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景军教授，欢迎您在阳春三月到南宁来讲学。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在与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谈到大陆的人类学情况时。都谈到清华，谈到清华就谈到您。今天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想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简历和学术背景。
景军（以下简称景）：首先感谢学报采访我。我步入人类学这个学科是比较晚的，真正开始做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早期只是感兴趣，真正严肃的研究是从199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班之后。在这之前我曾经当过记者。当时我做专访的时候就经常觉得自己的学术功底不够，碰到历史人物、事件，甚至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总觉得知识不够，所以1985年我决定去深造。我那时对亚洲地区的发展比较感兴趣，于是就申请了哈佛大学的东亚区域研究的硕士学位班。
徐：那您北外毕业是哪一年？后来又在哪里学习？
景：我在北外念完大三之后被选到《中国日报》，而后公派出国进修新闻学，所以大四是在夏威夷大学念的，1982年毕业之后回国到《中国日报》。1988年我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并没有马上想上博士班，因为当时想先做一些事情，所以就回国了。回国工作就是在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费孝通先生创办的。当时这个所有许多不错的学者，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我真正对人类学感兴趣可以说是一个偶然。1988年我们接到一个课题，是黄河中上游水库移民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导致了我第一次真正的实地研究，时间是1989年夏天，地点是甘肃省永靖县大川村。那里有三座水库，造成了几万人的移民。这里的水库移民问题是费先生去西北地区考察的时候从地方干部反映那里听到的。费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对农村人口的冲击。这个题目后来成为我整整10多年研究中的一个没有中断的课题。我们当时所关心的问题比较简单。第一个是移民社区的重新组建，第二个是生态问题。到1997年，为了研究水库移民问题，我先后考察了国内六个大型水库，最后把我的研究一直做到长江三峡移民的问题上。世界水坝委员会在1998年成立之后，我成为该会的中国顾问，写了一个背景报告，即《水库移民在中国》。
水库移民是我所做过的研究中的一个兴奋点。这种非常实用的研究对人类学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个人认为，人类学应该具备多元的研究方向，可以有非常古典的题目，也可以有非常现实的题目。比如说从北大走出的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的教授，也是今年马林诺夫斯基讲座的主讲人。他做的研究是礼品交换，就是送礼还礼，即他讲的“礼物流动”。我认为，他的研究题目是古典的题目，这是因为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写了一本书叫《论馈赠》，后来成为人类学界的必读著作。我们知道，礼物交换后面是一个互惠的原则，而初民社会的基本经济运作形式就是礼物交换，所依靠的是互惠原则。在互惠原则支配下的礼物交换之外，初民社会还有其他交换方式和交换原则，比如说“无声交易”（silenttrade）。初民社会的人们一般不好意思进行赤裸裸的交易。所以当张三用一只鸡换李四一捆柴的时候，他们使用了所谓“无声交易”，进行没有什么太多讨价还价的交易。这个交换形式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到上世纪40—50年代还存在。阎云翔虽然做的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类学题目，但他把礼品交换的变迁从土改一直追踪到现在。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他还讨论了计划生育所引发的一种送礼场合。当女人做了节育手术之后，亲属和邻居都要送鸡蛋、红糖等物品，形成一个有简单仪式的送礼场合。所以他所研究的古典题目含有极为丰富的现代意义。北京大学蔡华教授的纳人研究也抓住一个非常古典的题目，即人类学中经常讨论的婚姻和家庭问题。他从性关系和性行为入手，讨论了纳人的婚姻和家庭组成特点。当然，即使是这样古典的题目也有现代性问题。所以蔡华检验了几个现代婚姻法对纳人的冲击以及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纳人的影响。我所做的水库移民研究之切入点与古典题目无关。中国大规模的水库移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直接的号召之下才出现的问题。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修建了3000多个水库、300多个大型水电站，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非常多。但在这个比较新的问题中，我们也能找到比较古典的人类学问题。我在一篇关于水库移民的文章中就涉及一个婚姻圈的问题。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调查，其核心问题是移民之前当地人怎么通婚，移民之后又怎么通婚。这个问题涉及费孝通先生讲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现在大家知道，大规模的水库移民对人们的血缘和亲属关系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地缘被破坏了，血缘的坐标就失去了，所以水库移民工程常常意味着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当时我们问农民迁移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大家的反映不一样：干部说经济上遭到严重破坏；年轻人说上学难以及工作出路难。但当问到老太太的时候，她们说家里娶媳妇难。对她们来说，娶媳妇难是一个特大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是否能娶到媳妇是检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的重要尺码。你娶不到媳妇，你还谈什么别的呀。所以那些老太太讲娶媳妇难是有道理的。换而言之，在一个非常实际而且好似与人类学传统题目无关的研究中，我们照样可以找到古典的问题而且是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问题。
我1989年的水库移民研究地点是永靖县的一个孔氏村落。1990年我回到哈佛大学。在哈佛念了一年半博士班之后，老师就问我想做什么研究题目。当时也是出于对题目的选择，我考虑到的是选择一个比较古典还是选一个非古典的人类学题目。考虑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研究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属于中国人类学家很少研究过的题目，即社会记忆。实际上，当时在国际人类学界，研究社会记忆的人数也很少。写完研究大纲之后，我回到了大川村。我做这个研究时的一个主线就是当地一座孔庙的修复。我的问题是：历史记忆在庙宇修复中是怎么展现出来的？人们如何在修复孔庙的过程中追忆当地历史，包括移民史？这种追忆如何以实物和集体行动的形式被展示出来？我认为，大川村人对历史记忆的建构在这个孔庙的修复过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例如，在当地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水库移民经历的公共性展示物，没有一块移民纪念碑，没有一本移民史书。而在修复孔庙的时候，村民自己撰写了《重修大成殿序》，中间有一段文字专门提到1961年的水库移民和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把大成殿的历史与当地人民的社会史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这个大成殿并没有因为修建水库而遭到毁坏。1961年当地农民在“后靠移民”之后，大成殿被废弃，孤苦伶仃地留在河岸旁边。水库建成后，河边的土地严重盐碱化，盐碱和地下水位的提高将大成殿的地基毁坏。1973年全国大搞批林批孔运动，公社领导决定把大成殿拆掉。大川村老百姓一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自己动手把大成殿拆毁，将大成殿的所有财产分头藏了起来。“**********”的时候，许多属于所谓“封建迷信”的东西被毁掉。但大川村老百姓认为祖宗的东西不能毁，要分散保管，搞得公社领导也没有办法。1991年重新建大成殿时，其组织者把告示贴出去，督促村民将所保存的大成殿材料送回来。结果原来大成殿约60％～70％的材料被送了回来。征集大成殿原有建筑材料的过程导致了当地人对两段特殊历史经历的重新建构和历史记忆的重新整合。从集体行动和象征主义的角度看，其结果深深地影响了庙宇的修复，集中表现在《重修大成殿序》的撰写以及该《序》被写到一块精致的木版上面予以公开展示这一事实。应该特别指出，对历史记忆的左右是对文化资源的控制。当一部分人能够影响多数人历史记忆的时候，这些人不但控制了人们对历史事件或者过去经历的解释，而且因此支配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以及理解。所以我研究这个大成殿修复过程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人们对当地历史的解释与当地权利关系的变化。历史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记忆的建构是社会过程，它既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同时整合人们的社会实践。所以历史记忆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基于这种认识和实地调查，我撰写了《神堂记忆》，1996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你的水库的兴奋点，是你进入人类学的一个切入点吧。你写了很多的文章，包括你的博士论文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内容。所以从你的这个题目来讲。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和思考你的研究对象。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从你的人类学的研究来看，这是你的一个兴奋点，那你现在的兴奋点是不是在艾滋病？
景：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分为三大块，即水库移民研究，儿童饮食习惯研究，艾滋病研究。我一般做研究通常愿意给它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的水库移民研究整整做了10年。从1997年起，我开始研究儿童养育问题，是从儿童食品下手。这是受我导师的影响。我的导师JamesWatson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人类学家，中文名字叫屈佑天。他研究过麦当劳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个小群体，都是他的人类学博士生。我们说每次到中国做实地调查都要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去的时候除了大家的主要研究之外，每个人都要注意儿童食品。其结果是2000年《喂养中国小皇帝》（FeedingChina’sLittleEmperors）的出版。这本书由我编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我们各自的研究成果。除了一名营养学家之外，为此书提供稿件的学者都是人类学家。食品研究绝对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古典题目。美国人类学家文思理（SidneyMints）写过一本书叫《甜食与权力》（SweetnessandPower），从甘蔗糖的生产和消费人手，解剖殖民主义带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本书叫《生与熟》（TheRawandtheCooked）。生与熟在人类学对人类饮食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说我们中国人吧，我们的生与熟概念包括在人际关系中，关系生、关系熟，生人、熟人，都借用了食品语言。实际上，食品的生熟概念和贵贱之分都属于文化建构。没有一个民族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算作是饮食。我们有些认为能吃的东西，外国人认为是不能吃的，这是因为人类对食品的分类是一种有文化差异的分类。
徐：儿童食品这块，从人类学角度来讲，你有什么观点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