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这一去，从此改写的不仅是他生命的轨迹，更是中国诗坛的历史。从此，中国近代史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少了一位预定的风云人物，文学的殿堂中却闯入了一位标新立异的浪漫大师。
英国伦敦，这座古典优雅的城市以她浪漫而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位来自东方的贵客。志摩迫不及待地去拜访罗素，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罗素早已应梁启超等人之约赴中国讲学去了消息。
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的志摩，站在熙来攘往的伦敦街头不知所措。但对于一向乐天派的志摩来说，失望只是暂时的。很快，他就发现了伦敦这座城市的美好，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念头浮上了心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申请了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惊悉宝贝儿子又从美国跑到英国的老父亲徐申如，真是又愤怒又震惊。但鞭长莫及，他在千万里之外的反对无法挽回志摩的心。徐父只能用沉默来表达对儿子的抗议，于是孤身在外的志摩，一连两个多月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
在新的环境里，志摩虽然以书为友，但毕竟孤身一人。独自漂泊海外的日子，也常常会让他产生强烈的家国之思。他知道家里的反对，只好想尽方法来平息父亲的愤怒。1920年11月26日，他满怀思念给家里写了一封家书。
他在信笺里诉说了自己海外求学的漂泊之苦与对亲人的思念，并慰问了妻子和欢儿的状况。他将自己的可怜一字字灌注在信笺里，问家人可有体会。他希望爱妻可以来伦敦和自己团聚，慰藉自己孤苦的心灵。
聪明的志摩在这封信里细诉衷肠，把自己讲得凄楚可怜，并投其所好，把话题转到父亲引以为傲的儿媳妇身上，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平息父亲的愤怒。
徐申如的愤怒，终于在儿子字字血泪的信笺里轰然冰释。儿子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也让他颇感欣慰。只要他的脚步依然是向着金融界进军的，徐申如就不再干涉。儿子的孝顺与诚恳，也着实打动了徐申如夫妇，于是他们决定早些送张幼仪出国，让他们早日团聚。
为了让父亲也坚信英国比美国更适合自己，志摩还在信中说“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
化解了与父亲的矛盾，志摩便安心在伦敦追求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了。虽然在伦敦“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住处尚是煤气灯而非电灯，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他也丝毫不曾动摇在伦敦求学的决心，一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
正如志摩在家信中所说，他喜欢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初到英国时，志摩就结识了陈源（即陈西滢）。1921年2月，他又结识了来英国考察战后欧洲政治的章士钊。后来经陈西滢和章士钊介绍，徐志摩结识了威尔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国着名作家和学者，其中与威尔斯交往最为密切。
威尔斯是英国文学家、历史着作《世界史纲》的作者。他喜欢写科幻小说和社会小说，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反对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俗，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为社会而创作小说。威尔斯的幽默风趣与平易近人，也深深地吸引了志摩。能够与威尔斯结识，对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志摩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与鼓舞，威尔斯的思想与文风，也在不知不觉中对志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伦敦湿润的空气濡染了志摩天生的灵性。亘古蔚蓝的天空，浮游着几千年沧桑的岁月。通过威尔斯，徐志摩又结识了他的好友魏雷。魏雷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因此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的徐志摩帮了他不少忙，尤其是在唐诗理解和翻译上。对此，魏雷对这位中国小朋友也非常感激。
在共同的话题中，在知心的探讨中，那些开满似锦繁花的记忆氤氲了伦敦的晨雾。美好的时光如树荫下的清泉，一面折射着灿烂的阳光一面潺潺流淌着。
1940年，魏雷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这样说：
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
……
魏雷对徐志摩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这是魏雷眼中的志摩，同时也是朋友们眼中的志摩，更是世界眼中的志摩。
通过魏雷，徐志摩又认识了着名诗人卞因。当时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他的上司就是卞因。当然，志摩与卞因的交往远不如与魏雷深厚，他们只是在文学和诗歌上往来唱和。
与朋友之间的诗来文往，让本就不安分的志摩更加不安分起来。在伦敦学了半年，他又觉得经济学的理论既枯燥又乏味，他大多数的时间是参加伦敦的各种演讲会、报告会。丰富的社会活动，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结识当时社会上的名流。正当“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的演讲会上结识了英国着名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G.L.Dickinson）和他早在国内就仰慕的政坛名人林长民先生。这段深厚的友谊，也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让他越来越向着文学的曙光迈进。
在美国留学期间，志摩就读过狄更生的作品，如《一个中国人的通信》、《一个现代聚餐谈话》等。狄更生是一个慈祥和蔼又风趣幽默的人，他尊崇中国的老子，提倡古希腊的生活，一心向善向真。他的生活态度与对文学的热忱给了志摩深刻的影响。就像魏雷说的那样：“徐志摩一经结识狄更生，就把他当作英国的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一段美好的记忆，时常让志摩留恋不已，他这样回忆说：“英伦的日子永远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思这一段时光，并会忆念到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和你这种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
通过狄更生先生，志摩又结识了新派画家傅来义（RogreFry）先生，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傅来义先生画技高超，为人又心地仁厚，温文尔雅，颇有儒者风度。他对中国的艺术也很感兴趣。与傅来义的交往，志摩了解到了由狄更生先生，志摩又与当时颇有名气的相识并成为挚友。每当志摩来拜访，两人就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中国，谈论艺术，交换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与傅来义先生的交往，各类新派画家诸如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的涤荡中，志摩浪漫、梦幻的思维再度沸腾了。
志摩在给傅来义先生的信中曾这样说：
你宽厚温雅的人格，为我开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我能亲炙那些博大事物和高贵的思想与感情。
……
不久后，志摩又结识了当时着名的作家嘉本特（EdwardCarpenter）。当时嘉本特先生已近八十高龄，但却有着前卫的思想，甚至有反传统的精神。他倡导恋爱与婚姻的自由，喜欢中国茶。在志摩身上，人们也时常能看到嘉本特的影子。他的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自然与人生》等，都有着嘉本特影响的痕迹。
此外，志摩还数次拜访萧伯纳先生，并为萧伯纳先生锋锐的言语，沉着纯正的腔调所深深感动。
后来在志摩离英回国前夕，还有幸目睹了英国着名女作家曼殊斐尔的风采。在英国期间，他对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也很着迷。虽然他们的见面只有短暂的二十分钟，然而就是这短暂的“二十分不死的时间”，却成了历史上永远的定格。
1923年1月9日，年仅35岁英国女作家曼殊裴尔在法国去世。当志摩知道这个消息时，顿时感伤万千，曼殊斐尔的一颦一笑，依稀在他的记忆里浮现。所有的悲伤与哀悼，都化作那一行行用泪水洗过的诗歌里：
……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
没有见到罗素，志摩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他也时刻打探着罗素的行踪。他阅读了罗素1920年6月访苏联以后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一书，顿感热血澎湃，挥笔写下了《罗素游俄记书后》一文，并将它寄回国内发表在了梁启超先生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在文中，他对罗素进行了高的的评价：
罗素世代簪缨，一国望族，其决弃世俗之浮华，研数哲之秘妙，已非常心所可见。方战事之殷，罗素因仁人之心，训和平之德，乃不谅于政府，夺其教席，拘之狴犴。……
将近一年的时间，罗素终于结束了他世界各地的讲学与访问，与他的新婚妻子回到英国。一直渴望与罗素相见的志摩听闻其回国的消息，立即激动地提笔致信罗素，表达了自己对罗素强烈的敬仰之心，并请求相见。
阳光懒散地敷在伦敦古老的城堡上，志摩在激动与焦躁中等待罗素的回音。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终于拜见了梦寐已久的罗素先生。一段友谊在这里悄悄生长开来。志摩更加狂热地崇拜着罗素，所有罗素的演讲、报告会等他都全力参加。罗素因为在战时主张和平，积极反战以及他异于世俗的离婚事件而被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除了名，他横溢的才华、睿智而幽默的语言、桀骜不驯的生活态度，都给了志摩深刻的影响。他为罗素的人生价值观、婚姻道德观以及个人的精神气质深深倾倒：
每次我念罗素的着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我就联想起纽约城，尤其是吴尔吴斯五十八层的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云里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
……
除了那些知名人士，徐志摩还与很多激进青年学者为友。纯洁的友谊，让志摩渐渐淡却了独在异乡的凄苦。那些短暂如同人间烟火的美好时光，绚烂在志摩的记忆里，更绚烂在永恒的历史天空中。
英国的文化与风俗，伦敦的古典与优雅，康桥的唯美与纯净，罗素的精神，雪莱的诗歌，拜伦的浪漫，异域的风情反而让这个漂泊的游子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他迅速地成熟着，蜕变着，在文学的耳濡目染中他渐渐放下了金融之梦，向着自由、浪漫的理想之路远航而去。他的新诗创作，也由这里开启。