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遮
为我们秘密弹钢琴的女人
隐蔽在徳语中的听力在安德鲁·菲舍尔的珍珠版平均律中成为被颠覆的忌，灰晻的树冠再次为我们空出砂粒飘浮光线的空间。珍珠这个词让我想起水晶，在某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同一个词吗？水晶似乎含有更神秘的含义。有一位诗人曾经奇怪地将大理石比喻为酒，酒是红色的，在哪一个雄宴上酒的光线会穿过大理石的暗影？但是仍有那些被流放者在穿过郊区的植利院时听到亡灵们弹赛的钢琴，而当他的目光再次和那石头房子对峙时，光线降临，石头不再是睡眠的场所，坚硬的石头呈现出酒的红色波涛，谁可以进入声音，减少的声音，在这命中注定的一刻，一个人无意中说出的诗句变成了琛石头墙上无头的天使的舞蹈。在这个并不属于流亡者的时代里，我们只有听，说出成为一种不可能。
雪已经落下，我是谁？我不是肖斯塔科维奇。在晚期里赫特的浪赛中，我就是那个患有抑郁症的翻谱员。光线黯淡下来，我无法将自己变成舒伯特，我只能写出给安娜或者瓦丽娅的便条：为往事辩护吧，我中断你嘴唇的疆域，但我为你藏起了绿松石的手镯。这是在苏维埃的列宁格勒乐队里，唯有那个老人仍旧固执地携带着茨维塔耶娃流亡诗学的头巾。他回到了天空轰鸣的寂静中，将环绕在我们上方的亡灵变成天使的舞蹈。跟着我，傲慢的办公室女皇，我在拥挤的公共电车上。我仍未从里赫特的音乐会上走出，我知道我是穆拉文斯基，如同我晚年拒绝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交乐，我听到了人们心中被禁锢的诗句，雪已经落下。在里赫特的客厅里，我和肖斯塔科维奇擦肩而过，古怪的家伙，但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里赫特弹奏出的大作——许多年以后，我是那个使用诺基亚手机的蓝色给你发短信息的人，在你的客厅里，亲爱的尼娜，当代的柴可夫斯基来了。我亲吻着你的手，当你慌乱地悄悄告诉我，那个跳芭蕾的小姑娘喜欢苏菲·玛索，我了解你的小愿望。你是可以随时和我联系的，但我们在录制勃拉姆斯的作品时有分歧，亲爱的里赫特。”我走进对面的唱片店，买了一张1958年版的索菲亚音乐会。我就是那个历经沧桑的人，我已经学会了用中文发送短信息，用我那曾经弹钢琴的手，我会为你拂去你头巾上的霜雪，即使你迟疑着已背不出茨维塔耶娃的歌词，你的手机只能发英文短信息——俄语的穷亲戚，我的手触抚着你的头巾，在北京的街头，在苏菲·玛索的大幅海报下，刺耳的铃声被诺基亚藍色的波浪所襄挟。你并未吻我，你先于我听到了天边亨德尔组曲中头巾飘荡的声音。只有克拉拉·哈丝姬尔的罗马尼亚同胞切利比达奇在无意中洞悉了天机“这个个子矮小，背有些驼，头发盘得紧紧的，满脸贝多芬式的严酷的女人生活中却是截然不同的女人？……纵使这位“有局限的禅”的暴君能将布鲁克纳神秘的波浪变成时间的虚空，在不同的地点，在日本的禅宗寺院，在慕尼黑的街头，在莫扎特协奏曲的某一章节，大师切利比达奇都与克拉拉·哈丝姬尔擦肩而过。但这一次他认出了她并不是更浩大的乡愁击中了流亡者的诗意，而是因为“那更高贵的怜悯”，音乐女神再次拂开了她脸上的面纱。切利比达奇认出了她哈丝姬尔并非那在布鲁克纳的乐素上空出现的天使，并非那早年在巴黎客厅里弹奏的“七月最美的花”，也并非能唯一和死亡“通电话的女人”……哈丝姬尔是归来的俄耳甫斯，是贝多芬，把自己的聋和无声最后抵押给时间。只是，哈丝姬尔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即使在为电台弹奏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时，她也将最后的审判变成天使头上花环的童声。但在天光照彻的一刻，克拉拉·哈丝姬尔就是贝多芬，流亡使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那个暮年在田野上奔跑和命运抗争的孤独的老人。哈丝姬尔就是贝多芬。在北京的七月，我读着哈丝姬尔的传记，而她的音乐已化为一种不可言说的寂静。在这一刻，在这只允许我进入的降蔽的“流亡的罗马尼亚花园”里，我感到自己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年轻罗马尼亚钢琴家，和这位戴着白手套的女贝多芬合影。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读到了你的诗，在推迟进站的火车上，在拙劣的未写完的《我的妻子是钢琴家》的空白处，用汉语删去那告密者雪的部分，用我们重逢时农场上空秘密的夜莺。我已注定先于坐在我对面的那位LADY下车，她手中的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小说《海浪》已读了一半，她的奇异的罗马尼亚口音，她低声吟出的我听不懂的旋律，或许是某位不知名的罗马尼亚作曲家的作品。我再次回过头来，我认出了她：克拉拉·哈丝姬尔，这位在晚年只通过电台听音乐会演奏，在便条账单上回复口讯的罗马尼亚女流亡者。她不喜欢被人称做“贝多芬”哪怕只有一次。她的肖像被印在每一张唱片的封面上。她闭门不出，拒绝哪怕为亡灵演奏。但她偶尔也会突然在你对面坐下，在一列推迟进站的火车上，进入一部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景，幵始她在这个演出季之前的一场秘密的流亡者之旅。同样，在上一次，在布魯塞尔火车站，这位孤身的罗马尼亚女人被尤利西斯注视，而她装作不知，和一场祖国上空葬礼的大雪擦肩而过——
“有许多年，我是那个在夜晚秘密阅读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女人。”在塔可夫斯基式的禁忌中，我想起了中国诗人多多的诗句：
“有着蜂形面孔的女人，把害怕死亡的裙子拧成绳”
是什么促使这位“不知名”的女人反复阅读茨维塔耶娃的晚期诗歌？流亡者归家的方法有许多种，“在黑茫茫、陌生的大海岸边冲断了俄罗斯的疆土——在我收藏的唱片中，有一张康德拉辛演绎的肖斯塔科维奇为茨维塔耶娃的六首诗歌作曲的录音。是什么让肖斯塔科维奇在人生的暮年靠近茨维塔耶娃的死亡挽歌？有一束我们看不见的光从那边传过来了，使我们不必‘把害怕死亡的裙子拧成绳”——这曾反复折磨中国诗人多多的梦境，使我们也把晚祷的钟声递减成“有着蜂形面孔的女人”的尖叫，如同我们曾看过的那部电影《毒太阳》中的舞蹈。（我秘密地倾心于PAUL CLEAN语意上词根“黑太阳”，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亡灵们喧嚣的朗读却令黑太阳上茨维塔耶娃的死光陡现，照彻着我们最后的写作和哭泣，本雅明目睹过这一切——那古拉格群岛上空的“毒太阳”。）我承认，我从未能从自己诗中的场大雪中走出，但跟在你后面，在我被你的意大利披巾无意吻过的那一刻，或因赶不上末班电车被你斥骂的时候，我秘密地倾心于你那可怕的美。我的爱人“有着蜂形面孔”，但她已经不是昨天那个能在高音C镀上飘带的黄金的女人——她是我们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女秘书，她是早上为我们排队买牛奶的失业者，她是仍旧为离婚的伤痛而拒绝我们的愚蠢而高贵的女人——她是我未能说出的切，在任何场音乐会的海报上没有她的名字，在我收藏的全部的CD封面上，我却都能看见她在把害怕死亡的裙子拧成绳，她是我个人的有着蜂形面孔的“秘密的女高音”，是命定没有在我的书上写下题词的前朱丽叶，却把一场莎士比亚歌剧留在我的梦中；她有着一张蜂形面孔。这，她知道，却拒绝承认她是我“命中注定的女主人公”。
在莫斯科千禧年演唱会上，女高音歌唱家KYRA VAYNE的歌声通过电波也传到北京的一场雪中。我从未听过她的名字，也没有收藏过一张她的唱片，只是前不久我才知道，这位1917年从俄国移居伦敦的女人，40—50年代曾是她歌唱生涯的颠峰时期，在她的经纪人自杀后曾当了几年碌碌无为的女秘书。而诗歌的声音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KYRA VAYNE秘密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在夜里起来阅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像哈丝姬尔一样收听电台里伴杂着雨声的音乐会实况转播。10年前，人们重新发现了她。我知道，几周后，我将会收到我看不懂的俄文版KYRA VAYNE传记，她的传记并未引用一句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有一张并未刊登的照片；KYRA VAYNE在听里赫特的音乐会时，好似不经意间低吟出茨维塔耶娃的诗句。这个“有着蜂形面孔的女人，再一次启程，这一次是为了她自己的匿名，她拒绝接听我的电话。在那被中断的俄罗斯的疆域，她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姐妹，代替我们“把害怕死亡的裙子拧成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