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正是在对完全理性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有限理性假设。他的批判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很少考虑成本在选择中的变化。如果把成本考虑进去，完全理性会受到挑战，但只会从完全理性退到充分理性，而不会是西蒙的有限理性。信息完备问题前面已作了讨论，现在讨论他提出的时间对理性的约束问题。他说：“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在星期一选定了一项策略，并不妨碍他们在星期三选择另一项不同的策略。然而，星期一的决策在被重新考虑之前，已经部分地实施了；就这一点而言，星期三的策略选择余地便被缩小了。”西蒙管理行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新选择的成本增加了，只有当重新选择的收益比已有策略的实施已投入成本还大时，才有可能重新选择。这并不违背理性的规定性。“假如某人已经花了七年工夫学习当医生，又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临床实践，那么，他通常不会再花时间去考虑是否应该当医生。”同上。但若他花很少的时间学习政治科学，并会在竞选中当选总统的话，他就肯定会考虑放弃当医生。因为当选总统后的收益补偿了花七年工夫学习当医生和花十多年时间进行临床实践的成本后仍有很大的剩余。“各种活动往往都会造成一定的‘沉入成本’，这使得保持原有方向有益。”同上书，第93页。沉入成本会对新的选择形成约束，但不会对理性选择形成约束。他还论述了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对理性的约束问题，认为，“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当然不能直接知道其行为将会导致什么后果……事实上，他所能做的，无非是预料未来；而这种预料，又是以已知的经验关系和有关的信息为依据的……在这些条件下，通向真实行为合理性的途径，是不可思议的”。同上书，第67页。不错，主体我的行为选择只能根据所预料的行为后果，是在所预料的行为后果上与目的性保持最充分的一致。但行为的实际后果可能与行为的预料后果不相一致，因而造成不满足行为的最合目的性要求的事件发生。这正好得出充分理性的假设的规定，即只能在可得的信息基础上保证行为的最合目的性，而得不出有限理性的满意选择而非最优选择的结论。满意选择也得建立在对行为后果的预料的基础上，同样都存在不确定性。预料准确与否本身并不是一个理性问题。
西蒙用以对完全理性进行批判的情感和习惯也不能对充分理性构成否定。所谓情感也就是一种意志黏附性，是一定的意志目标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使他无法从这个目标转移开，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去品评自己行为选择以及重新进行行为选择。这只是一个意志目标的选择问题，并不涉及目标——行为的关系问题。而对意志目标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却是他的价值体系，在这里不存在最大化的问题。而习惯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这种习惯本身就会对他的行为构成约束作用。而个人的行为习惯却又是建立在信息成本节省之上的，是以往的行为的重复。这种重复至少可以节省思维的脑力投入和时间花费。若没有精力和时间让他进行最大化的探索，选择与即刻情境相似相近情境下的已往有效行为方式也就是最佳行为选择。
四、人的三类不同的行为
所谓行为，就是人的四肢和躯体的空间位置变换和肌肉的伸张收缩变化。如果他仅仅有思想活动，四肢和躯体没有空间位置变换，肌肉也没有伸张收缩变化，也就没有行为，而仅仅有思想活动，有意识。相反如果他只有行为，没有意识，这就是本能行为，即无意识行为。如果他明白自己行为的目标，是由他的意识指导实施的行为，这就是意识行为。意识行为强调的是他的行为选择，是综合他的现境、前景信息而作出的最有利于主体我自我肯定目的实现的行为选择。这种现境、前景信息包括主体我的现状信息、环境已有变化和未来变化信息、环境变化方向和程度识别信息，以及变化应对方式方法信息。无意识是行为主体大脑对所积累起来的关于他的现境、前景的信息全部没有关注，没有把这些信息引入到主体我的行为选择过程中来。
意识行为又可分为完全意识行为和非完全意识行为。完全意识行为是约束条件清晰、目标明确的一种价值满足最大化选择。行为主体进行这一行为选择时，是综合运用了所掌握的所有信息，是在综合分析基础上精打细算后选择的行为。非完全意识行为是与完全意识行为相比较而存在的。它也是约束条件清晰、目标指向明确，直接服务于主体我自我肯定目的实现的行为。但行为主体进行这一行为选择时，往往只运用了所掌握的部分信息，并且没有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精打细算作最优选择，同时往往行为活动不稳定，朝三暮四，随意改变其行为。
就这三类行为分析，它们彼此之间可以划出清晰的边界。完全意识行为，是行为主体根据当时已收集到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一种最佳选择，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优化选择。它是根据已有信息，包括现境信息和前境信息，进行判断，行为主体只有如此行动，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主体我自我肯定目的的实现。这种意志目标不是顾此失彼的选择，而是经过综合平衡，把体现主体我自我肯定目的的各方面内容加权综合计量后得到的在此时此地的总体意志目标。在这里，行为主体的任何一个方面的价值满足都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约束条件，进行了加权处理，没有一个内容被忽略。之所以称这种行为为完全意识行为，原因就在此。
非完全意识行为是行为主体仅仅运用了部分信息，甚至仅仅运用了一个信息，所体现的是一种简化选择。在此的行为主体或许还有更好的选择，只是当时主体我放弃或忽略了一些应该全面考虑而又没有全面考虑到的信息所包含的机会和约束。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这种行为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它没有把主体我自我肯定的多种内容加权综合计量到此时此地的总体意志目标中来。在这里主体我仅仅把他所寻求的自我肯定目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作为约束条件给予了特别关注和优先满足，只把能给这引人注目的意志目标带来满足的条件当成机会予以应对。
在三国早期，本来势力最强、拥有北方半个中国、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袁绍反被曹操最先剿灭，也可从心理上找到原因。当时曹操发兵徐州，欲先行剿灭刘备。曹操倾巢出动，许昌已成为一座空城。刘备派人急赴河北致书袁绍，请求出兵许昌，行围魏救赵之计，在解徐州之围的同时重创曹操，以匡复汉室。没有料想到是袁绍因为幼子患病而情绪忧伤低落，无意发兵。他的谋士许攸怒斥其昏庸，意欲让他从心理情绪中苏醒过来，却遭到杖责处罚，最佳战机由此丧失。第二年春他主动发动讨曹战争，可在官渡一战，被曹操打得大败，自己身死，逃到渤海的儿子也被追至剿灭，地盘全被曹操所据有。当时幼子患病的信息在袁绍大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抵制了其他信息对他意志判断的作用，包括承载着扩大势力、统一天下的最大机会的刘备书信救援信息，被闲置边缘状态。这就是他的谋士许攸怒斥其昏庸的原因。并且谋士许攸的怒斥也无法激活他大脑里被闲置于边缘状态的信息。
图1-4世界有边，意识无边在无意识行为中，行为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而仅仅是一种超越自我意识的本能行为，或者说是自我意识没有参与进来的行为，所体现的仅仅是一种固化选择。其行为是固化在主体我肌体中的动物基因的一种行为模式，由自我意识汇集在行为主体大脑里的信息都被闲置一旁，没有参与到行为选择过程中来。
如果用下围棋比喻，完全意识行为是深思熟虑的不限时间的自由赛着子，棋手会反复盘算自己的落子和对方的对策，是能算清多少步就算多少步。非完全意识行为则是限时很紧的快棋着子，没有充分的时间让棋手反复盘算自己的落子和对方的对策，主要是凭借已有的经验进行直觉判断，感到哪里更需要补一颗子以扩大自己，削减对方，就在哪里落一颗子。无意识行为则是对弈双方之外的一个幼儿扔到棋盘上的一颗子。他仅仅是因为对弈的双方都在往棋盘上放棋子，他也来放上一颗而已。
就其主体我进行行为选择的状态分析，非完全意识行为是行为主体过去的意识潜沉下来的模式化行为，它包括直觉选择行为、习惯选择行为和情感情绪行为三种。并且在这三类非完全意识行为中，往往很难截然区分开来，划出各自的边界。但从行为选择模式分析，仍然可以找到彼此的分界线。
直觉选择行为是主体我对自我意识进行自主聚焦，自主地把他认定的事物非本质层面的表层信息舍弃掉，仅仅关注他认定的事物本质层面的信息。如果这种聚焦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这种行为则是一种高效的简化选择。如果这种聚焦所忽略、遗漏的事物特征是事物的本质性特征，这就是一种无效的严重偏颇的简化选择。
习惯选择行为是通过多次重复而沉积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因为多次重复，行为主体把意识关注点聚焦在几个信息，甚至仅仅一个信息上，不自主地忽略了其他信息的存在。
在楚汉战争后期，项羽把刘邦围困在荥阳，刘邦依陈平的离间计，重金买通楚军将士，让他们散布谣言，反间项羽和其谋臣之间的关系。流言首先指向钟离昧，说钟离昧战功赫赫，却不能被封为王，早已心怀不满，已决定投靠汉王云云。项羽历来不信任人，听到谣言后，马上对劳苦功高的钟离昧等人产生了怀疑，不再重用他们了。接着谣言又指向亚父范增。说因为项羽屡拒其忠言，害得大家背井离乡，疲于奔命。现在，众人有意推举亚父取代项王，与汉军联合起来消灭项羽。至于范增私通刘邦，项羽虽然不信，却已由此产生了疑心。他想尽快弄清事实真相，派使臣前往汉营探究虚实。陈平趁这个机会，将计就计。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项羽的使者，礼数有加，殷勤备至。正当陈平陪使者推杯换盏，聊得开心时，刘邦过来了。刘邦见到使者，假装吃惊地说：“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臣，原来是项王的使臣!”说完这些，刘邦连一句辞别的话都没有，就离开了。项羽的使者正纳闷时，几个仆人过来把猪牛羊肉等丰盛的菜肴全部端走，换上简简单单的菜汤。项羽的使者感到受了侮辱，回到楚营后，向项羽作了禀报。生性多疑的项羽听完使者的汇报后，立即下令，削去亚父范增兵权。当范增发现项羽对自己失去信任时，决定辞职。亚父辞呈的话一出口，没有得到项羽的任何挽留和慰藉。范增无可奈何地离开荥阳，凄凄厉厉地踏上了归途。可能是无端的怀疑和猜忌，让范增心中积聚了太多的悲愤，“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乾隆在《乾隆御批纲鉴》中谈道：“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之所以陈平“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的离间计能得逞，就是因为项羽的自我意识没有参与聚焦，对范增忠心耿耿，殚精竭虑的本质视而不见所致。
在理想状态下，人作为一个主体性存在，有自己高度觉醒的意识，行为选择一定会遵循完全意识的最优选择行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人的行为活动中，只有极少部分属于完全意识的最优选择行为。因为从意识的角度分析，人的行为选择很难保证达成最优。一是因为总有一些他当时无法获得的信息。二是完全意识行为对所有信息的分析处理是一个艰难而费时的过程，三是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人是一个受情感情绪驱动的动物，当他面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他的意志形成特定关联关系时，总会形成一定的情感情绪，驱动他采取行动，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思考论证，进行最优的选择判断，而这一原因的作用在一般人身上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1）当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没有给他带来损失时，他会暗自庆幸而喜从中生。
（2）当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没有顺应他的意志想法，甚至直接形成对立时，他会因心中不平而怒从中生。
（3）当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使他陷于孤立无援状态时，他会因无助而哀从中生。
（4）当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使他的意志得到充分满足时，他会因意志目标的达成而乐从中生。
（5）当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对他不利，威胁到他极为重视的意志目标实现时，他会因不安而忧从中生。
（6）当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方向性质不确定，不知是否会有灾祸降临时，他会因前景不明而惧从中生。
正是这些喜、怒、哀、乐、忧、惧等情绪，加上情感的目标黏附作用，爱则全力利之、美之、誉之、存之、乐之，恨则全力损之、非之、辱之、废之、痛之，因而让人把心理关注点聚焦到了少数信息上。从对外部世界发展变化的认知，到采取反馈应对的行为选择，人在行为选择时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情感情绪。情感情绪的丧失，也就是行为选择能力的丧失。从行为选择的角度分析，情感情绪的作用缩短了主体我对外部世界发展变化的信息处理和思考的过程。这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其负面作用就是让人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