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汉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人李商隐用这一首《贾生》诗道出了千百年来知识阶层为贾谊鸣不平的心声。在历代士人眼里，汉人贾谊是个怀才不遇的典型。而且他这个才不是一般的才，是一种足以为帝王师的才。为帝王师，为皇帝老爷支招、出谋划策，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何等的荣耀。大概就是因为贾谊，也不知引发了后世多少读书人为帝王师的无限遐想。贾谊生前支了不少招、出了不少谋，但后人公认其招其谋见用者稀，于是便由李商隐来发一浩叹。而为贾谊叹惜并不始于唐人，早在汉代，刘歆就对贾谊推崇备至，其曰：“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而其父刘向更为其深道惋惜，其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楚元王传》）
是不是因为贾谊的才华众望所归以及为其鸣冤叫屈者众，我们就应该认定贾谊受了天大的不公？会不会因为在后世的知识分子眼里，贾谊是他们的同道与榜样，便先有了一定的倾向性，所谓同气相求，在评价的时候免不了会感情用事，不问是非地向着自己人？不能排除这些因素。对这个问题的判研，应该经过充分考察，来看其生前究竟为皇帝出了什么谋，支了什么招，是否当得起后人的如此推崇。经过初步考察，菜九认为，贾谊的所谓遭遇不公，对汉代百姓来说，没准是一件大好事。
那么，贾谊的所谓不遇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得很清楚：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而《汉书?贾谊传》基本沿用了《史记》并下判断道：“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来古人对贾谊的遇与不遇已没了定见，如果客观一点，不妨认可班固的看法，即谈不上遇与不遇。毕竟他出的谋、支的招，是有一些被采用了。而欲其所有的主张都被皇帝接受，那运气也太好了点，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贾谊刚入朝廷，就在朝廷大事中取得话语权，频频为新即位的汉文帝出谋支招。按司马迁的说法，汉文帝即位之初的多项法令都是按贾谊的主张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能算是不受重用。而当时贾谊也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在贾谊短短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干政文字。只要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贾谊的进言无论其怎样千变万化，但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为皇帝好。而为皇帝好，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是不是为天下好，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其变着法子进言的核心就是为了巩固并扩张皇帝的权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进言与历史上的前辈韩非、李斯没什么区别。巴结权势，乃人性使然，孔夫子也说过“畏天命，畏大人”嘛。在《史记》中就有不少出于为当局着想而进言的记载，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坏事多，好事少。因此，每逢菜九看到有人向当局进言，总要戴上有色眼镜看一看，还真看出几个心术不正的家伙，并认定贾谊也是其中的一个。也正是这个贾谊，不知让多少人被菜九扣上了读不懂《史记》的帽子。
菜九印象中《史记》记有几处小人进言坏了人主大节的事大致如下：周公归政成王后，有人对成王说周公想造反，陷成王于不义；有人对陈胜说故旧太放肆，有辱尊严，弄得陈胜众叛亲离，最终兵败被杀；太公家令对太公说，应该对当了皇帝的儿子行臣子礼，太公照此办了，而刘邦受之坦然，坏了皇帝自己的形象。再一个可能就是贾谊对汉文帝进言，但未能得逞。那么，贾谊的进言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让汉文帝削藩，众建诸侯少其力。此事因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而显得非常英明。其实读书人大概忘了，天下之分还是合，在秦始皇并天下时就争论过了。李斯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周王室为什么衰落，原因就在于分封太滥，最终弄得王室本身没力量。而汉人在总结秦亡原因时，则将不分封子弟作为重要原因。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无论分也罢，不分也罢，都有各自的问题和麻烦。换言之，即使按贾谊所说去做，也未必能讨到什么好。大明王朝的建文帝就听了臣下削藩之策，弄得身败名裂。好在汉文帝没听贾谊的，否则什么下场还真不好说。再仔细分析贾谊的削藩建言，其重点是要削汉文帝叔父、堂兄、侄子们的封地，而对汉文帝的子嗣，贾谊的主张却是增加封地（《谏立淮南诸子疏》）。这种主张似乎与他再四强调的末大不掉的吁求相矛盾，其实两种主张的核心是一样的，即玩弄词藻，变着法子扩大并巩固现任皇帝的权限。因此，贾谊的小人特色，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动汉文帝将国家最大的利益划到自己名下。一言以蔽之，贾谊反对各诸侯占地多的主张不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而是要形成怎样让与最高当权者关系最直接的亲属多占地的制度。所以说他巴结权势，一点也不冤枉他。
应该看到，贾谊的这些削藩主张在朝中有很大的杀伤力，得罪的人肯定不少。但他仗着报效最高当权者的拳拳之心，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也许有人会认为，贾谊的这些言辞可能是在私下里说的。但根据其不依不饶的进言劲头来看，他不会对众人有太多的回避，这也是众老臣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原因。一个新进之人，是不是会站到众老臣的对立面？这样做是否明智？天下没有无风险的投机，投机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日后汉武帝朝的江充为了讨得天下至尊的欢心，得罪任何人都在所不惜，连武帝太子都被他得罪而逼反。像贾谊这样求进心切，肯定也会公开自己的主张。如果贾谊也是没完没了地在皇帝面前推行自己的主张，众老臣联合起来反对他正是合情合理的事。而贾谊的进说常常是不顾客观事实危言耸听地胡说一气。比如他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忧民（事势）》）。需知，秦收太半之赋，民不堪重负而反。至汉兴至文帝，始终贯彻了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赋税率约为十五分之一，远远小于孟子主张的十分之二。贾谊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其之所以要将问题讲得严重，无非是想吸引皇帝的注意。
对贾谊的反复进言，人们不妨可以说他报国心极强，但同样也可以说其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盛。阻挠贾谊得势的朝臣，就是持后一种议论。现在人喜欢将贾谊策不受重视归结为保守派势力强大，那些使贾谊不遇的罪魁祸首，即司马迁所记的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往往被后世尤其是被现代学者当做是保守势力。这其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肯定，绛、灌等人确有保守的倾向，而这些所谓的保守势力的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似乎很少有人论及。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反对贾谊的言辞却更切合当时的实际。之所以说以周勃、灌婴为代表的反贾言论也有更多合理的成分，就是萧规曹随原则在起作用。萧规曹随的故事最能体现汉初崇尚无为而治的精髓。联系到贾谊事件，这个故事的意义也非常大。当年汉惠帝责怪曹参不问政事，曹参问，皇帝与高祖相比谁更高明，皇帝说自己不敢比高皇帝；曹参又问，皇帝认为曹参与萧何相比谁更高明，皇帝说似不及萧何。曹参说，这不就结了，你不如高皇帝，我不如萧相国，他们俩定下的章程在运行就行，何必去干涉呢？换言之，刘邦定下来的章程，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臣子们是不想做变更的。他们自己比不了萧何，汉文帝也未必高明过刘邦，为什么要动先帝留下的政治遗产呢？在他们看来，贾谊年少轻进，想哗众取宠，乱祖宗成法，罪无可赦。因为贾谊所论，不过是李斯、秦始皇的陈词滥调，不足为奇。在当时并没有让中央政权受到外在力量的威胁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显然是有违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宗旨的。
汉代秦兴，有识之士就对秦亡之鉴作过总结，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未能封建子弟。贾谊本人也对秦不分封不以为然，他认为：“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属远（事势）》）如此说来，贾本人也是主张封建的。只是贾的进言，是战国以言干进的一套，其用心不外乎窥伺人君的心理，危言耸听，以期能展其才。而贾谊的进言，恰恰违反了汉初的思维定势。殷周分封，中央最终失势，但其仍能延祚几百年，较之秦二世而亡，更为汉人所能接受。在反端未现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要削藩，岂不是弄得天下大乱。而贾谊的一套，恰好是与无为相反而行的，皇帝和大臣不为所动，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忌才。那些老臣所说的“洛阳之人”也是有出典的，即当年的苏秦就是洛阳人，以鼓唇弄舌谋求功名利禄。在这些所谓的保守派眼里，贾谊就是苏秦之流角色，可能这个看法与事实相去不远。
可以断言，贾谊进言的出发点就是瞅准了汉文帝潜在的私心，窥测皇帝人性中的弱点，并激发之，以期一下子能平步青云。以前成王臣子、陈胜臣子、太公家令都是这样讨得当权者欢心的，苏秦、韩非、李斯辈，也正是通过投其所好结最高权力的欢心的。怎奈由于汉文帝英明，他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有很多人，包括菜九一向敬佩的人都以为汉文帝后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这种观点显然是菜九以为没读懂《史记》的。汉文帝后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之前，齐与淮南都因为叛乱，经汉平叛后，被汉剥夺了封爵，土地归汉中央所有，齐与淮南已经不存在了。汉是将自己的土地拿出去分成十个国家，而不是把原有的大国划小，这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贾谊从来没有主张汉把自己的地拿出去分给别人。贾谊就是强调末大不掉，如果没有末，就不存在什么掉不掉的问题。而汉文帝的做法，显然是特地做出些末来，怎么能说是受贾谊影响呢？知识分子的虚妄性，也正在于此——硬要把不是自己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
总而言之，尽管贾谊的主张未被采纳，但汉文帝并没有亏待他，他个人显然还是进言的受益者，否则他凭什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平头百姓，当到了长沙王太傅？这说明汉文帝还是爱惜人才的。但贾谊还很不满足，郁郁而死，这又是何苦来哉，真是天晓得。司马迁将其与屈原同传，是指二者力求报效的执着相似，至于所求是否正当，并没有开展讨论。贾谊的事迹及史公的记载，赚得千百年无数同情泪，却为贾谊本人及司马迁始料未及。菜九以为，史公赞赏的也就是那种追求强烈而已。但强烈不等于好，不等于对这一点，各位看官应切记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