钜鹿大战是项羽的最得意之战，也是奠定项羽历史地位及战神称号的重要事件。几千年过去了，一提起钜鹿之战，仍能激发起人们极大的热情。历史上的血战恶战可谓多矣，但要论哪一战是能被人们深深地记住一战，则非钜鹿之战莫属。在网络时代，钜鹿之战不时成为各个论坛上争论不休的话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冬的钜鹿之战，原本是楚国武装应赵国武装之请，前往援救赵地危局的，最终在钜鹿与秦军主力展开的决战。然而，菜九要说的是，这个大战的记载并不那么准确，也就是说它的那些被无数的人深深记忆着的部分并不那么可靠。《史记》中的钜鹿之战，因其文学色彩太重，其中的某些记载，是否可认定为史实，就很成问题。何况此事的头绪颇多，至少并不像多数人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如果仅仅记住《史记》中的那个大战场面，对认识此战帮助不大。早先菜九曾作《钜鹿大战揭密》，算是对此事的打理，但写得有点眉目不清，也不够全面。现以敌我友为叙事线索，通过对相关记载的对比对此事件判研如下。
1、赵地复杂的军政态势
用《项羽本纪》的话来说，当时形势是，“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閒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此次赵地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是秦二世二年九月至后九月。因为只有在秦二世二年九月章邯击败项梁之后，才有可能渡河击赵。章邯击赵到大破之，也有一个过程，可能要到九月底、后九月初了。赵王君臣向楚求援的时间应该发生在后九月。从这个记载来看，赵国的形势真是岌岌乎殆哉。但菜九以为，赵的形势还远不止一个“危”字可以穷尽，“危”只是它突出的眼下处境，它更多的属性应该是一个“乱”字，而且不仅仅是眼下，而且由来已久。可能各位看官要说啦，赵地的局势不就是个危吗，哪来的乱呢？赵国的形势不就是李良杀武臣，张耳、陈馀又逐李良，秦又围赵国君臣吗？不能说这种说法错了，因为史书上确实是这么记的。但张陈何时逐李良，李良何时投降章邯，就是史书上也从来没有讲清楚。根据《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的记载，可能人们会认为张陈逐李良与李良投降章邯是秦二世二年端月之事。但这个认识并不能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因为《史记》没这么记。在《史记》中，秦二世二年端月可以肯定的事只是张耳、陈馀之立赵王歇，而不及其他。换言之，端月只能是张陈二人立赵歇为王的时间，不是击败李良的时间。因此，赵王歇之立，与李良之败之间，没有内在关系。
综合《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这么说，赵国自从秦二世二年十一月武臣死后就一直没太平过。不仅其历史是一团糟，局面也极其错综复杂。比如从武臣死到赵王歇之立期间，时间长达三个月，赵地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就不清楚。赵王歇政权与李良的较量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也不清楚。李良杀武臣后，其实力应该在张耳、陈馀之上。因此张陈二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有本钱立赵王歇；估计在立赵王歇之前，还没有时间与力量攻打李良。相反，李良还会打张陈。于是张陈可能避开李良，重新集聚力量。这里应该有一个防守、相持、反攻的阶段。以赵王歇之立为标志，应该是相持阶段的开始，还没达到反攻的程度。甚至于击败李良的战斗，可能也不是反攻，而是在防御战中取胜，伤了李良的元气。这些过程应该说极其复杂，故司马迁也无法明言李良之败的具体时间，为难言也。（按，秦历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以九月为岁末。这个记时方式一直持续到汉初。）
从李良投降章邯一事来判断，李良失败的时间应该更接近项梁失败的时间。因为李良投降章邯一事，若发生在章邯渡河击赵前，这个行动还是蛮费事的。如果认可这个时间，则李良与赵王歇势力的相持时间长达八个月。那么，在所谓的击败李良之前，赵地应该存在至少三股以上的势力与两个权力中心。三股以上的势力，即①秦武装，②以赵王歇为中心的反秦武装，③以李良为中心的反秦武装，④其他反秦武装。看起来像日本鬼子加国共两党。两个权力中心，即赵王歇与李良。菜九以为李良杀武臣之事，属于反秦武装的内閧，不牵涉反秦立场的改变。这两股反秦武装在内閧的同时，还要应付秦军。而在此期间，以王离为首的秦军可能并没有对赵地的反秦武装造成太大的压力。如果王离大军全力击赵，估计赵国君臣就没有机会取得对李良的优势。但在赵地一团混乱的情况下，王离为什么没有大举进军，一举平息赵地，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这可能与王离部的作战不力有关，也可能与赵地反秦武装头绪较多、让秦军疲于应付有关。赵地除了钜鹿、邯郸地区之外，还是有反秦武装活动的，可以数出来的有司马卬、瑕丘申阳，此二人后分别被项羽封为殷王与河南王。此外还有张耳之子张敖部及常山部队。司马卬击秦是受武臣之派，时间应该与李良击秦相近；瑕丘申阳是张耳的僚属，其独立击秦时间不详，应该是在武臣死后的事。但这两支部队都没有参加最后的钜鹿决战，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脱离项羽联军各自取得战果。估计这两支部队也没掺合到李良与赵歇的战斗中，尽管申阳与张耳有从属关系。为什么没有加入内閧，估计是秦军阻隔在其间。这两支部队的规模，可能与魏王豹不相上下，甚至更强。而李良与赵王歇君臣在内閧的同时，也是对秦作战的，所以作战能力不强的王离部在赵地有点疲于应付。
总之，赵地的情况在端月甚至十一月到九月是缺少记载的，其头绪是不清楚的。其间只记下了齐求救于赵的事，这个事件的时间应该发生在秦二世二年八月前不久。当时的齐王田假派田间前往赵求救，因田假的齐王是在田儋身死、田荣被围的情况下被齐民推举为王的，当时秦军随时会来，齐的武装力量被田儋兄弟带出国，国力空虚，因此就近向赵求援是理所当然的，此举可能也有取得国际支持的企图。而张陈所立之赵歇本身势力不强，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型，同时，张陈等人忙于与李良及秦军作战，估计也没顾得上援齐，或者也派不出人马援齐。可能在田间往赵求援不久，田假等人就因田荣归国，又分别流亡去齐。田假去了楚，田间之兄田角去了赵，估计田角来时还带来了一些人马。于是，齐向赵求援未果，反而援助了赵。至少田角、田间的到来，增强了张陈对付李良的势力。当然，这些也是据常理推测，并作不得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张陈在与李良的争斗中取胜，李良也不会在短时间里败得非常彻底。李良完全有可能收拾残部择一隅继续抵抗，直到山穷水尽才会另谋出路。
但李良失势后不先降已在赵的王离，而要舍近求远降章邯，这事不可解。大概他看出王离对赵作战能力低下，就不那么服气王离，不甘心选择王离投降。是呀，谁愿意向自己一点都不佩服的人投降呢？因此，我们不妨将李良投章邯的时间定在项梁死后，也就是章邯过河之后，李良就一直等到章邯军过河击赵才降秦。《汉纪》卷一记载：“（沛公二年十一月）赵将李良为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袭武臣，武臣死，张耳、陈馀出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当时章邯正忙于击陈胜以解秦腹地威胁，根本顾不上赵地的事。招李良的秦将，应该是王离。当时李良定常山后，击太原，至石邑，遇“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这个秦军应该是从北面边防上抽出来的野战军，其统帅正是王离，与章邯无涉。李良之投降章邯的时间，可能是刚刚丢掉邯郸之后就发生了。正是因为李良的引导，章邯部一过河就拿下邯郸。此后，赵王君臣就忙于四处求援了。
2．楚的战略部署
赵王君臣忙于四处求援时，楚国正处于项梁刚死，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之关头。楚怀王原是项梁为了从民望而树立的一个政治符号，并没有实权。直到项梁战死，怀王才从闲置的盱台走到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开始导演灭秦战事。当时的赵地战局已成为时局的焦点，此前秦已灭魏、破齐、破项梁，此刻赵又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赵被秦灭了，对反秦武装的士气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尽管遭受了主帅新丧之创，楚仍然是唯一能有力援赵的力量。其余诸国，韩还没立起来，魏也只是刚刚开始一点一点地蚕食旧地，燕、齐基本上没与秦军正式较量过，所以赵的救星只能是楚国。所以《高祖本纪》记载：“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这里的“数”字，既表明了请救的次数，也表明了请救的频率，赵地已是岌岌可危，赵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
楚怀王立宋义为上将军一事，后人诟病不少。此事确实有斟酌的余地，但有人甚至提出此举旨在夺项氏之权，这就有点文不对题了。因为楚怀王并不需要用这个办法来夺权，他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表明项羽的军权已经在怀王之手了，无需再画蛇添足加塞个宋义出来。之所以让宋义任事，除了以为宋义知兵之外，还因为宋义原来没有根基、没有自己的班底，容易控制。稍加分析即可看出，楚怀王立宋义这个举措，不过是项梁立楚怀王模式的翻版。由此可见，人的行为模式总是要沿用借鉴前人，而且是最熟悉的前人。而宋义后来碌碌无为且冒出私心来，则是没有料到的事。按楚怀王的军事部署，援赵本身就有决战的意味，根据就是项羽劝说宋义进军的的言辞：“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那么，楚对赵的援军规模就远不止是《高祖本纪》所说的项羽、宋义这一拨人，甚至于沛公本人及其所属部队也一度是援赵军的一部分。《项羽本纪》记同一件事时特意提到“诸别将皆属宋义”，就包含了这个意义。诸别将可指认者约有项羽军、吕臣军、当阳君（即黥布）军、沛公军也包括吕泽军、番君（即吴芮）军、司马龙且军、蒲将军军、共敖军。如此一来，宋义基本上统辖了楚国的全部军队。另外根据棘蒲侯陈武至霸上一事，或其军亦受楚支派。魏豹由楚所立，其部队自然可以受楚支派，因此沛公夺魏皇欣军自将一事，显得非常随意自如。可以肯定，宋义有权调动楚国乃至受楚支持属国的所有人力物力从事作战。《秦楚之际月表》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沛公一栏里有“救赵至栗”的记载，就表明了沛公与宋义的从属关系。中华书局本大概以为刘与救赵没关系，而删去了这几个字，并且没做任何说明，造成很多人根本没看到这几个字。日本人瀧川资言也以为此句为误。实不误。救赵与沛公部至栗确实没有联系，但“救赵”二字却透露出沛公所部也是援赵军的组成部分、从属于宋义这一事实。宋义既然是楚上将军，其对楚的全部武装力量自有全权支配权。或沛公部至栗一事是楚国的全盘部署之一。其时，项羽已杀宋义，则楚之上将军为项羽。沛公部为援赵楚军开辟通道，则项羽北上与沛公南下击栗，两人在途中或能一遇。
确实，沛公在正式西进前的任务，正是为援赵军开辟前进通道。楚怀王派沛公西行的号令是入关，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沛公所部的人马，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楚怀王也未必指望沛公能完成这个任务，但以沛公部的能征惯战，当能对秦军有极大的牵制作用。有了沛公的西进，秦军就不敢死命援赵，而楚的援军却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往赵地。因此，沛公的西进明显有围魏救赵的意图，这表明楚怀王在军事一道上绝非外行。可能因为司马迁主要根据汉方的资料写书，对楚怀王的战略部署也就主要体现在沛公部的运作上。
从沛公部的战争线路，可以看出楚怀王的高明。首先，西略地入关不可能是沛公部的全部使命。根据沛公在鸿门宴上对项羽说“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之辞，其战略分工当是消灭秦朝在黄河以南的军事力量。楚怀王的高明之处或就被这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沛公正式西进前的行动显然包括互有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略魏地，怀王委任沛公为砀郡长，砀郡之地实则为魏地，所以沛公略魏地是履行自己的守土职责。另外，楚怀王令其略魏地，或与沛公以往多在魏地作战熟悉地利有关。此举或有令沛公自战其地、易于建功的目的，而实际效果也确实不错。一是为援赵楚军开辟前进通道，而此通道恰在魏地境内。当时的秦军主力基本上都在赵地，楚怀王以决战的态势倾全国之兵投入搏杀，旨在一举奠定胜局。那么，让沛公部从事这项任务有助于保存楚军主力的战斗力。应当说，这两个任务刘邦完成的很好，基本上实现了楚怀王这战略设想。沛公部不仅攻占了安阳，供援赵楚军进驻，而且前突至成武（或曰城武），战秦东郡之军；至成阳，击王离军，为已行进到安阳的楚军主力开路。可以说，因为沛公部的作战，援赵的楚军主力在渡河之前已完全可以不作任何战斗。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沛公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征是秦二世三年二月之后的事，时间距其领受怀王之命达五月之久。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从怀王处得令，立即拔营西进击秦。而沛公部率先杀到黄河边，也没有立即过河与秦接战，其中应该有楚怀王的明令约束。他的使命就是战河南。虽然很容易就能过河击秦，他也没有这样做。
除了军事部署以外，楚怀王还承担了为援赵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而且相当出色。日后诸侯联军的四十万人，当有一半以上为楚军，否则项羽统辖不住。秦楚决战于钜鹿之时，楚是以少击众，此后兵员骤增，应该是楚怀王募集到的。而为如此庞大的军队提供后勤保障，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日后，楚柱国共敖从南郡方向击秦的武装，也应该是楚怀王派出的另一方面偏师。有道是，楚怀王三箭齐发，秦王朝万劫不复。
项羽杀宋义取得楚军指挥权一事，是秦楚决战的一大转折。宋义的脱颖而出，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怀王重用宋义，是以为其知兵。其实宋义预言项梁之败未必有什么高明。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即使对重大事件说对一句话的事也并不稀罕，如果据此就以为此人高明的了不得，就得不到太多的支持。所以怀王以宋义为楚军统帅，也把宋义置于一胜任不了的境地，他不过说对了一件事嘛，如何能统领数万大军去决战呢。日后，汉击黥布，原安排太子刘盈为帅，张良等人认为是以羊将狼，难以图功。宋义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外行，要对项羽、黥布、蒲将军、龙且等人指手划脚，他还没那个资格，对秦决战可能也没那个胆量。因此，其徘徊不前反而是正常的，勇往直前倒奇怪了。楚怀王授宋义为上将军，实际上是将其置于一无能级上，风光是风光，可惜内心里直打鼓，有点无所适从。宋义滞留安阳时派其子宋襄出任齐相一事，就属于里通外国。为什么这样，无非是其才其德不足以服众，只好搞挟洋自重。看来，宋义对秦作战无胆，搞以权谋私倒是胆子不小。因此，宋义安阳滞留纯属为个人利益打算。他根本不能胜任与秦决战的领导权，只得搞点鬼鬼祟祟的事以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杀宋义属于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而宋义与齐勾结，可能会造成此前投奔楚的田都等齐军身陷危险。所以，项羽杀宋义也使反秦阵营势力未受削弱。此外，宋义所言承秦赵之敝似是当时的某种固定思维，其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则不好验证。根据宋人苏洵的说法，项羽军直捣咸阳也是一种可取的战略。古人也未把宋义乘虚入秦之说简单地视之为畏敌怯战之托词。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义畏战行为的目的在于夺项氏之权。看来，宋义的畏战辩护之辞或大有市场，但未得其实。宋义可以直斥项羽，说明其权力已相当巩固。而怀王之前已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亦表明项羽此时已无权，根本不存在夺项氏之权的因素。因此，其时已不存在夺项氏之权的必要性，自然防项之说为无据。
项羽杀宋义，使桓楚报怀王，正与田臧杀吴广使人报陈胜事相同。而怀王对项羽的处置，亦与陈胜对田臧的处置类似。此事表明，当局者大权旁落之后，对权势人物也无可奈何。项羽取得指挥权后，应该是反宋义之道而行，立即拔营而起，在沛公开辟的通道上快速推进，过河与秦接战。其间，项羽又接纳了田安等齐国武装加入。菜九一直以为，在项羽北上的途中，应该与南下的沛公会过一面，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刘战河南、项战河北的战略分工。从情理上说，沛公的先头部队应该为后续部队提供战场情报，甚至提供渡河的最佳位置，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因此，菜九的推测虽然于史无据，但也不是无稽之谈。
3．号令系统混乱的秦武装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白起王翦列传》
王离的结局居然在事先就被人预言了，这也是奇事。王离之败完全是其无能的结果，也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也正是由于王离的无能，才造成了赵地钜鹿的战事旷日持久，终于酿变成一场决战。
前引《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閒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这个记载不是没有问题的。《张耳陈馀列传》未提钜鹿之围系章授命。至少章邯与王离的关系不应该定为上下级关系。
菜九以为，王离与章邯甚至都没有隶属关系。王离与章邯的关系，有点像刘邦、项羽，刘项早先的军事分工是刘战河南，项战河北。在赵地决战之前，章邯基本上也只战河南，章邯出函谷关，破周章、破田臧、破陈胜、破田儋、破魏咎、破项梁，可谓战功彪炳；反观王离的战河北，则乏善可陈。从情理上看，王的地位应高于章。王离早先为蒙恬裨将，蒙恬下狱，其军归王离统率，镇守上郡，所部三十万大军为秦王朝成建制的精锐之师，非章邯击周文临时纠集刑徒可比。在官爵上，王离应该高于章邯，他是列侯，是上了秦始皇东巡石刻的，秦始皇二十八年石刻上有列侯武城侯王离之名；章邯只是少府。但章邯地位虽低，但因战功赫赫，其在朝廷的权重则不低于王离。地位的崇高与战绩的平庸，造成了王章关系不和谐。尤其是章邯一过河，就拿下邯郸，对王离的刺激非常大。如果他再拿不下赵国君臣，他在秦朝廷也没法混了。因此，钜鹿之战，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章邯接手的。如果章邯是王离的上级，事情就好办多了。这样重要的战事，绝对不能让王离这样的庸人旷日持久地耗下去。如果王离是章邯的部下，像这样的战绩，绝对是要受章邯惩戒的。从张耳求援，到钜鹿决战，时间长达三四个月，王离大军没能拿下钜鹿的表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因章王二人没有隶属关系，章邯也不能把王离怎么样。大概章、王两军是各行其是。章邯击邯郸，王离不与其事；王离围钜鹿，章邯亦未过深介入。《史记》中，章邯在钜鹿一带的存在主要是支持性质，如为王离运送粮饷，威慑诸侯援军。这也表明王离的地位高于章邯。否则，如果章邯可以管辖王离，对王离部负有责任，那么章邯部在钜鹿外所取的这种消极姿态则极不可解。因为钜鹿形势并非单纯围歼，那样章邯部少有用武之地。章邯取消极姿态一事，也说明其与王离无隶属关系，他只负责策应。由于章邯王离之间有着某种微妙关系，所以，章邯在受到项羽统领楚军的连续打击后，便“解而去”，置王离军于不顾。也由于章邯的策应部队撤离，诸侯军才进兵钜鹿，痛剿王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