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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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张闻天支持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1)

毛泽东重返军事领导岗位

长征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特别艰难的军事行动。军事领导与指挥者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人的决定除了总书记以洛代博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军事领导人的变换。张闻天拥护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从黄平橘林谈话开始,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虽然其间不无即有不无小的曲折,但总的说来,张闻天与毛泽东在这一重大关键问题上是配合合作得很好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这时政治局常委共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等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但还没有正式决定他参加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从此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毛泽东参与红军的军事指挥以后,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部队在扎西缩编以后,即执行“回兵黔北”的决策,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遵义进发。出敌不意,杀了一个回马枪。

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五张闻天支持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02月25日,中央红军攻克桐梓。途中经半天激战,抢占娄山关,于28日再取遵义城。这一仗,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2个师,缴获枪支2000多,俘虏约3000人,是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运动战的战法得胜,非常高兴,在马背上吟成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歌咏娄山关战斗的胜利,抒发由沉郁转为开朗的心情。词云: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上上下下欢欣鼓舞,充满胜利的喜悦。军委纵队于3月初再次进入遵义城。

张闻天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

从作出“回兵黔北”的战略决策,到二渡赤水取得娄山关大捷,中央红军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张闻天更加相信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更加确信,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胜利把握。在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话中也说“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引自《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载《遵义会议前后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按红军中惯例,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前敌政治委员习惯上称为前敌总指挥。当年,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前敌总指挥。这一新的建置与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不过,红军的整个军事领导的体制并未改变,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即随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到达鸭溪、苟坝一带。此后,王稼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缺乏民主,采纳了王稼祥的意见,召集过几次这样的会议。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话中也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八人的中央会议。”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张闻天那时不了解,日常的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召开这种会议,对前方指挥者按军情变化作出必要的专断处置是会有妨碍的;而会上的争论,更会扰乱前方指挥者的部署。

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

重大的争论围绕着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县治,简称新场。的问题爆发了。

1935年3月10日1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3月10日白天,张闻天即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以下叙述这次会议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转引自《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毛泽东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新场,那时滇军也赶到那里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可侧击红军,所以反对打。毛泽东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还是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嘛。但他未能说服众人,大家还是要打。会上争持不下。毛泽东急了,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有人发言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主持会议,以一般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原则,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总指挥没有几天职务便被撤销,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代。彭暂代毛一节,据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我的思想检讨》(1969年6月28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

散会以后,毛泽东实在放心不下,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损失。于是,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谈,要他晚一点发攻击的命令,再想一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以军委名义发出电令,部队在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周把大家说服了。军委即给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此事经过据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这件事无论对于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还是对于红军保持有生力量、保证作战胜利,意义都十分重大。在毛泽东的记忆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工作方法”的第一条“多谋善断”时,还拿这件往事来做例子。他说:“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参加新的军事“三人团”

关于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不打的正确结论,避免了军事上可能造成的损失。事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说明还是毛泽东高明。从这件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又是外行,成立新的“三人团”,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也省去召集会议的麻烦。

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新“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时间、地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所作考证的结论:“三人军事小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毛泽东在三十多年后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毛泽东1967年的一次谈话。

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四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

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立以后,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在云贵川兜大圈子。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酒乡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入川,引得敌军纷纷向川西调动。这时,红军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紧接着,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当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红军却已越过湘黔公路南下,然后向西疾进,直插云南,形成威逼昆明之势。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对昆明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急进,直达金沙江南岸。于5月初在禄劝县皎平渡抢渡金沙江。敌人得知红军的行动后,花了11天才追到江边。红军只用了9天,就全部渡江完毕。

红军取得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包围圈,把围追堵截的敌军远远甩掉,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