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是对于在元杂剧剧本创作中成就较高的四位剧作家的尊称。元代是我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文人出身或艺人出身的作者，今知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就达二百余人，姓名未见于记载者，更不知有多少。“四大家”应该是哪四位呢？
“四家”之说，在元代就已出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字德辉)、白朴(字仁甫)、马致远(号东篱)。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存世剧本和已知作家为基础。“序”曰：“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关汉卿作剧六十余部，对社会有深广的概括，又能粉墨登场，当时就被誉为“捻杂剧班头”。郑光祖“锦绣文章满肺腑”，“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威望也很高。白朴的《墙头马上》、《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今日视之仍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周德清是音韵学家，他虽然主要着眼于音韵；但“关、郑、白、马”或“关、白、马、郑”之说，则为后世曲家如王国维等所崇。
明初，朱元璋之子朱权站出来排斥关汉卿。他所着的《太和正音谱》曰：“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没有功劳有点苦劳，但不能列于四家之首。朱权认为“宜冠于首”的应该是白朴。而马致远“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冠之于首也不够，应“列于群英之上”，是特等作家。这位皇子戏剧家的世界观不可能认识到关剧的思想意义，他的美学思想也无法欣赏关氏的本色风格。朱权又是个道教徒，使他对于在剧作中阐扬神仙道化，被称为“马神仙”的马致远表现出特别的感情。结果，“四大家”的排名被他搅得一片混乱。
嘉靖时人何良俊从词章之品评立论，又倡一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曲论》)
今人谭正璧则认为自周德清以来，对“四大家”都有误解；元代所谓的“四大家”应该是关汉卿、白朴、庾吉甫、马致远。元末贾仲明《录鬼簿吊词》“关汉卿”名下有“姓名香，四大神物。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等句；谭氏认为“四大神物”就是“四大家”的誉称，这几句话“乃是说，关是四个伟大作家之首”。而“马致远”名下的吊词中有“共庾、白、关老齐肩”一句，“正说他是和庾吉甫、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的”，因此“关、白、庾、马，毫无可疑”(《曲海蠡测》)。周德清的“关、郑、白、马”说历来有个使人疑惑不解的缺陷：关、白、马都是金末元初人，突然将一个晚于他们一辈的郑光祖与之同列，总觉不伦不类。如将郑光祖换成庾吉甫就不存在这个疑问了。谭氏认为很可能在周德清的时代庾吉甫的作品已很少流传，就抓来一个当时名声较大的郑光祖来顶替他。但由于庾吉甫的十几个剧本全部失传，我们今天也无法给他“恢复名誉”，需待搜得更多资料才能定论。
嘉靖以前，论曲诸家虽然对“四大家”各有所据，但奇怪的是以《西厢记》而显示出极高艺术成就的早期剧作家王实甫，却被排斥于“四大家”之外。虽然贾仲明曾给他很高评价：“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他之不受重视很可能和封建卫道者认为《西厢》“诲淫”有关。至王世贞等一些戏曲评论家，开始为王实甫鸣不平，或曰“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他传奇不能及”(王世贞《曲藻》)，或曰“而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张琦《衡曲麈谈》)。王骥德更直接否定“四大家”的传统排名，曰：“世称曲手，必日郑、关、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他认为“古词惟王实甫《西厢记》经帙不出入一字”，所以“四大家”应该以王实甫居首，不及郑光祖，“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曲律》)。
当代一般的戏曲史论着，都是以关汉卿居元曲家之首，王实甫次之，几成定格。然而以《西厢记》的研究而获誉国内外的蒋星煜最近着文，认为解放以来的研究中有对王实甫估价不足的问题。看来，在弄清历史上的“元曲四大家”的同时，又必然带出了今天怎样恰当评价这些“胜国诸贤”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