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首先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儿童食品这个概念。1977年版的《辞海》里只有一个类似的词条，叫“婴儿辅助品”。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涉及儿童食品的词条了，更没有现在所谓“儿童饮料”、“儿童健康食品”等五花八门的说法。我还认为，中国儿童食品业的形成就是消费文化对人类欲望的建构。人的欲望分两大类：一种是最为本能的欲望；一种是社会和文化建构出来的欲望。在现代社会，最为本能的欲望完全可以根据市场和金钱的推动来调节，而创造出一种新需求。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查阅了老一辈人关于童年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本是写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只有两种勉强可以称为“儿童食品”的饮食，而且都是米糊。在母亲没有奶的时候，用手指头抹在孩子嘴里吃。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中国孩子断奶之后吃的都是成人食品，没有什么儿童食品可言。我国城市改革开始于1985年，随后儿童吃的东西和大人吃的东西开始有一定的差异，而且逐步出现了一个儿童食品市场。这个市场满足的需求不是原生的，而是一种文化构建所创造出来的欲望。
文化构建的问题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人的胃口就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小孩子吃什么、怎么吃，涉及广泛的文化问题。所以编辑《喂养中国小皇帝》的时候，我写了两章。一篇从儿童食品看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另外一篇讨论儿童养育中的文化权威问题。文化权威是一种说服艺术；而社会权威带有强制性。比如说逢年过节，有人写一手好字，而且是繁体字，我们认为对联绝对不能用简体字来写的，而且庙里的字也全是繁体字。对繁体字这种权威的追逐，是对一种文化权威的服从。这不是说你用简体字去写了就要受到惩罚，而是你如果用这个简体字去写了这个对联，别人就会觉得你不伦不类。再用另外一个例子说明，没有任何人拿着枪逼你去看西医，但西医直接进入我们躯体是一个社会事实，在看西医的过程中，我们接受的是现代科学权威，也是对一种文化权威的接受。在儿童养育这个问题上，有哪一种文化权威在体现着呢？在我的大川儿童养育研究中，我把文化权威问题归纳成几大类。第一类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权威，它有强大的说服力，有文化基础。第二类是科学权威，体现于中国优生优育的宣传，它不断告诉你，小孩子要吃得营养，儿童饮食要科学地调配。第三类是传统知识权威，包括天人合一和阴阳理念对中医的影响以及中医理念对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左右。
徐：从你前面这两个案例来讲，你对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了，你可以从现在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中找到比较古典的题目，这样做起来，尽管前面一个是比较政治化的，因为移民的问题，当时来讲是应该比较政治化的。儿童食品是比较生活化的题目，大家都很关注，在哪个地方它都是焦点问题，儿童食品也是非常多的，像现在这个问题，你这个题目就取得非常好。是《喂养中国小皇帝》。那你现在做这个艾滋病课题，你的结合点在哪里？
景：首先我对政治问题感兴趣。即使是儿童食品也碰到过政治问题，为什么能碰到呢？因为它马上和计划生育政治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应该承认我对政治感冒。1999年我想回国工作，2000年正式回来了。在清华，我和我的同事属于一个低度合作、高度认同的团体。这就是说，我们一般不在一块做课题或共同关心某一问题，但是大家的确可以相互欣赏，形成一种轻松的氛围，对我比较有吸引力。现在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52年以前一度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在历史上集聚了一批优秀学者。所以每当走进我们系会议室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历史的重担。这个会议室两面墙上一边放了五张照片，都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开山人，其中包括杨垄（人类学）、吴文藻（人类学）、吴泽霖（人类学）、费孝通（人类学）、潘光旦（遗传学、历史人类学）。就是这些清华和其他院校的人类学老前辈使得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福德里曼先生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50年之前，世界东半球的人类学重镇就在中国，因为那里的人类学家从事了最具有前沿性和创造性的研究。但是到“**********”结束的时候，日本的人类学、韩国的人类学、中国台湾的人类学、中国香港的人类学、印度的人类学，包括泰国的人类学都把我们的人类学压倒了。今天，令我感觉到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仅用了大概15年的时间，形成了非常可观的团队，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著作。
徐：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说法。你今天当然不一定谈太多，但是你从艾滋病，从现在第一块谈到水库，第二块谈到儿童食品。第三块我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你简单说一下做艾滋病课题的时候。古典与现代的结合点在哪里？
景：我刚回国的时候得知英国政府正在同中国政府建立一个“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从事艾滋病预防和关怀工作。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其中一个条款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参与，而且要把这种参与列为评估指标之一。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与项目负责人商量召开一次“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这次于2001年1月份召开的会议上，社会科学家对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艾滋病的问题从社会结构角度提出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比较有意思的观点。艾滋病问题必须要放在中国社会变迁这种大结构中去考察。从感染渠道看，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约70％是静脉吸毒感染，其余同卖血和性活动有关。在这个构成比例里，我们会很快地发现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弱势群体的问题。吸毒问题对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影响非常大。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只占我国全部人口的10％左右，但是在艾滋病报告人数中，38％是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吸毒。另外还有贫困导致的卖血问题和****问题。前者以贫苦农民为主，后者以非正式就业的女性为主。无论是在吸毒群体还是在****群体，以25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体，属于高风险群体。所以我们试图证明防治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必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弱势群体的易感性；第二是法律和政策环境；第三是社会公正和反对歧视的关系。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人类学家应该做些什么呢？目前，我的研究处在前期研究阶段。我对防治艾滋病的大环境有所了解，同时也参与了几次基层社会调查，包括对河南艾滋病村和云南路边店的初步研究。已经做到后期工作的人类学家是庄孔韶先生。凉山地区艾滋病感染数量和比例在四川最高，而且凉山少数民族彝族感染率也最高。面临这种局面，凉山彝族的反应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庄孔韶拍摄了一部禁毒片：《虎日——一个彝族家支的禁毒行动》。他所探讨的是彝族家族头人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抗击艾滋病的威胁。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当然是一个人类学的古典课题；对艾滋病的研究则是一个现代性很强的课题。我个人认为，老庄为大家做了一个如何将古典课题链接到现代课题的典范。
徐：你这三大块研究，不仅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对我们人类学界的朋友们也会有很大的启发。那么，现在我们来换一个题目讲。你是在我们大陆这边也做了，在美国那边也学了，我想你现在能不能对我们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博士的教育作一个比较？
景：美国教育制度比较灵活，只要你是助教、副教授、教授，都可以带研究生和博士生，而且许多人认为，刚毕业的助教带研究生和博士生更好，因为他们追赶非常前沿的题目、读的书比较新、知识结构也比较新。所以，我在美国教了6年书，先后带过23个研究生和博士生。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应该有四个分支，应该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对种族和民族问题都不清楚，那么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化沙文主义者。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他就首先要知道人类学对种族这一概念的讨论和争论。种族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且不断变化。在DNA技术出现之前，所有所谓种族的讨论无非以肤色和外观作为基本判断的依据。还应该指出，有严重问题的种族概念出现于欧洲中心观念的形成时期，我们中国人后来也接受了。北京一些知识分子一度成立了“中国人种改良促进会”，其基本假设就是中国人与欧洲人较量而失败的原因归根结蒂是一个人种和种族问题。当我们有了现代体质人类学知识的武装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对种族问题形成自己的稳健而且是有依据的判断。
考古学也一定要学。所谓的考古学，一是对文化的研究，二是对文明的研究，这是考古人类学的两个部分。考古学使得我们了解人类的文化历史和人类文明历史，它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系。比如通过考古学，我们对新大陆的食品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以及新大陆作物传人中国之后对我们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语言学也要学。通过语言，人与人的交流形式成为世界上所有生命中最完美、最为系统、最富有创新性的载体。所谓语言人类学是对语言的社会属性之研究。语言定义了我们之所以是人，语言给予我们具有人性的创造性。另外，中国人类学还应该努力发展医学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所以我坚决反对人类学在我国可以等同于文化人类学或者是社会人类学的说法。起码在本科教育阶段，我们对四科分支应该给予相当的关注，以使我们的学生不要一上手就仅仅注重文化和社会人类学，而忽视其他分支。
徐：美国的人类学教育和我们的人类学教育相比如何？
景：在美国比较好的大学里的人类学系绝对是四科取向，哪怕是不到10个教授的小系也是四科必修，包括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还有语言人类学或者是医学人类学，或者是生态人类学，或者是政治人类学。反正前三科是缺不了的。我承认，国内现在能教四科人类学的大学只有中山大学。其关键是中山大学有教四科的老师。虽然受到种种限制，我还是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包括起码四个分支。否则人家会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人类学与社会学到底有什么差异？这一下就会把你给问住了。而有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同社会学的区别就一目了然。如果你仅仅发展文化与社会人类学，人家会说你的人类在哪里呀？你跟我的社会学有什么差别？别人会说，蔡华老师做婚姻研究，社会学也做婚姻研究呀；你说你景军老师做历史记忆研究，我也有人做口述史研究呀；你说你做养老问题研究，我也有做养老制度比较的学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四科的道路，必须使人类学这个学科有别于社会学。有人还会问，民族学放在哪里呀？答案十分简单：在人类学里面。实际上，在使用“民族学”一词的时候，国内许多学者经常忘记了民族学（ethnology）和民族研究（ethnicstudies）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它绝对不等于民族研究，因为我们所讲的民族研究指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绝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少数民族研究不等于人类学，它只能是人类学的一个部分。如果中国人类学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研究，那么中国的人类学就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道理很简单：人类学包括少数民族研究，但不等于少数民族研究。
徐：所以你刚才讲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思路。这对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启发。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