在和平的环境下，那么，乔映霞的大德通票号必将又会重新崛起。
日升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大乱，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两安。由于仓皇出逃，这些人连家中的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收拾，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几张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也是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抢劫一空，连账簿也被八国联军给烧了。
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没有办法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说明自己的难处，可以对储户说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做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避免自己的损失。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没有这么做。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来面对这场变故，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的做法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人在折子中做手脚，混入挤兑的风潮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感叹。他们不考虑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挤兑行为也是无奈之举，为国难所致。当灾难过去后，他们又会重新活跃在京城。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将来则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而机会要靠现在去把握。
可见，以义制利的经营之道被山西商人运用得淋漓尽致。
以后的事寅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
战乱停止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再次开业时，不仅普通百姓将积蓄放心地存入票号，而且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票号开始掌管同资的流动，可见其信誉之隆。
日升昌与大德通的事例，鲜明地表现出山西商人珍惜诚信，以义制利的思想。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经营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山西商人之所以在众多的商人群体中崛起，与他们珍惜诚信、以义制利有很大的关系。几百年前的山西商人已经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看得很透彻了，他们认为修德与取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山西商帮的商谚告诫后人：不要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要在现成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忠诚和信义，实质上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
以义制利和唯利是图是生活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道德观的对立。但无论怎么说，以义制利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不但有回报，而且是更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