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之战1935年1月29日，红军由赤水县的猿猴场（今元厚镇）、土城西渡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这是二渡赤水。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这是三渡赤水。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再次东渡赤水河。这是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运动战战略思想的巨大威力，也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走路与打仗的分歧
不过，在当时，对******的军事指挥认识还不统一。实行******的灵活机动的战法，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对这种战法，很多人不适应，也没有完全领会。执行这种机动作战的方针，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不可能每仗必胜；迂回穿插，走了许多路，有时是为了甩掉敌人，迷惑敌人，一时看不出它的必要性；有时为了随敌情的变化而变化，看起来走了不少冤枉路，但不可避免，非走不可；当然，在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战中，白走一点路也难免。在连续大踏步的进退中，部队很疲劳，减员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不同意见也有，怨言也不少。分歧主要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展开，有人埋怨部队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
大约在4月中旬，刘少奇到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将了解到的部队情绪，结合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电报，三军团政委******也签了名，用刘、杨的名义发出。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8页。一军团军团长****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据《聂荣臻回忆录》，《****党史资料》第5辑，****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还给周、毛、王“三人军事小组”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三人军事小组”中，王稼祥对******的战法也不理解，他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王稼祥要求开会解决这个问题。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既然红军高层领导在战略战术问题上存在分歧，召开会议讨论解决是必要的。
会理会议克服离心倾向
红军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红军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会理县城有川军刘文辉部的一个师死守，又有西昌等地敌人增援，红军乃放弃强攻，只加监视。利用追敌近期无法过江的空当，部队在会理地区休整。5月12日，野战军司令部发布命令：“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和补充”。转引自力平等着：《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为了统一思想，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指挥，张闻天同******商议后，于5月12日下午，在会理城外的铁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
参加会理会议的有：三人军事小组周、毛、王，朱总司令，政治局常委****，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为防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临时搭了一个草棚子做会场。军团负责人的地铺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喝水，吃饭，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带警卫员送去。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报告大纲，张闻天在会前同******、王稼祥商量过。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张闻天严厉地批评****等人对******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
******在会上驳斥了****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指出：“现在为了摆脱追敌不肯多吃一点苦，将来会吃更大的苦。”****：《我对****的揭发》，手稿，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还指责彭德怀，认为****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并说林的信，刘、杨的电报，都是****情绪的反映。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听得出来，******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彭德怀“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彭德怀在会上“也批评了****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引自《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会理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作结论。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他肯定从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在部队中叫苦、甚至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
会理会议还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红军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
第一，通过会理会议，在张闻天、******、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战的实践证明了的******在运动战中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受到了批评。1935年10月15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的情况时，讲到会理会议的意义时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第二，通过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确立的******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是同******军事思想为实践证明正确并通过争论得到确认分不开的。
会理会议在红军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会理会议的进程可见，“毛洛合作”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同时应该看到，会理会议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其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评价道：“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一些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帽子去压他们。”
还应该看到，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上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
******指责****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对此，彭德怀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当场申明“那封信同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直到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关于刘、杨的电报，彭说，刘少奇写好以后，“拿给我和******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至于****的信，彭德怀说：在会理会议时才看到，事先“没有同****谈过话”，此信“与我无关”；在会上，“我也批评了****的信”。对毛的指责，彭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集团”、此事又成一大罪状，他才感到这种坦荡之风效果不好。彭德怀后来说：“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去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以避免挑拨者利用。”本段引文均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200页。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自己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勾结反他。这种误解一直埋在******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王稼祥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以上均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在长征路上，大敌当前。会理会议的过火斗争，怀疑、误解，都没有影响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团结对敌。在延安整风期间，对于全党来说，这也并非大事，说过以后也就算了，并没有特别去做结论。不过，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上却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误解延续到延安整风，确凿的事实也未能真正驱散这团疑云，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的错误打击，不能不说也蒙有会理会议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