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隆庆和谈也经历了很多波折，由处理把那汉吉而引出与蒙古议和与开马市，朝廷内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议时，虽然以张四维等人为首的22位大臣表示支持王崇古的意见，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有17人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则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作为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王崇古与张四维的“议和”策略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此时这几人频繁书信往来，就此事反复商议，形成了联合行动。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占了上风，明朝政府终于决定，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等地也开设马市。边贸一开，交易的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等大宗物品之外，还有服装、针线等生活必需品。“封贡互市”达成之后，明蒙边疆得以休兵息战，大同和丰州滩地区逐步由军事战争前沿转向边疆商贸汇聚中心。《明史·王崇古传》载：
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诸部罗拜，无敢哗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折腾了200多年的边疆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百年中，双方虽然偶尔也有小规模的摩擦，但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总体来分析，隆庆和议的达成，也不仅仅是把汉那吉降明这一偶然事件带来的结果。其实，任何政治条约的签署都是双方军事实力被量化的对照。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明穆宗朱载继位前，国家大权一度集中在高拱和张居正手中，此时两人的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在北部边防和俺答问题上观点一致，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新政。方逢时、戚继光、谭纶、王崇古等名将也相继被起用，这些边将都能把边防重责视为自己的天职，与中央密切配合。自从隆庆元年（1567）以来，开始大规模整修工程，在长城重点加强防守，尤其是在王崇古等将领的督责下，数年之内，长城沿线各地相继奏报修墙完工。王崇古也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据史料记载，光是隆庆三年（1569）九月、十月、十一月，就受到朝廷数次银两赏赐。《万历武功录·隆庆四年》中评论道：“数年以来，版筑日举，大边已可据而守矣。”
在大规模修筑完善长城的同时，王崇古等人还非常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等各项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长期以来不堪一击的明朝边防形势出现根本变化。不难看出，王崇古等人的休整军队、加强军备、修筑防御工程等措施，在议和开马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较之嘉靖年间有了实质性提高，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俺答愿意同明朝进行和谈的基础。
与俺答议和互市，有利于边境安宁，也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贸易活动最为有利。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家族均为大商户，主要在边境上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隆庆和谈之后，边境贸易开展得如火如荼，不仅给他们的家族带来了巨额商业利润，同时也给他们自身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和危机。一个月之后，王崇古的政敌就开始弹劾他了，御史郜永春视察河东盐运时，就禀报皇帝道：“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直指张、王两家控制了河东、长芦和两淮的盐市，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史学家认为，是以王崇古和张四维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力量推动了隆庆和议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了朝中权位的争夺。事实上，王崇古这一行为的动机，正如他自己在奏疏中已经表明过的，“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臣等虽至愚，苟无利于国家，有违于禁旨，何甘身冒重辟，而为虏请乞”。
经过上面的分析即可发现，并不能因为王崇古的家族在经商并抓住了“封贡互市”的这一巨大商机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就简单地认为王崇古、张四维等人在这一利国利民的重大政治决策上，极力主张和谈互市，仅仅是为了给族人做生意开辟市场，出自于单纯从中渔利的目的。这种简单化的看法，不仅对为边疆民众安居乐业、经济空前繁荣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王崇古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有违历史的真相。
隆庆和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通过封贡、互市，明王朝与蒙古部族建立起了正常的贸易关系，极大地改善了双方的军事对立局面，蒙古诸部不再依靠劫掠抢夺等方式来实现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同时，军事扰乱和敌对状态的停止，不仅确保了明朝长城沿线较长时间的和平，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开国以来，明朝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200多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却一直都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自从俺答封贡之后，明王朝在边防军事上的压力也减轻了，财政和经济上都减掉了很大的负担，“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隆庆和议之后，蒙汉人民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杂处，互市贸易蓬勃开展，长城不再是阻隔明蒙双方的界限，而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汇聚点，边境屯田的粮食产量也大有提高，粮价不到此前的一半。“千里无复人烟”、“至穷至苦”的大同也逐渐发展成边境商业巨镇，明人在史书中记载了当时边塞的繁荣景象：“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
互市贸易市场上的畅销货物，如汉族的棉布、瓷器、烟草、茶叶不但极大地改善了塞北游牧民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江南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北疆市场的大量需求，直接促进了江南地区棉织业、丝织业以及制陶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以贸易为纽带，中原与塞北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被联结在一起，并向周边辐射扩展。江南地区的纺织品输往北部边疆和蒙古游牧地区，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中心——江南和北方草原地区被连贯起来。为了满足边境贸易的商品需求，晋商的足迹已经到达了江南、广东等地区来寻求购买商品，王崇古就曾经发出过指令：“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幅车奏塞下。”
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商人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自发地云集到边疆地带，带动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流和互补。隆庆和议不仅给商人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巨额利润，也给明朝百姓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度处于军事冲突前沿的大同与丰州滩等地区，在互市之后成为蒙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重要场所，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乃至清代。对此，清人魏源曾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作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张家口等城市发展了起来，进而成为联结中国江南与内外蒙古以至东欧地区的经济枢纽。10多年之后，曾经战火纷飞的边境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商业乐园，“六十年来，塞上民物阜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而且，民族之间的长时期交流和积淀，使长城以外的北疆成为中华民族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为多民族国家的最终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5节横槊赋诗，慷慨悲昂：王崇古的诗文风格
因“俺答封贡”一事有功，王崇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加兵部尚书。后进太子太保，召理戎政，加少保。直到万历五年（1577），他感觉自己年纪大了，提出辞职回归原籍养老。万历十六年（1588），他因病去世，时年74岁，谥号襄毅，后世也因此称他为“襄毅先生”。由于王崇古是文官出身，文采也很好，他著有《王毅公奏议》、《公余漫稿》、《王鉴川文集》等，流传后世。
自从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起，王崇古常年镇守在边关地区，因而他的诗歌作品多边塞之作，风格浑雄苍劲。如《登钟山戍楼》一诗：
危楼高结跨飞虹，古塔堎嶒对梵宫。
北去关河连塞上，西来风物自秦中。
洞门暗向前山转，石井深连幽涧通。
扼险应期追一范，不堪摇落成烟空。
整首诗气象阔大，气势豪迈，体现出一派大将之风。清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12中提到王崇古，称赞他的诗：“襄毅诗格耸高，横槊自喜，然按之不无儒响。”评价很高。《皇明诗选》中收录了王崇古的另外一首诗作《庚戌九月将赴金陵夜泊庐阳邮亭闻虏犯近郊识感》：
江上初收雨，严霜已渡河。
汉兵闻出塞，胡骑竟如何。
雁阵凌秋尽，笳声入暮多。
武陵遗曲在，慷慨不成歌。
抒发了自己听闻敌人再次侵犯边境的感慨之情，整首诗与前一首的豪迈气势殊不相同，诗文寓情于景，尾联淡淡地流露出自己的担忧，“武陵遗曲在，慷慨不成歌”。明人李舒章曾就其风格称：“意色间整，殊有缓带之风。”而“云间三子”之一的宋辕文在评价此诗时，则称赞道：“司马江上一篇，殊有格调。”
§§§第6节结语
从王崇古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富有文采的武将，同时还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他长期担任明朝的封疆大吏，大力加强北疆的防御，多次指挥明军击败蒙古军队的进犯，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和随机应变的政治才干。在他的坚持和推动下，明朝北疆实现了和平与稳定，不仅促进了蒙汉两族的友好关系，也符合双方人民的长远利益。在把汉那吉归顺以及与俺答封贡互市这一系列事件中，王崇古充分展现了他高人一筹的远见以及卓越的政治才干，这一点，在当时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俺答的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这是王崇古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王崇古将永垂丹青、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